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手”是哈耶克晚年接受訪談時親口承認的，形容自己的稱呼，頗為傳神。
哈耶克忽悠了中國一代人，許多學者都拿哈耶克進行忽悠。那麼，哈耶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哈耶克一生的悖論很多：他終生反對社會主義，但他的經濟學思想卻是來源於馬克思；他一生反對道德與社會正義，而他卻曾是芝加哥大學的道德學教授；他30多年不研究經濟學之後，卻獲得了半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反對福利社會，但卻因為芝加哥大學給的退休金太低而辭職；他的成長受到日耳曼文化的滋養，而他卻一直為融入英美主流社會而努力。哈耶克有著嚴重的道德瑕疵，一生為保守派機構充當學術打手，而且反智、反文明，這樣一個人竟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偶像。
另一個版本的“哈耶克大戰凱恩斯”
哈耶克在大學期間主要學習了三個專業，分別是心理學、經濟學和法律，這三個專業也影響了他的一生。哈耶克早期研究經濟學，後半生研究法律，但貫穿始終的是心理學，他的每個著作都散發著心理學的魔力。
哈耶克的一生，也是一個移民在異國努力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哈耶克出生在原奧匈帝國，這是當時在面積上僅次於沙皇俄國的歐洲第二大國，在人口上也僅次於沙皇俄國及德意志的歐洲第三大國。但他在英國待的時間最長。
哈耶克進入英國時，凱恩斯早已是威望甚高的經濟學家，而哈耶克只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子。哈耶克進入英國後，一邊利用通信的方式與凱恩斯交流學術觀點，希望得到凱恩斯的提攜，另一方面卻寫文章攻擊凱恩斯。
其實哈耶克做的事情和很多公關公司的人是一樣的，就是專門寫攻擊競争對手的文章，找地方發表，也就是充當最低級的槍手。中國研究哈耶克的專家，複旦大學韋森教授在其文章《重讀哈耶克》中，就有這樣的叙述，“哈耶克晚年一次訪談中親口承認，正是倫敦經濟學院的院長羅賓斯先生看不順眼凱恩斯在劍橋的風光和日益俱增的理論影響，才專門從奧地利請當時只有35歲的小夥子哈耶克來倫敦，做對付和批判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槍手’。”文章中用的“槍手”一詞，確實恰如其分。
針對哈耶克的攻擊，凱恩斯認為：“哈耶克並沒有帶著‘善意’讀我的書。假如他確實有善意，那他起碼也沒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確。顯然，有一種激情驅使他挑中了我來發動攻擊，但我搞不明白，這種激情到底是什麼。”
其實哈耶克挑戰凱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於，他認識到通過挑戰凱恩斯，可以迅速地在英國經濟學界確立自己的位置，而後人認為當時的哈耶克是受到了羅賓斯的慫恿。後人總喜歡將哈耶克與凱恩斯的這段交往稱為“論戰”，其實這不過是一個知名學者對學術青年的答疑解惑而已。
其實凱恩斯對哈耶克的經濟學著作評價甚低，凱恩斯認為“哈耶克的經濟學代表作《價格與生產》是他讀過的最為混亂不堪的東西，從第45頁往後，幾乎沒有一句健全的命題。他的書證明了無情的邏輯學家如果從一個錯誤的命題出發，最後會以‘進瘋人院’而終結”。凱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寫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寫道：“依然是胡言亂語的混亂的大雜燴。”
事實上，對哈耶克評價很低的不僅僅是凱恩斯，就連哈耶克非常好的朋友弗裡德曼在談到哈耶克作為專業經濟學家的表現時，也說：“我非常贊賞哈耶克，但不贊賞他的經濟學。我覺得《價格與生產》是一本漏洞百出的書。我覺得他的資本理論著作簡直無法卒讀。”凱恩斯和弗裡德曼對哈耶克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專業經濟學界對哈耶克經濟思想的評價。
哈耶克的經濟理論其實來源於對馬克思經濟思想的演繹，畢竟在當時的德語世界，馬克思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初到倫敦經濟學院時，哈耶克就講授《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的課，這對哈耶克影響很大。哈耶克在他的講課筆記中稱贊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卷》，在他列舉的參考書目中也突出了該書。哈耶克認為馬克思“理論體系的這一部分所具有的異乎尋常的邏輯連貫性，足以使作者跻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這一部分確實是無可挑剔的”。
通過對思想源流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貨幣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所持的看法，更接近於馬克思，而不是貨幣主義者。哈耶克在《價格與生產》中談到自己的商業週期理論時說：“前幾講闡述的商業週期理論的核心觀點並不是什麼新東西。產業波動本質上是由資本設備的交替性擴張－收縮構成的，人們經常強調這一點……在德語文獻中，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爾·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
經濟學分析家邁克爾·佩爾曼認為，馬克思認識到了，“信用乃是導致經濟混亂的核心因素……馬克思將他對信用的分析整合進他的經濟理論中。將這一分析聯結起來的關鍵，就是虛擬資本的概念”。——沒有真實儲蓄作基礎，而由貨幣體系創造出來的資本。佩爾曼概括了馬克思的理論：“虛擬資本對價格信號的擾亂越嚴重，人們越是無法得到有關經濟的重要信息。關於生產活動的決策就越來越與其基本結構脫節。這會對經濟構成壓力，而這種壓力卻是看不見的。”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
哈耶克在《價格與生產》中也曾提到過馬克思的這一思想，他說：“19世紀上半葉，這樣的理論曾一度極為盛行，‘虛擬資本’是當時的財經記者經常使用的一個詞，他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們這裡所說的觀點。‘虛擬資本’被創造出來，使企業活動無法維持，或使新企業無法完工，最後，這些企業就倒閉了。”
非常客觀地講，馬克思雖然認識到了虛擬資本對價格信號的幹擾，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對這一問題進行展開，也並沒有將其看作是經濟危機最主要的根源，這裡面當然是因為馬克思更看重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而對這些枝節不那麼在意。
實事求是地講，哈耶克的經濟週期理論比弗裡德曼的理論要準確，哈耶克強調的是貨幣價格對經濟的影響，而弗裡德曼強調的是貨幣數量，兩相對比，顯然貨幣價格對經濟的影響要遠遠大於貨幣數量對經濟的影響。但中國的哈耶克主義者們很少提及哈耶克的這一點，他們對哈耶克主義的闡釋錯漏百出。
“致命的自負”
不過哈耶克很自負，他曾對妻子提到，在凱恩斯去世後，他可能就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了。然而，曾做過哈耶克助手的庫爾特·洛伊貝和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茲拉賓格爾卻寫道，哈耶克的研究僅僅“在短暫的時間中沾了凱恩斯的新觀念的光，因而才成為學術界關註的東西”。
另外，《通往奴役之路》在歐美的銷量並不好，也沒有給哈耶克帶來意想中的名望和收入。《通往奴役之路》剛出版的兩三年賣出了10萬本，哈耶克得到了3萬美元，但從20世紀40年代後期一直到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哈耶克在這期間從書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稅沒有一年超過5000美元。一位記者在1975年寫道，“如果有哪年達到5000美元，就算很多了”。
1950年，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後，哈耶克的頭銜變成了社會與道德科學教授，這有點步亞當·斯密的後塵，因為斯密曾經是位“道德哲學教授”。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學任教至1962年，在那裡，他寫出了《自由憲章》。哈耶克最後因為財務方面的原因，離開了芝加哥大學。因為芝加哥大學要求的退休年齡非常早，而且退休金也很低。按這個規定，哈耶克還有兩年，也就是到1964年就該退休了。
哈耶克來到德國，接受了弗賴堡大學的一個教職。在此，他的註意力逐漸轉移到探讨和闡述經濟社會行為中的“自發秩序”。哈耶克開始重建自由主義社會理論，提供了一種自由的個體間進行社會合作的洞見。
哈耶克在《法、立法與自由》中提出了他認為人類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將地方政府轉變為準商業性公司，讓他們為争取公民支持而展開競争。他們不得不提供一種實現收益－成本平衡的方案，從而使他們管轄區域内的生活至少跟別的地方一樣吸引人……將政府絕大多數服務活動的管理權重新交還給較小的治理單位，很有可能促使某種社群精神的複興。”在一次訪談中他又說：“我傾向於將更多權力交給地方當局，而不讓中央政府擁有這些權力，因為公民可以用腳投票，迫使地方政府按公民的意願行事。”
自發秩序的概念是哈耶克最偉大的理論貢獻之一。但自發秩序的術語並非哈耶克發明，這一觀念來源於老子的《道德經》。哈耶克認為老子的《道德經》中“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兩句話，是對自發秩序理論最經典的描述。1966年9月，哈耶克在東京做《自由主義社會秩序諸原則》的演講，談到“自發秩序”理論時，激動地反問道：“難道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嗎？”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老子的“無為思想”對哈耶克有著很深的影響，哈耶克對老子思想也熟悉到了信手拈來的地步。
哈耶克真正開始在媒體上出名是1972年。這一年，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出版了由蘇達·謝諾伊編輯的《處境比預料的艱難：凱恩斯的通貨膨脹遺產》平裝本，裡面收錄了哈耶克的思想，使他又現身於大衆思想舞台上。很多大衆媒體和學術刊物都對這本書發表了書評。《處境比預料的艱難：凱恩斯的通貨膨脹遺產》這本書產生的廣泛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幫助哈耶克獲得了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沒有料到，諾貝爾獎會頒給哈耶克。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幾乎被完全遺忘了。他最後發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憲章》，出版時間是在遙遠的1960年。此後十幾年來，哈耶克生活在英語世界之外。而且大約有30年，他都沒有寫過經濟學方面的論述。從某種程度上說，諾貝爾獎是鬧了一個笑話，但是本質卻不是這樣。
當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正處於最危險的對比之中。20世紀70年代的前蘇聯正處於最鼎盛的巅峰時期，其核力量也由美國的1/6上升至超過美國，成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而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卻陷入社會“滞漲”之中：歐洲不僅出現了年輕人領導的“文化革命”，政治革命也在醞釀中，歐洲的大多數國家和第三世界正紛紛走上蘇聯的道路，或者“芬蘭化”——非共產主義國家卻採取蘇聯政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搖搖欲墜，而且當時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動搖，他們不再相信資本主義，而是開始傾心社會主義。這時候諾貝爾獎不得不將被雪藏30多年的哈耶克再次請出來。
哈耶克也許不能挽救資本主義，但其對社會主義的“妖魔化”，也足以讓資本主義再抵擋一陣子，如果再加上諾貝爾獎多年積累的公信力，達到這一點並不難。而諾貝爾獎也繼1970年將其文學獎授予索爾仁尼琴之後，再一次進行了政治投票。
1974年，索爾仁尼琴和哈耶克同時出現在了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哈耶克將《通往奴役之路》的俄譯本送給了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看過《通往奴役之路》後給哈耶克寫了封信，他說“幾乎無法相信，一個沒有在俄羅斯生活過的人，卻能跟自己一樣清楚地看清社會主義的後果”。
觀念要發揮影響，未必需要大量讀者閱讀過記載這些觀念的書；而獲得最高層次的影響，則一定需要某些掌握實權的群體來閱讀，並贊成這些觀念的書。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輕時在奧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時期在英國度過，又在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待了十幾年，最後，在撒切爾夫人執政後，哈耶克才在英國大為出名。
撒切爾夫人公開表示推崇哈耶克，當她1975年成為英國保守黨主席，特別是1979年當選英國首相之後，哈耶克在英國的聲望更是與日俱增。大衆媒體把哈耶克視為撒切爾夫人的幕後大佬，人們不敢直接批評撒切爾夫人，而是將矛頭指向了他：“哈耶克是這屆政府制定的政策的背後鼓動者，這種政策將使失業人口達到200萬，導致衆多企業破產，階級戰争將會再次降臨。”
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擁趸撒切爾夫人即成為英國保守黨主席，雙重身份使他更容易卷入英國的公共政策辯論之中，比如出版多種小冊子、發表評論文章，等等。哈耶克認為英國成為一個富強、重要的國家就必須打碎工會的特權、控制通貨膨脹、拒絕社會主義。尤其是1978年，他贊揚撒切爾夫人發出的不再接納移民的呼籲，並在信中寫道：“任何一個人，如果經歷過那場導致希特勒掌權的暴烈的反猶運動的崛起，都不會反對我們贊揚撒切爾夫人發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維也納生活的那些歲月，那些有權有勢的猶太人家族是一個受到大家尊敬的群體，所有正派人都會對少數民粹主義政治家煽動的反猶暴亂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加利西亞和波蘭猶太人的突然擁入……卻在很短的時間内就改變了人們的心態。他們看起來太不一樣了，根本不可能逐漸被同化。”
哈耶克把奧地利反猶運動的興起歸罪於那些“看起來太不一樣”的加利西亞和波蘭猶太移民，這封信就招來不下五封批評性回應。人們批評哈耶克：“種族主義實際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錯，他們必須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太顯眼，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很成功，要不然，他們就應該被消滅？”
1978年，哈耶克帶有自我總結的評論道：“我對政治很感興趣，事實上，我也以某種方式參與了政治。現在，我就投入精力，幫助撒切爾夫人向工會組織開戰。我寫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倫敦《泰晤士報》專題報道的頭版。在英國，人們把我看成撒切爾夫人的導師，其實我跟她只見過兩次面。我喜歡這個樣子。”
1989年，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使得哈耶克在一夜之間幾乎成了東方一些知識分子心中最偉大的聖哲，就像第九顆行星的發現之於牛頓，或光線經過太陽引力區的偏折現象的發現之於愛因斯坦那樣，竟然奇迹般地把哈耶克作為偉大的預言家，使他的地位一下子提到了幾乎與牛頓、愛因斯坦並駕齊驅的高度。
東歐國家的知識分子紛紛自發地成立了各種“哈耶克俱樂部”、“哈耶克協會”。在中國，一些文人更是一哄而起，不知所以地齊頌起哈耶克的自由主義觀點，乃至“原理”的“洞見”和“聖明”來。
事實上，《通往奴役之路》的預言與蘇聯20世紀80年代末的解體並沒有多大關系，哈耶克預言英美將因政府幹預而“通往奴役之路”，這既是危言聳聽，更是與這兩國後來的歷史事實大相徑庭。應該說他的預言是失敗的，因為這種預言在英美甚至缺乏警示的價值。事實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過羅斯福新政和國家幹預政策的實施，一步一步從嚴重的經濟衰退狀態走向了繁榮，後來以其強大的國力支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偉大鬥争，並又接著在戰後幫助歐洲重建。美國也因此取代英國，在上世紀成為世界頭號強國。
抛開經濟學專業，其實哈耶克對法律的認識頗有可取之處，他認為自由並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這才是對自由的正確理解。個人主義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因為，在一個複雜社會中，任何類似於自由市場的東西，只有在獲得法律，也即國家的保護後，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場”這個詞也必須且永遠放到引號中，因為它永遠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約束或限制，只有借助法律這一框架，它才能夠正常運轉。
以法治為本的政治秩序，具有最高生產效率。哈耶克的朋友波普聲稱，哈耶克學術生涯後50年的主要貢獻是闡述了法律對於確立或創建古典自由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其實對照哈耶克的原始思想，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的哈耶克主義者們只宣揚哈耶克主張自由至上的一方面，而刻意忽略了政府在立法或制定遊戲規則方面的作用。
另外，哈耶克也認為邏輯上走極端是不可能的，必須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畫出一條線來，但他一直致力於說服人們相信，只要向計劃指令的方向移動一寸，就走上了一條收不住腳的路，必然會滑向懸崖峭壁。而對於線到底應該畫在哪兒，他卻語焉不詳，他也始終沒有畫出這條線來。
哈耶克的哲學方法論，強調終極的知識源於内心。在這方面，哈耶克是受維塞爾的影響。維塞爾非常清晰地表達了這種看法：“雖然我們只能從外部觀察自然現象，但是我們卻可以從内部觀察我們自己。”哈耶克就一直信奉這種認識論，我們要了解哈耶克的學術思想及寫作風格也必須認識到這一點。
哈耶克主義常常給人一種“警示”的感覺，其實大部分看過哈耶克作品的人不是信服了哈耶克，而是被哈耶克吓住了。他的書往往不是在講理論，而是通過某些奇怪描述達到讓人們恐怖的效果。哈耶克也許並非一個成功的學者，但他確實是一個心理學高手。
哈耶克主義是一種極端主義
哈耶克號稱自由主義者，但是他的自由主義卻相當特別，概括言之，那就是高福利保障不了自由，叢林法則才能保護自由；人權保護不了自由，自生自滅才是自由，這就是哈耶克主義。哈耶克一直被很多學者看作是反智主義的代表人物。
在《自由憲章》、《法律、立法與自由》等著作中，哈耶克攻擊普選權、诋毀民主、仇視工會。我們承認哈耶克的學說有一定道理，我們也承認人權、福利、民主這些事物並非完美，然而雖然不完美，但仍然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我們不能因為它們有瑕疵，就將其棄如敝屣。
在反對社會保障方面，哈耶克認為如果一個人因失業而失去了生活保障，那麼僅僅是這個人自己對失業負責，不需要別人來為他的失業承擔任何責任。他認為失業保險是對自由的惡意篡改，認為社會保障犧牲了自由。因此，哈耶克反對福利國家，但他對福利國家的批評並無新意，比如他認為福利國家低效的、缺乏競争的挑戰，損害了個人的自由選擇權，限制了個人自由，福利抑制了自由市場經濟等。哈耶克其實是主張自生自滅的社會哲學。
在反對人權方面，哈耶克主要反對工會權利和公平教育。哈耶克將工會稱為“異化為僭越法律之外的特權組織”，他認為工會破壞了“自發秩序”。工資的集體談判之所以必要，原因很簡單：單個工人面對企業，不可能具有任何談判的力量。企業是高度組織化的，面對一個組織，單個人無能為力；另一方面，企業制定工資，通常不是針對單個工人分別制定，而是統一制定的，那麼，工人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名義與企業就工資進行讨價還價，也是合理的。在中國，問題不是工會過於強大，而是工會根本就沒有真正發揮作用。另外，哈耶克還反對公平的受教育機會。
在對民主的反對上，哈耶克拼命誇大民主的危害性，試圖忽悠大衆安於“經濟自由”而不要去過多追求“政治自由”。哈耶克並沒有民主概念，他認為自由和民主是矛盾的。哈耶克認為人們在一個專制統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他認為民主會破壞市場的機制，而市場機制乃至於市場機制構成的社會是最能保障自由的，民主國家制定實施的經濟政策，幹擾和破壞了市場經濟正常的、有效的運行。民主國家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分配方式。
哈耶克的這一思想傾向，使他成為很多獨裁者的座上賓。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就是哈耶克的朋友，在其統治期間哈耶克多次訪問智利，並且還在智利召開了一次著名的朝聖山學社會議。哈耶克把皮諾切特看作真正自由的化身，認為“在一個威權主義政府下，個人自由能得到比民主政府下更好的保護”。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哈耶克將《自由憲章》贈給了一個人——葡萄牙的統治者薩拉查。薩拉查在1932年前後在葡萄牙建立了法西斯制度，他的統治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哈耶克把《自由憲章》送給薩拉查時，附言：你看了我這本書，你就知道怎麼對付那些喜歡講民主的人了。
在中國，很多連哈耶克的書都沒有好好讀過的人就對他崇拜起來，僅僅只是聽說他是一個徹底的“反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殊不知在哈耶克的語言體系裡，“社會主義”主要指的是“福利國家”，而不是指“蘇東模式”。“蘇東模式”在他那裡另外有一個稱呼叫“共產國家”或“極權國家”。
哈耶克所說的“自由”也不是通常意義上人們所理解的自由，它主要是指經濟上的自由放任，而非公民參與政治事務的“積極自由”。哈耶克認為政治自由（也就是民主）是可有可無的，有時候甚至是危險的。一些人把哈耶克包裝成“民主鬥士”、“自由戰士”純屬忽悠人，哈耶克是一個反民主分子，他反對把民主擴大到社會中下層。在哈耶克看來，一個獨裁者只要保證了私有制，保障了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就是一個好的獨裁者。其實哈耶克主義的本質是，獨裁性的資本原教旨主義。
除了以上比較具體的方面，哈耶克在哲學思想方面的觀點也是我們難以接受的。比如哈耶克反善，必然受到作惡者的歡迎；哈耶克反理性，必然與狂熱者混到一起；而哈耶克反智，必然會成為愚民的工具。而哈耶克的理論，基本上就是建立在他的這些哲學觀念上。
其實人類發展的歷史已經表明，任何極端主義都要不得，因為只要是極端主義肯定是為少數人服務的。哈耶克不是中國實現變革與進步可以借助的力量，哈耶克主義只是中國大變革時代的投機力量，一旦與中國的變革和進步攪在一起，就必然導致尾大不掉，甚至會喧賓奪主。自從馬克思經濟學在中國退潮之後，哈耶克主義就成為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思想，但是哈耶克主義從本質上是反福利、反人權、反民主的，當前中國在社會保障和人權保障方面出了那麼多的問題，我認為是因為哈耶克主義的過度應用。中國要想走入文明社會，就必須放棄已經流行了20多年的哈耶克主義。
為何學者會陷入哈耶克的思想誤區？
哈耶克早年雖然研究過貨幣和經濟週期，但是在經濟方面他毫無成就。貨幣波動引起經濟週期性危機，根本不是哈耶克的發明，而是馬克思的發明。哈耶克早年信奉馬克思主義，後來信奉納粹主義，最後皈依資本原教旨主義，其後面的人生基本不研究經濟學了。現在人們所說的哈耶克主義，其實屬於行政管理學，哈耶克在經濟學上的成就根本不足以稱“家”。確切地說，哈耶克是一個行政管理學家，但他的行政管理學基本上都是錯誤的。
信奉哈耶克的人其實是被哈耶克的一個說法所誤導，哈耶克認為，政府權力是自我擴張的，只要給政府一點權力，政府權力最後就會擴張到無限大，最後人民都成為政府的奴隸，這簡直是胡說八道。
哈耶克的政府權力漸變論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社會變化有兩種，一種是物極必反，一種是漸變。極權的出現往往是社會突變的結果，而不是漸變的結果，極權只有在社會爛到極點的時候才會出現。在社會最混亂時刻出來一個獨裁者，按陰謀論的說法，是這個人貪權，實際上這個人更多的是抱著“拯救心態”。但不管怎麼樣，都是最壞的社會導致最大的極權，社會只要不出現最壞的時刻，就不會出現大的極權，或者是獨裁。
社會出現最壞的時刻，往往不是政府權力最強大的時候，而是政府最軟弱無能的時候，只要信奉了哈耶克，社會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最壞的時刻”，信奉哈耶克主義反而避免不了極權，而是必然招致極權。如果社會是慢慢變好的，根本就不會出現極權。
在當今世界，北歐國家屬於“高福利、大政府”，是哈耶克眼中的“社會主義”，人民也被其認為是不自由的。但是北歐人卻是公認最自由的，就連美國最保守的基金會也將北歐國家評為最自由的經濟體。在北歐，政府官員一二十年都沒有一個人貪污，總統出門都不帶保镖，這與極權政府的高腐敗、秘密警察制度完全相反。如果認為北歐這樣的福利社會會出現獨裁，那才奇怪了呢！
哈耶克傾其一生來咒罵北歐福利社會，北歐國家不但沒有陷入奴役，反而獲得了最大的自由和幸福，這是對哈耶克最大的諷刺，也宣示了哈耶克主義的破產和失敗。可惜的是，還有那麼多的哈耶克主義者執迷不悟。哈耶克主義號稱不看事實，只講邏輯，而他們最大的缺陷就是邏輯。
事實是，那些相信哈耶克的人幾乎都陷入了一個思想誤區。在好的社會，人們的道德水平都比較高，在壞的社會必然出現道德滑坡。如果以壞社會的道德水平來臆測好社會的公民行為，那必然會犯錯誤。現在人們對福利社會的所有指責，其實都是以壞社會中人們的道德水平去臆測的。殊不知，北歐的道德水平比我們高多了！
專業經濟學家凱恩斯、弗裡德曼、薩缪爾森等都對哈耶克持保留意見，哈耶克的思想存在著嚴重的理論硬傷，並且早已被實踐證明是失敗的。有趣的是，那些主張實行哈耶克主義的人有90%都在經濟學界之外，剩下的10%也多是經濟學非核心學科人士。經濟學界外的人追捧哈耶克，是因為哈耶克主義最簡單，不需要公式，也不用數據。
哈耶克主義的本質也是一種“陰謀論”。與宋鴻兵等人將利益的變動歸結為“利益集團的操作”不同，哈耶克將社會上出現的諸如通貨膨脹、經濟危機等現象統統歸結為“政府惡意”，反正“一切都是政府幹的”。宋鴻兵等人的分析無論是從學術，還是歷史上都是站得住腳的，在學術上“利益集團”的概念早已經成為常識，而在歷史和現實中“利益集團操縱政治”都是無可争辯的事實。反觀“哈耶克式陰謀論”，在學術和實踐中完全站不住腳。政府刻意將事情辦壞，這種情況是有，但絕不是普遍情況，除了哈耶克主義者散佈這樣的論調外，目前任何學派都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主流公認的觀點是，由於缺乏學術創新，政府不知道該怎麼做，或是在利益集團的阻礙之下，政府不能做正確的事，這才是客觀的判斷。
我的結論是：哈耶克不是學者，由於其理論具有很強的“陰謀論”性質，所以成為很多民粹思想的理論來源。
本文摘自《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
《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系作者對西方經濟思想史、發展經濟學、貨幣理論、福利社會理論等深入研究，以及對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微觀經濟現象常年跟蹤觀察後，嘔心瀝血的一本“經濟學清本溯源”之作。在書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亞當·斯密並沒見過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是反諷”等一般大衆因被中國主流經濟學輿論渲染後，得出的錯誤認知；而後，針對認為錯誤的經濟學原理和各國改革經驗，進行批判，比如“打敗腐敗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會”等；再之後，針對當下全球經濟現象進行鞭辟入裡、獨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業家”等結論；最後，對中國經濟學界當下的輿論環境進行辛辣地批評，並得出“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旁落”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