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深陷債務問題困擾，中國前往投資，可以促進歐洲的經濟發展。但是，中國人如果就此頭腦發熱，認為歐洲很需要中國，那就錯了。相反，雙方相比起來，中國更需要歐洲，而不是歐洲更需要中國。
實際上，歐洲最急需的依然是美國能“給口飯吃”，至少是美國在吃幹飯時，讓歐洲能喝上湯，照顧照顧歐洲的利益。
中國經貿代表團在2014年年初曾與歐洲多國簽訂了超過200億美元的經貿大單，以至於不少歐洲媒體把中國經貿代表團稱為“財神爺”。
中國向歐洲大撒金錢，加上歐洲部分輿論的客套話，很多中國讀者由此產生了“恩主”的心態，以為中國對歐洲很重要，甚至沒有中國資金，歐債危機可能解決不了。在這裡我要告訴讀者，讀者若懷有“恩主”心態是很有害的，部分歐洲媒體是由當地華人開辦的，有些奉承中國的味道，聽聽就算了，千萬不要當真。
我必須告訴讀者一個你所不知道的事實，那就是中國對於歐洲而言，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重要。中國只是歐洲的甜品，而不是主菜。相比之下，中國更需要歐洲，而不是歐洲更需要中國。
歐洲最需要的不是金錢
歐洲現在最需要的不是錢。雖然2009年爆發歐債危機後，幾個歐元區國家如希臘、葡萄牙等國債台高築，讓人覺得他們很窮。但是，請讀者註意，存在危機的只是歐元區的三四個國家，而且，與中國的國富民窮相比，歐洲國家普遍是國窮民富，窮的只是政府，很多民衆富裕的很。尤其是歐洲那群善於藏財、不愛出風頭、非常低調的有淵源的家族和有實力的名門望族，他們的財富簡直是富可敵國。
列一組數據讀者看了就會明白。拿這次與中國簽訂了近100億美元大單的德國為例，德國2013年的國民積蓄約為3.5萬億歐元，相當於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2013年GDP的一半。在過去20年裡，德國政府財政收入逐漸減少，國家財富縮水了8000億歐元，但德國民衆的私人淨資產總和卻大增，超過4萬億歐元。
所以，歐洲人並不窮，中國資金他們是需要的，但解決不了他們的債務問題。一些中國人前往歐洲大量購買房產，推高歐洲房價，更是惹得不少歐洲人反對。為什麼呢？那是因為錢並不是解決歐債危機的辦法。IMF首席經濟學家佈蘭乍得（Olivier Blanchard）就曾為此寫過一篇“檢讨書”。他說，在希臘爆發債務危機初期，IMF給予希臘資金援助，同時要求希臘政府要撙節開支、量入為出，希臘政府照做了，但第二年，希臘的經濟更差，債務更嚴重。
為什麼會出現給錢債務更重這種情況？在這裡我要告訴讀者，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愛爾蘭等歐洲國家之所以爆發債務危機，主要是因為這幾個國家與其他歐元區國家的單位勞動成本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這個差異為上述五國帶來了非常大的風險溢價（Risk Premium）問題，會導致資本向安全國家大量外逃，由於資本不願在上述五國逗留，才導致政府資不抵債，引發債務危機。
由於勞動成本遠不如身邊的“富兄弟”，相應地上述國家的勞動力投入就會減少，嚴重損害經濟，令歐洲部分國家陷入死亡螺旋。被譽為“新商業週期理論之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愛德華·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曾發表一篇論文《為什麼美國人比歐洲人更勤奮？》（Why Do Americans Work So Much Than Europeans？）。他在文中表示，在商業週期中，勞動力的投入只要減少3%，就足以引發嚴重的經濟衰退。而一旦經濟衰退，政府稅收就會逐步減少，財政收入越差，政府投資金額就越少，反過來又會導致經濟的進一步衰退。
因此，歐洲國家要解決歐債危機，急需的並不是錢，而是人才。
陷入債務問題的歐洲國家，需要的是專門的人才來有效利用、規劃和管理資金。對於這點，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諾伯特·沃爾特（Norbert Walter）曾給出非常具體的建議，認為希臘應該任用來自美國的反腐人員、來自意大利的稅收專家、來自德國的私有化專家以及來自西班牙的旅遊專家，只要這些專家願意移民到希臘，提高希臘的技能水平和收入水平，資本就會有信心留在希臘，該國的債務危機就能迎刃而解。
沃爾特還認為，如果歐盟的勞動力流動性增大，並能更有效地進行管理，不但債務危機可以解決，歐盟未來10年的經濟還能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長。由此可見，沃爾特的建議和“得人才者方能得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
美國才是歐洲的救命稻草
歐洲最需要的其實是美國，不是中國。美國在2014年年初開始縮減QE政策後，由歐洲人把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席拉加德就非常緊張，多次呼籲甚至是請求美國放緩縮減QE政策的進度。
歐洲為何如此關心美國的QE政策？一是因為美國的貨幣政策對歐洲非常重要，美國持續削減QE政策會導致大量美國資金從歐洲“班資回美”，歐洲股市、匯市乃至經濟在外來資金撤退的影響下，震蕩難免；二是因為歐洲自己也推行QE政策，以此刺激經濟，在美國縮減QE政策的情況下，歐洲實施QE政策，會導致美元升值、歐元貶值，不利於美國的出口，那麼歐洲的QE政策必定會招致美國的大力阻攔、破壞。
所以，在QE政策問題上，我可以毫不誇張地告訴讀者，歐洲實際上是在希望美國“給口飯吃”，至少是美國在吃幹飯時讓歐洲能喝上湯，照顧照顧歐洲的利益，而不是美國自己想什麼時候結束QE政策就什麼時候結束。尤其是希望美國能不那麼快就加息，否則的話，歐洲推出QE政策所印的錢會流向高息的美國套利，而不是留在歐洲推動經濟發展，歐洲QE政策的效果無疑會大大減弱。
相比之下，問讀者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中國人民銀行無論是加息或減息，還是提高或下調存款準備金率（RRR），歐洲或者IMF有沒有緊張過？
不但中國的貨幣政策對歐洲的影響不大，甚至是中歐的貿易對歐洲的影響也沒有美國的大。有讀者不信是吧？別急，我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這次中國經貿代表團去歐洲呼籲中歐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議，歐盟的回複是“同意考慮”，歐洲的言下之意是這個協議不急著協商。但另一邊廂，歐洲卻和美國緊鑼密鼓地進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簡稱TTIP）的談判。
為什麼兩者差別這麼大？原因很簡單，美國能帶給歐洲更大的利益。美國是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是第二大貿易夥伴。世界貿易組織、倫敦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如果TTIP能成事，美歐將會成為全球產值最大的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簡稱自貿區），到時歐盟出口美國將會再增長28%，也就是每年額外賺取1870億歐元的外匯；美國屆時增加到歐洲的投資總額，將是所有亞洲國家總投資總額的3倍，並為歐洲提供大約1500萬個工作機會。
看了以上的例子，如果你是歐洲，你覺得美國和中國誰對你更重要？答案不言而喻了吧。
中國要多向歐洲學習
很多讀者到現在還沒有明白的是，這次中國經貿代表團前往歐洲所購買的產品，例如飛機、高科技商品，絕不是去歐洲“施舍”金錢，而是去買中國自己生產不了同時又急需的產品。
這就好像我肚子餓了，想吃包子，因此出去買個包子吃。難道我可以對賣包子的人說，我買你的包子，所以我是你的財神爺，是你的恩主嗎？
因此，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很殘酷的現實，中國不但不是歐洲的“恩主”，還應該視歐洲為“老師”。除了高科技產品、環保技術外，中國政府推行的政策，需要向歐洲學習的地方太多了。
例如在中國國企改革方面，中國就需要向歐洲學習。歐洲在1957年推出《羅馬條約》，雖然在該條約内，煤炭、鋼鐵和銀行等行業都掌握在國家的手中，這和中國當前的情況很相似，但是《羅馬條約》還建立了内部市場規則，這一方面可以保證不管是國營還是民營企業，都可在市場原則的環境下經營，另一方面則是對各經濟領域進行更多的政府監督，避免出現形成壟斷或寡頭壟斷。
《羅馬條約》的成功經驗告訴中國政府，國企改革，不是任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而是要對經濟領域進行更有效的監管、構建更強的監管框架以防止壟斷，從而真正地保護消費者，保護市場中的民營企業。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曾在著名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上預言，到204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占全球GDP的40%，歐盟則只占5%。雖然屆時，歐洲、中國的經濟實力很可能像福格爾預測的那樣此消彼長，歐洲爆發歐債危機也值得我們汲取經驗教訓，但是常言道“三代才能培養一個貴族”，中國從一個有錢人成為一個貴族，要走的路還很遠。中國應當更多地將底蘊深厚的歐洲視為路途中的導師，而不是想當然地以為中國是歐洲的“恩主”。
本文摘自《美國退出QE之後的世界》
本書對這些大衆非常關心以及關系到切身利益的經濟現象進行了深度剖析，既不大量羅列經濟學理論，也不堆砌數據，而是誠實地呈現許多被“主流”聲音刻意回避的事實，讓讀者清楚地看到量化寬松政策改變全球各地經濟和社會的來龍去脈，看清經濟新形勢，並正確應對沖擊，從中抓住機遇，改善自己的財務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