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學的源頭是法國的重農學派，大家只要簡單地翻閱一下任何一個版本的西方經濟思想史都會發現，法國重農學派不僅早於亞當·斯密，而且比亞當·斯密重要得多。經濟思想史界的標準說法是，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之父”，而法國重農學派則是“現代經濟學的鼻祖”。
前面我們講過，法國的重農思想來自中國，但是他們在研究農業經濟的過程中，卻產生了很多自己獨到的理論，這些理論成為了現代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框架。法國重農學派對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呢？我將其歸為“五大貢獻”：一是自由放任的思想，二是邊際分析和主觀價值判斷的思想，三是“鑽石與水的悖論”的思想，四是“自然秩序”理論，五是關於工資、利息、地租和利潤來源的思想。這些都直接被後來的學者所繼承，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支柱或研究起點。大家只要掂一下這幾個思想的分量，也就知道法國重農學派對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影響有多大了。但不幸的是，這些思想名詞被繼承了下來，但後人對其思想卻存在著很大的誤解。
西方經濟學也分海洋經濟學派和大陸經濟學派，英美都屬於海洋經濟學派，德法等屬於大陸經濟學派，但是西方經濟學的源頭在歐洲大陸。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學教材是美國人編寫的，很多歷史事實被故意颠倒了。其實包括哈耶克、弗裡德曼等人在内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繼承的並非是亞當·斯密的古典主義，而是法國重農學派的古典主義。法國人對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自由放任的思想
魁奈認為只有農業生產才能創造“純產品”，包括工業生產在内的其他部門都不生產“純產品”。這是重農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魁奈根據他的“純產品”學說區分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他也把它們叫作“結果的勞動”和“非結果的勞動”。
魁奈把國民劃分為三個階級，即生產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和不生產階級。生產階級是從事農業生產的階級，包括租地農民和農業工人。土地所有者階級是占有純產品的階級，包括地主及其擁有者——國王、貴族、僧侶以及所有由國家付給薪俸的官吏等。
“純產品”學說是重農主義的核心理論。他們的全部體系都圍繞這一理論展開，一切政策也以之為基礎。重農主義者認為財富是物質產品，財富的來源不是流通，而是生產。所以，財富的生產意味著物質的創造和其量的增加。
在各經濟部門中，重農主義者認為只有農業是屬於生產的；工業不創造物質，而只變更或組合已存在的物質財富的形態；商業也不創造任何物質財富，而只變更其市場的時、地。所以，工業和商業都不屬於生產。另外，農業中投入和產出的使用價值的差額，構成了“純產品”。
在“純產品”的基礎上，重農學派提出了廢除其他賦稅，只徵收一種單一地租稅的主張，並認為“純產品”是賦稅唯一的可能來源。因為“純產品”主要受土地地租的影響，於是地租就是政府唯一能負稅的收入。另外，重農學派盛行的時代，法國實行的是複合稅制
複合稅制即一個國家的稅收制度，由多種稅類的多個稅種組成。通過多稅種的互相配合和相輔相成，組成一個完整的稅收體系。複合稅制往往以一個或某兩個稅種，作為籌集財政收入和調節經濟活動的主導，即主體稅種。在不影響其他稅種的作用效果的前提下，優先體現主體稅種的作用。複合稅制具有靈活高、彈性大的優點。，賦稅的負擔即使不直接加在地租上，也會通過轉嫁，間接地歸於地租。因此，不如直截了當地取消一切雜稅，改而徵收單一地租稅。
重農學派還建議，對農業之外的行業實行“自由放任”的政策，這是經濟學中“自由放任”的最初來源。必須註意的是，法國重農學派所說的“自由放任”，並不是強調整體性的自由放任，而是局部的自由放任，也就是在對農業經濟進行重視的同時，對工商業進行自由放任。而對處於實體地位的農業，不但不主張自由放任，而且要大力支持。後世所謂繼承了“自由放任”主張的人其實都是片面繼承，這是奧地利學派等後世新自由主義者的一個刻意誤導。
邊際分析和主觀價值判斷理論
“邊際效用價值”理論（主觀價值論）的提出讓西方經濟學擺脫了勞動價值論的束縛，被經濟學界稱為“邊際革命”。但其實，它是法國重農學派創造的。
邊際分析最早並沒有用於解決商品價值問題，而是用於分析農業產出的問題。投資效益邊際遞減規律是一個極重要的經濟規律，且是重農學派首先發現的。人們一般總是認為，投資與收益會按相同比例增加，即生產投資的規模越大，收益也會成同比例地增長。但法國的重農經濟學家在研究農業生產時發現，經濟收益與生產投入並不能永遠保持同比例的正增長，相反，在投入擴大到某一點時，增益將逐漸停止增長，甚至發生衰減。這就是邊際效益遞減規律。
重農學派領袖魁奈借助來自中國的資料，開始其對人口思想的論述。魁奈談論中國人口問題，他的第一個印象是，人口衆多而稠密；另一個更為深刻的印象是，因人口多而造成大量居民的貧窮。魁奈從中國的現象中，提出了一個後來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產生起到相當大影響的重要命題，即人口的增長比財富的增長快，而人口過多便會導致國家貧窮。
魁奈在《人口論》中反複申明：人口增長完全取決於財富的增加，財富和人口只有在由財富本身創造的富足生活條件下，才可能維持；反之，如果財富和人口的比例遭到破壞，而且人口顯得較多的話，人口過多將使國家變得愈加貧窮，工資將成比例地隨著人口增加而下降，消費將成比例地隨著工資的下降而下降。
魁奈對中國人口問題的關心和重視，還表現在他設想為中國的“過剩”人口尋找出路。他設想用禁止早婚來抑制中國人口的增長，類似後來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中被稱為預防性措施的“道德節制”論。他設想通過開辟國外殖民地來解決中國的人口過剩問題：“在一個受到美好統治的國家裡，為了防止人滿為患，除了在良好管理的保護下開拓殖民地作為出路以外，沒有其他出路……在這個帝國的鄰毗地區，有許多在以往某個時候曾被歐洲人占領過、現已被抛棄或部分荒蕪的大島嶼。這些地方對於中國的過剩人口來說，難道不是一個很好的出路嗎？確實，愛國主義或對祖國的熱愛，在中國人中間是如此強烈，致使他們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國家。但是，看來政府也沒有引導他們走向那條道路。”
18世紀法國重農學派經濟學家杜爾哥也註意到了人口與財富的關系，並闡述得更加科學，而且直接提出了邊際遞減的規律。他在研究農業的過程中，發現：“在一塊肥沃的土地上如果添加一個勞動力，農產品的產量就會提高。而若增加第二個、第三個勞動力，還會使產量增加1～2倍，甚至增加4～10倍。產品產量增加的比例，會大於投資增加的比例。”但產量增加的比例將會達到一個最大限度。當達到這一限度後，如果我們繼續增加投資，產品產量也會增加，但增加量會減少，而且總是越來越少。直到投入達到這樣一個臨界點：“無論投資如何增加，都不會使農產品的產量有任何大的提高。”即農業中的產量，隨勞力投入規模的擴大而增加是有一個極限的。
杜爾哥的結論可概括為：農產品的產量先是遞增，進而達到最大值，然後增量減少的變動規律；投資效益並不隨投資規模的盲目擴大而遞增，而是在達到某一臨界點後，收益遞減。這就是“效益遞減”規律。
杜爾哥認為，在不管增或減任何一個生產要素，都會導致產量下降的情況下，會有三個階段的變化。
·階段一：邊際產量上升，平均產量上升；
·階段二：邊際產量遞減，平均產量上升；
·階段三：平均產量遞減。
這裡要註意：收益遞減是投入達到相當規模後才產生的。在此之前，收益與投入成正比關系，即規模愈大，增益愈大，但收益的增長率不同。現代經濟學家把產量隨投入增加所能達到的頂峰點，稱作“邊際產量”。當然，重農經濟學家們所生活的時代，工業革命、化學革命都沒有發生，他們的考察對象只是人力勞動這個唯一因素。
法國重農學派的這一思想被後來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繼承，他以“人口論”聞名於世，熊彼特認為魁奈的人口論思想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先驅，馬爾薩斯關註的是農業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後果。馬爾薩斯提出在土地供給數量不變和人口增加的條件下，每個額外生產者耕作的土地數量不斷減少，其所能提供的額外產出會下降；這樣雖然食物總產出會不斷增加，但是新增農民的邊際產量會下降，因而社會範圍内人均產量也會下降。在馬爾薩斯看來，世界的人口增加比例會大於食物供給的增加比例。因此，除非能夠說服人們少要孩子——但馬爾薩斯並不相信人口可以由此得到控制——否則饑荒將在所難免。
總體上，馬爾薩斯的研究並沒有超出重農學派的框架，只是他說得更具體，而且研究得更深入。但有人認為，馬爾薩斯的結論作為一個無條件預言是錯誤的。近現代世界經濟史告訴我們，過去200多年間，農業科學技術不斷取得革命性突破，與馬爾薩斯生活的時代相比，在很多客觀條件上，都發生了根本性地變化，與他的推論暗含的假設條件——只有土地和人口兩大因素制約農作物產量，是完全不同的。化肥、機械、電力和其他能源、生物技術等現代技術和要素的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使農業和食品的增長率顯著超過人口的增長率。從歷史事實看，馬爾薩斯理論是對邊際收益規律的不適當運用。
但我們不要忘了，機械、農藥、化肥、生物技術的應用同樣也遵循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即這些要素的效益也是有極限的，不可能逃過“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提供無限產出。因此，人口如果得不到控制，饑荒仍然不可避免。現在，人類確實越來越感覺到糧食的壓力。
“鑽石與水的悖論”
重農學派代表經濟學家杜爾哥還成功地解決了鑽石與水的悖論。鑽石與水的悖論指的是，水對人的生命很重要，可是水的價格相對來說很低；鑽石對於人的生存沒有什麼意義，可是價格卻很高。他註意到價格是主觀的，是位於個人心目中的東西。也就是說，事物沒有固有價值，價值來自於人們的需求：“不同事物的估價隨著人們的需求而變化。”水的數量很多，人們更看重鑽石；當有人困在沙漠中又沒有足夠飲用水的時候，水的價值就超過鑽石了。
這個悖論很有意思。按照勞動價值論來解釋，生產鑽石無疑要比獲取水所耗用的勞動更多，鑽石的價值要高於水，一般情況下，鑽石的價格也確實高於水；然而，在沙漠中缺水的情況下，水的價格又可能超過鑽石。
正如杜爾哥所說，價格是主觀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價值來自於人們的需求，如果我們把價值和價格區分開來，問題就顯而易見了：勞動決定價值，需求決定價格。按照馬克思所說，價格圍繞價值波動。
邊際分析法對後世的影響極大，後來又出現了邊際效用和邊際成本的概念。邊際效用論與效用價值論合在一起被稱為邊際革命。效用價值論是指，用物品滿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人對物品效用的主觀心理評價，解釋價值及其形成過程的經濟理論，它同勞動價值論相對立。
“自然秩序”理論
其實，“自發秩序”是重農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經濟學家杜邦·德·奈穆爾在為重農主義體系下定義時，明確地稱之為“自然秩序的科學”。英國經濟學家埃裡克·羅爾評論說，重農學派“這個體系的主要概念是‘自然秩序’。按照重農主義者的說法，人類社會是由自然規律所統治的，而自然規律永遠不是統治者制定的獨斷法律所能改變的。這種由仁慈的上帝為人類的利益所定下的規律是如此明顯，只要稍加思索便能理解”。
重農主義還把“自然秩序”的概念引入經濟學思想，認為自然規律統治著人類社會，人類的活動應該與自然規律保持一致。重農學派的自然秩序概念來自中國的“道法自然”觀念，“道”即自然界客觀存在的規律性的合理秩序，它是人類行為的準則。魁奈認為中國就是一個最合乎這一“自然秩序”的“穩定、持久和不變的政府的範例”。在魁奈看來，中國的歷朝歷代之所以能夠克服包括財政支出在内的各種混亂現象，始終保持穩定和持久不變，就在於它具有一種内在的“自然秩序”。
這裡需要我們特別註意的是，法國重農學派的“自然秩序”不是自由秩序，也不是自生、自發的秩序，而是符合自然規律的秩序，後人將自然秩序與自由放任結合起來，認為法國重農學派是自由主義的經濟學，這是錯誤的。魁奈認為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即在闡明這種客觀的經濟規律，使人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
重農學派的另一個重要代表杜爾哥認為，人類社會存在著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就是“自然秩序”。它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表現為各種政治、經濟和法令規章的人為秩序，必須以“自然秩序”為準則。如果人們認識“自然秩序”，並按其準則來制定人為秩序，這個社會就處於健康狀態；反之，如果人為秩序違背了“自然秩序”，社會就處於疾病狀態。他認為，當時的法國社會就是由於人為的社會秩序違反了自然的社會秩序，而處於疾病狀態。而重農學派的任務就是，為醫治這種疾病提出處方。
重農主義的“自然秩序”學說第一次確認了人類社會存在著客觀規律，並為政治經濟學提出了認識客觀規律的任務。這一認識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創立了把社會經濟看作是一個可以測定的制度的概念。這個概念意味著，社會經濟受著一定客觀規律的制約；經濟範疇内存在著相互的内在聯系；事物的發展具有理論上的可預測性。
後世的新古典自由主義者，並沒有發現新東西。比如哈耶克宣揚自由主義，唯一依靠的經濟思想就是“自發秩序”。哈耶克繼承了法國重農學派“自然秩序”的概念，並進行了一番自由發揮，他不再將“自然秩序”解釋為符合自然規律的秩序，而是提出市場“自然秩序”看著是一種自我生成和自我維持的秩序，是一種演進的秩序。
哈耶克在其多部著作中反複堅持的一個觀點是：市場自發秩序中的運行規則是人類行動非有意而為之的產物，人們不能隨便破壞市場原有的成分組合，而應該遵循它自身的組合過程和方式。哈耶克堅信，建立在自發演進基礎上的市場秩序，對人類實現自己的經濟和生活目標是極為有益的。“它不僅像所有其他的自生自發秩序那樣，會在我們的行動中給我們以指導，以及在不同人的預期之間促成某種應合關系，而且還會拓展每個人在更大程度上支配各種物品（亦即商品和服務）的前景或機會。通過任何其他方式，我們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按照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說法，市場倫理不是先天預設的，而是在市場演進中“學到的”和進化的。哈耶克說：“倫理並不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我們不曾設計過倫理，也沒有能力設計它……事實上，我們經由學習而遵循的那些規則，乃是文化進化的結果。”
市場倫理的進化或演進立足於市場自身的發展，是以市場的自發秩序為條件的。可以說，有什麼樣的市場就有什麼樣的市場倫理；有什麼樣的市場秩序，就有什麼樣的市場倫理秩序。因此，市場倫理的自然演進邏輯是與市場的自發演進邏輯同方向，並且相一致的。
重農學派提出的“自然秩序”是符合自然規律的秩序，而不是自我拓展，或是自由秩序。中國傳統文化中“道”的意思就是規律，也就是說，重農學派繼承的是中國“道”的思想。重農學派認為經濟學就是“研究經濟規律的科學”，我認為這比後世任何人給經濟學下的定義都好。
重農學派的工資、利息、地租、利潤理論
杜爾哥是第一個研究“利潤”的經濟學家，他把利潤看作是一個獨立的經濟範疇。既然資本促進了“純產品”的增加，就應分享一份產出。杜爾哥提出利潤是出自“純產品”的收入，是節約工資的結果。他由地租引出利息，由利息引出利潤，而後引申為出租土地可以取得地租，借出貨幣可以得到利息，投資開辦企業可以得到利潤。
重農學派的分配理論奠定了後來經濟學分配理論的基礎，它的主要内容是生產要素的價格決定了收入分配，在微觀經濟學裡，勞動、土地、資本和企業家，相對應的收入是工資、地租、利息和利潤的理論。
在現代，生產要素的價格決定理論的主要理論基礎是，邊際生產率分配論
邊際生產率分配論是指，當勞動量不變而資本（生產資料）相繼增加時，每增加一個單位的資本，所生產的產量或價值依次遞減，即“生產率遞減律”，最後增加一個單位資本所生產的產量或價值，稱為“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它決定利息的高低；當資本不變而勞動量相繼增加時，則“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決定勞動者工資的數量。因而認為資本越多，利息越低；勞動力越多，工資越低。。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針對分配理論提出“四位一體”的公式：勞動—工資、資本—利息、土地—地租、企業家的才能—利潤。這四者後來成為“收入法”GDP計算的框架。“收入法”也稱分配法，簡單來說就是衡量你的收入，然後把它們全部加起來就能得出GDP。而收入的四種表現形式就是地租、利息、利潤和工資。
總體來說，法國重農學派的思想，比如“自由放任”的思想、邊際分析理論、“自然秩序”、利潤、地租等都被後世繼承，至今影響著人類經濟學的研究。但是很多也被錯誤繼承，比如法國重農學派並不反對勞動價值論，但其邊際分析和主觀價值判斷理論在後人的“發揮”下，完全取代了勞動價值論；重農學派提出“自由放任”的思想，本來只是針對當時不處於實體經濟地位的工商業的局部放任，在後人那裡也成了對整體經濟的自由放任；重農學派提出“自然秩序”本來是為了讓人們更好地研究經濟規律，結果在哈耶克那裡成為了“尊重自由、自發的秩序”，也完全誤解了法國重農學派的意思。
本文摘自《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
《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系作者對西方經濟思想史、發展經濟學、貨幣理論、福利社會理論等深入研究，以及對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微觀經濟現象常年跟蹤觀察後，嘔心瀝血的一本“經濟學清本溯源”之作。在書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亞當·斯密並沒見過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是反諷”等一般大衆因被中國主流經濟學輿論渲染後，得出的錯誤認知；而後，針對認為錯誤的經濟學原理和各國改革經驗，進行批判，比如“打敗腐敗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會”等；再之後，針對當下全球經濟現象進行鞭辟入裡、獨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業家”等結論；最後，對中國經濟學界當下的輿論環境進行辛辣地批評，並得出“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旁落”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