一切宗教、藝術和科學都是同一棵樹上的不同分支。其目的都是為了讓人類的生活趨於高尚，使它從單純的生理存在中升華，並把個人引向自由。我們較為古老的大學都是從教會學校發展而來的，這絕非偶然。無論是教堂還是大學——在它們行使其真正的功能的限度内——都是為了使人變得崇高。它們試圖通過傳播對道德上和文化上的理解以及放棄使用暴力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
這一在教會和世俗文化機構之間必不可少的聯合在19世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毫無意義的敵對。然而從來沒有人對為文化進行争鬥提出過疑問，沒有人懷疑這一目標的神聖性，所争論的只是研究途徑。
最近幾十年的政治和經濟的沖突和複雜性已把19世紀最悲觀的人也沒有想到的危險帶到了我們眼前。那時，《聖經》中有關人的行為的訓谕，作為個人和社會的不言而喻的要求被信徒和非信徒們同樣地接受。一個人如果不承認對客觀真理和知識的追求是人的最高和終極目標，他將不會受到尊重。
然而今天我們不得不驚恐地承認，文明社會中人類存在的支柱已經失去了其穩固性。一些曾經優秀的民族屈服於竟敢如此宣稱的暴君：能為我所用的正義才是正義！為真理而尋求真理已不再存有正當理由，也不會被容忍。專橫的統治、壓迫，對個人、信仰和公衆的迫害在那些國家裡公然施行，並被當作是正當的和不可避免的加以接受。
世界上其他國家已經逐漸習慣於這些道德衰敗的症狀。人們失去了反對非正義和支持正義的基本反應——這種反應歸根結底是人類反對堕落至野蠻狀態的唯一保障。我堅定地相信，熱烈追求正義和真理的決心對改善人類的處境所做的貢獻遠勝於精明的政治算計，後者歸根結底只會產生普遍的不信任。誰能懷疑摩西是比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所著《君主論》被普遍看成是權謀的經典。——譯者。）更優秀的人類領袖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人試圖說服一位偉大的荷蘭科學家據波士頓大學的Schulmann教授（此處應指L.A.洛倫茲。——譯者。），在人類歷史上，權力勝過正義。“我不能否認你們的論斷的正確性，”他答道，“但我確實知道，我不願意活在這樣的世界上！”
讓我們像這個人一樣思考、感受和行動，拒絕接受與命運相關的（fateful）妥協。為了保護正義和人類的尊嚴，如果戰鬥是不可避免的，就讓我們勇敢地迎上前去，而不要逃避。如果我們這樣做了，我們不久將會回到那允許我們享受人性快樂的環境。
本文摘自《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僅是一位無可争辯的、偉大的科學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具有高尚精神、深具同情心和責任感的人。在一生中，他無視過威脅，拒絕過總統職位，但從未放棄過對正義和良知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還在為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思索。這本書反映了愛因斯坦的哲學、政治和社會態度，讓我們看到這個偉大的人深沉的精神力量，讓我們相信，曾經有這樣一個血肉之軀在地球上匆匆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