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通貨膨脹時期，大家就頻繁引用弗裡德曼“通脹是一種貨幣現象”的名言，這給人一種感覺：弗裡德曼是主張“貨幣緊縮”的，貨幣主義是一種“緊縮主義”。如果你這樣理解就完全錯了，恰恰相反，弗裡德曼最大的成就是發現了“緊縮的危害”，他本人是主張在經濟危機時實行“寬松貨幣”的。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實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就是根據弗裡德曼的貨幣主張提出的。
“量化寬松”一詞是由日本央行於2001年提出的，是指央行向銀行體系註入超額資金，讓基準利率維持在零。“量化寬松”和一般的寬松不一樣，它是在一般的寬松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無效的情況下，也就是利率降為零或近似於零的情況下，中央銀行以在金融市場購買中長期證券資產的方式直接向不同的市場主體提供大量的流動性。不同於一般的貨幣政策寬松，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來源於對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争論。很多學者，包括弗裡德曼、伯南克和羅默等人，對其進行了詳細地研究，他們都認為量化寬松政策在傳統貨幣政策無效和世界經濟總體惡化的情況下，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唯一有效的方法。
弗裡德曼曾說過：“央行為遏阻通貨緊縮，可派出直升機從空中撒下鈔票。”伯南克在擔任美聯儲主席前也曾借用這個比喻，後來還得到“直升機本”的昵稱。謝國忠曾在其文章《新一輪量化寬松之禍》中也說“伯南克是弗裡德曼的忠實追隨者”。
弗裡德曼在其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美國貨幣史》中回顧了美國19世紀至20世紀的貨幣政策史，指出貨幣政策對美國的大蕭條有重要影響。弗裡德曼指出，大蕭條時美國政府已知道貨幣政策十分重要，故大力提高貨幣供應以求刺激經濟，但結果毫無效用，後來政府轉為奉行凱恩斯學說，相信政府增加開支可刺激經濟。
弗裡德曼在書中指出，“當時政府對貨幣供應的定義錯誤，只看現金及支票存款(即M1)，而當時M1的確上升，但其實當時儲蓄存款不斷下跌，結果令貨幣供應M2不斷下跌，這才是經濟大蕭條的主因”，這就否定了“貨幣供應對經濟不重要”之說，因此主張更大的貨幣供應，這也是“直升機撒錢”理論的由來。
當然我在這裡只是說明一個事實，而不是贊同他的觀點，美聯儲相信可以通過其政策打破這種惡性循環。QE3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說服企業部門相信美聯儲將通過不設限制的量化寬松政策推動經濟好轉。如果企業部門相信美聯儲能夠成功，它們現在就應當進行投資，從而創造良性循環。QE3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信心把戲，如果市場相信，就能達到目的。
凱恩斯為什麼反對“發貨幣”？
關於拯救經濟危機的辦法，“發貨幣”是很容易想到的一個方法，但凱恩斯是反對這樣做的，因為他認為“發了也白發”，為什麼呢？凱恩斯認為存在“流動性陷阱”，也就是流動的資金都到了“陷阱”裡，貨幣根本就“流動不起來”。也就是說，經濟之所以發生危機，原因不在於“貨幣的多少”，而在於“貨幣的不流動”，“讓貨幣流動起來”才是關鍵。
凱恩斯說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因為大家都沒有信心投資，也沒有信心消費，在這種情況下發行貨幣是不管用的。
與“流動性陷阱”相對的還有“流動性過剩”的概念。“流動性過剩”就是貨幣流動得太快，人們傾向於投資和消費。當然，無論是“流動性過剩”還是“流動性陷阱”，都與貨幣的多少沒關系，而反應的是“貨幣流動”情況。一般經濟繁榮時，人們信心倍增，容易出現“流動性過剩”；而經濟蕭條時，人們缺乏信心，容易出現“流動性陷阱”。凱恩斯確實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是真懂經濟的。
在2008年爆發的本輪全球經濟危機中，美國採取了弗裡德曼的方法，搞“貨幣寬松”，但是效果不好，反證了凱恩斯的說法是正確的。而一些中國經濟學家，比如許小年教授將“量化寬松”說成是凱恩斯的政策，是錯誤的，凱恩斯是反對發貨幣的，凱恩斯認為“政府投資”比“發貨幣”有效。
同樣是大蕭條，一個經濟現象可以分析出兩個數據，一個是貨幣供應量在增加，一個是貨幣供應量在減少，那到底是在增加，還是在減少呢？弗裡德曼無非是玩弄了一個概念遊戲，將純粹的“印鈔票”的貨幣供應，延伸到了“廣義貨幣”的供應，於是用另一個定義得出了貨幣減少的結論。
這裡面還有幾個問題，更值得分析。
第一，大蕭條時，根據M1的上升得出了貨幣主義無效的結論，而弗裡德曼根據M2得出了貨幣有效的結論。但我們先不管有效還是無效，只看這種得出結論的方法對嗎？大蕭條能否緩解，經濟能否恢複，是多種因素決定的，為什麼就必然與貨幣供應量挂鈎？經濟的增長或衰退與貨幣只具有“相關”關系，而無必然的“因果”關系，這種將“相關性”當成“因果性”的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至於其結論是否正確，根本就不值得讨論。這也就是“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的問題，如果沒有“程序正義”，“結果正義”也是不存在的。
數據只能說明數據，其餘什麼都說明不了，而實證主義者的錯誤往往就是以數據為基礎，推出“數據之外，與數據並無因果關聯”的結論，所以他們的結論當然是不正確的。比如一個人體重增加，你可以說他胖了，但你不能就此認為這個人營養好，也可能是缺乏鍛煉或是其他原因；同樣一個人瘦了，你也不能說他“缺乏營養”，也可能是鍛煉的結果，而根據體重對胖瘦做結論本身就不嚴謹，或是不對。比如兒童的體重增加就跟胖瘦關系不大，很可能是長高了。實證經濟學家們最常見的錯誤，就是看到一個人胖了，馬上就得出一個營養過剩的結論，這其實是非常可笑的。
弗裡德曼觀察到，盡管基礎貨幣在增加，但是儲蓄和廣義貨幣在減少，所以他主張印錢。那麼印錢管用嗎？居民儲蓄減少是因為經濟蕭條，如果經濟能夠恢複的話，居民儲蓄自然就會增加。印錢能增加居民的儲蓄嗎？當然不能，因為任何政府都不能直接將錢發給居民。
第二，廣義貨幣的另一來源是企業貸款導致的“派生存款”。印錢可以讓企業增加貸款嗎？當然不能，貨幣是可以循環使用的，只要基礎貨幣在增加，銀行就不缺錢，企業家就不難借到錢。政府能直接印錢給企業家嗎？當然也不能！所以弗裡德曼的理論是徹底錯誤的。
要讓居民儲蓄增加和企業家敢於貸款，應該怎麼辦？還得用凱恩斯的方法，政府增加投資，為居民創造就業崗位，或是政府投資，企業從政府那裡獲得訂單，因為政府是不直接從事生產的，政府投資都會全部轉化為企業的訂單，企業有了訂單當然就敢貸款生產了，這樣居民的儲蓄和企業的貸款才能上來，廣義貨幣才能增加，這才是經濟運行的真正規律。
本輪全球經濟危機之後，美國採用了弗裡德曼的方法，中國採用了凱恩斯的方法，結果，美國廣義貨幣沒有升高，中國“廣義貨幣”增加的非常快，甚至“中國廣義貨幣M2的數量超過美國”，成為中國大小媒體最熱衷炒作的一個話題。
“提升廣義貨幣”是弗裡德曼一直夢寐以求的，但用他的方法反而達不到效果，而凱恩斯從來不追求“廣義貨幣”的增長，而用凱恩斯的方法，反而達到了廣義貨幣的增加，這就是經濟學的微妙之處，也是經濟學神奇的地方。
將“量化寬松”稱為凱恩斯主義政策，是對經濟學的無知
弗裡德曼是學統計和精算的，本身是個數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這位數學家以自己的數學思維來指導經濟：貨幣過少，那就多發貨幣，這其實是典型的“加法思維”。而凱恩斯主義的背後是“乘法思維”：政府投資可以通過“訂單轉化”帶動企業投資，而政府和企業的投資都可以通過工資轉化為消費，從而帶來經濟的全面增長，這種全面增長又會帶來新一輪的投資和消費的增加。
這就是凱恩斯反複強調的“乘數效應”，這樣看來，凱恩斯更像是一個精明的數學家。“乘數思維”也確實比“加數思維”更有效，看來弗裡德曼這個數學家確實被凱恩斯這個外行給“逆襲”了。
要想達到一個經濟目標，最直接的方法，看似簡潔，但往往達不到效果。經濟學就是要分析事物背後的邏輯關系，發現其中的真實規律，再採取正確的手段，而這豈是那些信奉“直線思維”的數學家們能理解的。
實證主義者就是這樣一群喜歡玩弄數字，不講邏輯的“直線思維主義者”，他們的思考方法單維、定向，視野局限，思路狹窄，缺乏辯證性，而又喜歡走捷徑。這也是所有進行規範研究的人瞧不起他們的原因。
弗裡德曼的核心理論是“單一貨幣規則”。大家知道，貨幣政策調整，主要有兩種手段，一種是利率調節，也就是貨幣價格調節，一種是貨幣數量調節。弗裡德曼的所謂“單一”其實就是“只調節貨幣數量，不管貨幣價格”。調節貨幣數量是根據一個固定的公式，而不管現實的經濟狀況。
美國在套用弗裡德曼的貨幣發行公式時，起到了“超發貨幣”的作用，因為弗裡德曼的貨幣公式裡有個“通脹加數”，結果是貨幣發的多，通脹越高，下次發行的時候，加上一個“高通脹加數”，貨幣就發的更多了。依此循環，貨幣越發越多，最後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慘敗，美國的滞漲就是這麼來的。
“滞”是因為高利率，“漲”是因為貨幣發的太多。1979年保羅·沃爾克擔任美聯儲主席後，弗裡德曼的主張就被廢掉了一半，等格林斯潘上台後，“單一貨幣政策”就徹底被廢除了。2003年，弗裡德曼也承認自己的核心理論“單一規則”從來就沒有成功過，但他表示，還會繼續推動。
不過“單一規則”是不可能再有機會實行了。弗裡德曼之前，或是弗裡德曼之後的貨幣政策都是以“控制利率”為主，“控制貨幣數量”一般被認為是猛藥，很少用。弗裡德曼單一控制貨幣數量的主張，連哈耶克都瞧不起他，說他只是古老的貨幣數量論而已，毫無新意。但是弗裡德曼玩弄“貨幣魔術”的主張並沒有讓很多人放棄嘗試的念頭，比如前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
有人將美國在本輪全球經濟危機中實行的“量化寬松”稱為凱恩斯主義政策，這是對經濟學的無知，美國的“量化寬松”是典型的弗裡德曼貨幣主義，這些人之所以犯這些低級錯誤，是因為他們聽說凱恩斯主義是“幹預主義”，所以將所有的幹預都稱為凱恩斯主義，但這些人不知道的是弗裡德曼也是個“幹預主義”者，只是他的幹預理論與凱恩斯不同，凱恩斯是“財政幹預主義”，弗裡德曼是“貨幣幹預主義”，凱恩斯主張通過政府支出彌補私人支出的不足，而弗裡德曼則主張通過“撒錢”擴大私人消費。
結果是，弗裡德曼被證明是錯誤的，在經濟蕭條時，大家首先缺的是信心，從來就不缺錢。大蕭條時，大家誰有信心投資啊，所以前任總理溫家寶提出“信心比黃金更重要”，這是有道理的。另外，大家即使想投資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機會，因為只要發生經濟危機，肯定是生產過剩，即使現在的經濟危機不再直接表現為制造業的“生產過剩”，而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從根本上仍然是生產過剩。比如，美國這次經濟危機就是因為房地產過剩。房地產過剩，房子賣不出去，就想出各種辦法，鼓勵沒有收入的窮人買房，最後窮人還不起貸款，演變成了次貸危機，又擴散成了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國家債務危機。但從源頭上看，還是生產過剩的問題。
我的結論是：弗裡德曼並非“貨幣緊縮”的支持者，而是“貨幣寬松”政策的發明人。
本文摘自《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
《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系作者對西方經濟思想史、發展經濟學、貨幣理論、福利社會理論等深入研究，以及對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微觀經濟現象常年跟蹤觀察後，嘔心瀝血的一本“經濟學清本溯源”之作。在書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亞當·斯密並沒見過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是反諷”等一般大衆因被中國主流經濟學輿論渲染後，得出的錯誤認知；而後，針對認為錯誤的經濟學原理和各國改革經驗，進行批判，比如“打敗腐敗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會”等；再之後，針對當下全球經濟現象進行鞭辟入裡、獨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業家”等結論；最後，對中國經濟學界當下的輿論環境進行辛辣地批評，並得出“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旁落”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