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潮流，三十年一遽變。目前這次遽變，才剛剛剛開始。
時代是由思想家造就的，但思想家又是由時代選擇的。這是思想家的榮耀，也是思想家的悲哀。在當今這個時代，影響最大的是經濟學家，對於經濟學家的作用，凱恩斯有過經典描述：“經濟學家的思想，不論對與錯，都比一般所設想的要更有力量，世界就是由他們統治著。那些實幹家們自以為不受這些思想的影響，可是他們無意中已經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情況確實如此，社會的變革往往是從思想界的變革開始的；同樣，社會的混亂也是從思想界的混亂開始的。
在寫這本書之前，我已經寫了很多關於“中國時局”的書，我這些書的共同特點都是“澄清誤導我們的錯誤觀念”。但是之前的那些“澄清”更多是對“事實”的澄清，而非對思想“本源”進行澄清；而這本書則是將“澄清”的重點放在了經濟學的“思想本源”上，這是與我其他書不同的地方。我寫這本書不是站在大家常見的凱恩斯主義的立場上，也不是站在新自由主義的立場上，而是站在整個經濟學的立場上，是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對現實的經濟問題進行一次“撥亂反正”式的梳理與總結。
提到經濟學，很多人不敢問津，但是很多事情其實都與經濟政策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包括結婚年齡的大小、孩子是否孝順、街頭犯罪的多寡，離異家庭是否會陷入貧困，甚至包括我們能否收獲甜蜜的愛情。
其實作為一名走專業路線的學者，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將經濟學的真相告訴大衆。但我越來越發現，達到這樣的目標實在太難，這並非因為大衆缺乏相應的基礎知識，也並非因為大衆對經濟學不感興趣，而是因為大衆早已被各種錯誤觀念誤導。而且這些錯誤觀念因為長時間的傳播，早已深入人心。
一、建立在幾本暢銷書基礎上的中國主流經濟學
不知道什麼原因，正統經濟學一直無法在中國立穩腳跟，而極端派或邊緣派的經濟思想卻在中國肆意傳播。其實在本書上市之前，正好有一篇張維迎先生寫的名為《反思經濟學》的文章開始流傳，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張維迎先生表示，西方主流經濟學一直是宣揚市場失靈的，他反對這樣的觀點，認為不存在市場失靈，又提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外部效應、信息不對稱、壟斷等理論都站不住腳，因此需要對西方經濟學進行反思。我們先姑且不論張維迎先生的這些觀點是否正確，而僅僅是這一“反思”就足以產生巨大的影響，因為這相當於他承認，在過去三十年中，中國所謂的主流經濟學一直在誤導我們。
其實這種狀況我已多次指出：西方主流經濟學根本就不相信市場經濟，而是承認市場是失靈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研究市場缺陷的理論要遠遠多於研究市場有效性的理論。特別是近三十年來，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市場失靈的研究理論層出不窮。
客觀地說，近三十年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思想基本上就是建立在哈耶克、弗裡德曼和羅斯巴德的幾本“暢銷書”之上，這幾本書的名字叫《通往奴役之路》、《自由選擇》、《美國大蕭條》。目前，中國主流經濟學輿論中所宣揚的思想，基本上都可以從這幾本書中找到出處。
哈耶克和弗裡德曼雖然在近三十年大受追捧，但他們的立場並不代表主流經濟學，因為哈耶克從來就沒有得到過主流經濟學家的認可，一直處於邊緣狀態；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實驗也早就慘敗，在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的時代就已經被廢棄不用。另外，他們的書，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嚴格來說根本不是經濟學著作，而是社會學著作；而弗裡德曼的《自由選擇》也僅僅是普通暢銷書，嚴格說來，根本算不上學術著作，其内容大部分都相對粗糙，而且不合邏輯之處比比皆是。
更該指出的是，這幾本暢銷書也不能代表作者的全部思想，比如弗裡德曼以研究貨幣主義著稱，但是弗裡德曼的中國擁趸們幾乎從來不提他的貨幣思想，更不會指出美國現在執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其實就是弗裡德曼的發明。哈耶克、弗裡德曼這些人的思想基本上都是邊緣的、錯誤的。遺憾的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們在看了幾本暢銷書後就迅速奉其思想為圭臬，與其他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脫軌。
二、從經濟思想史的縱深角度看中國
在這本書寫成之後，我將書稿發給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裡研究經濟思想史比較權威的朋友看，他驚歎於我對經濟思想史的熟稔程度。其實，經濟學與其他學科不同，經濟學思想大部分都在經濟思想史中，而大家常用的經濟學教材大部分只是公式模型，也很少見到思想。其實，中外真正的經濟學“大家”都是對經濟思想史非常熟悉的，只是中國目前尚缺乏這樣的氛圍而已。
現在，中國太需要從“經濟思想”、“經濟學脈”的角度來考慮發展戰略問題了，後世的經濟學者總是以訛傳訛地繼承前人的錯誤思想。更可悲的是，他們繼承的也不過是幾個名詞而已，而非前人的思想體系。如果不徹底了解這些錯誤，就會產生誤解，甚至是誤導。當然，中國真正“懂經濟學”的經濟學家並不在少數，只是他們很多人籍籍無名。當然，這也和中國經濟學界的階層固化有關系。
作為一本立足於從經濟學的“思想”、“學脈”的角度，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著作，這本書會颠覆很多你以前接受的所謂的“常識”。比如亞當·斯密一直被稱為現代資本主義之父，但考證歷史你就會發現，斯密並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時代。亞當·斯密寫作《國富論》的時候，工業革命並沒有發生，所以他並沒有見過火車，而是仍然生活在馬車時代——貨物交流的範圍很小。至於工業革命爆發後，人類社會頻繁出現的經濟危機，亞當·斯密就更是沒有見過了。這些都是人們引用亞當·斯密的理論時必須考慮的前提，不考慮這些就會犯錯誤。
另外，經濟學雖然紛繁複雜，但真正“進入尋常百姓家”的也只是幾個經典的詞匯、概念。不幸的是，整個中國社會的主流經濟學思考或讨論，就是被這樣幾個“詞匯”、“概念”統治著。而這些“詞匯”、“概念”一旦出現誤導，就會出現社會的整體性非理性。
目前，社會上被普遍接受的經濟學概念中，又當屬“自由放任”、“看不見的手”、“守夜人政府”、“自然秩序”幾個概念最為流行。可惜，人們對這幾個概念的“字面理解”，和創造它們的大師們的本意，是完全不符的。
比如“自由放任”常常被從字面上理解為“政府將一切經濟事務都交給市場，政府不要在經濟事務中扮演任何角色”。但考證經濟史就會發現，這並不符合經濟學家的本意。經濟學中“自由放任”一說的提出者是法國的重農經濟學派，它也是人類第一個經濟學派，是西方經濟學的鼻祖。
法國重農經濟學派提出“自由放任”時，只強調政府對當時處於社會從屬地位的工商業（也就是小商小販）進行自由放任，而對於當時處於“實體經濟”地位的農業不但不能讓其自由放任，而且還要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他們認為“流通領域不創造財富，生產部門才真正創造財富”。但後人在繼承“自由放任”這一經濟學概念時，就將重農經濟學派的“局部放任”誤解成了“全部放任”，完全背離了提出者的意思。這一點在本書中有詳細的介紹。
關於另外一個概念——“看不見的手”，我們也存在很多誤解。“看不見的手”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只出現了一次，而且是作為“比喻”詞匯，並非經濟思想。而且在書中，亞當·斯密是用它來“反諷”那些反國際貿易人士的，不具有任何認同含義。
另外，我們熟悉的關於“守夜人政府”的概念也存在理解錯誤，而且錯得更離譜。雖然“自由放任”、“看不見的手”這些概念遭到誤解，但畢竟是來自經濟學大師們的經典文獻，而“守夜人政府”這一概念根本就不是來自經濟學文獻的，也不是經濟學家的發明，而是19世紀社會主義者對當時資產階級政府的一種“嘲諷”。但流行起來後，竟然被一些經濟學家當作經濟學概念來引用。中國一些經濟學家所認為的“守夜人政府”乃“典出亞當·斯密”是毫無歷史依據的。
近三十年，世界流行的“小政府主義”思潮，往往將源頭追溯到亞當·斯密、洛克等學者身上。而仔細考證起來，亞當·斯密和洛克也不是什麼“小政府主義者”，其思想更接近於現在的“大政府主義”。如果你認真閱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會驚訝地發現：亞當·斯密從來沒有論證“公衆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和諧一致性”，也沒說過“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或者“政府對市場幹預越少越好”之類的話，反而用了不少篇幅揭露與譴責私人資本為了私利傷害消費者，損壞社會公衆利益，脅迫政府、國會，暴力傷害國會議員等醜行。
亞當·斯密實際上一直為政府争取更多的職能。比如他主張將“擁有軍隊”、“建設公共工程”、“公共裁判”等相應的職能大膽地交給政府，並且用文明社會和野蠻時代的政府職能差異進行對比，說明政府職能的增強是文明社會的標志。比如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論述“常備軍問題時”，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分析：“有共和主義思想的人，往往擔心常備軍會危及自由。不過，一國的軍權如握在君主手裡，君主有了常備軍護持，他就自以為安全了，無需再像近代一些國家所行的那樣，監視各市民的細微行動，時時疑忌市民擾亂和平。或如果哪怕是一個小小的紛擾，也有可能不到幾小時就掀起大的騷亂。那麼為防微杜漸起見，政府就不得不使用權力，來鎮壓一切對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滿。反之，一國君主如果感到，支持自己的不但有可靠的貴族，還有精練的常備軍，那麼就是最粗暴、最無稽、最放肆的抗議，也不至於引起他的不安。他可以平心靜氣地寬恕這抗議，或擱置不問。並且，君主既意識到了自己地位的穩固，就會自然而然地傾向於這樣做。所以，接近於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有精練的常備軍保障的國家，才可見到；亦只有在這種國家，才無需為公共安全而賦予君主壓抑任何放肆的自由的絕對權力。”
從亞當·斯密的這段分析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共和制國家反而可能比君主制國家更容易“使用權力，來鎮壓一切對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滿”。而現實中，這種鎮壓早已不存在，共和制國家特別強調法治，而且制定了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規，其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小的紛擾演變成騷亂。但這些法律也導致了人民的不自由，甚至很多法律細致到了讓人難以理解的地步。比如，美國竟有46個州禁止百姓在陽台晾衣服；美國賓西法尼亞州法律規定，不得在浴室唱歌；加州安大略市一條訂於1930年的法律條文規定，禁止公雞在不該鳴叫的時候亂鳴叫，否則主人將吃官司或被罰款；加利福尼亞和俄亥俄州的克裡夫蘭都有一條古怪的法律，規定如果沒有合法的捕鼠執照，使用老鼠夾逮老鼠也屬非法行為。我們從中可窺見，共和制國家對人民限制之一斑。
而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到的“公民社會”概念，和我們中國市面上流行的定義完全不同。洛克說的公民社會是“政治社會”，是指有政府管理的社會，沒有政府的社會被洛克稱為“自然狀態”，這種狀態自由但是野蠻，會產生出不平等和違背社會正義的事情來，社會秩序也必然會受到極大的侵害。洛克強調，人們在自然狀態下是不能夠享有充分“完備”的自由的，因為當私人財產經常受到他人的幹擾、威脅甚至侵犯時，人們對自由和其財產的享有意義，就顯得那樣的蒼白和不穩固。如果有人在自然狀態中可以懲罰他人所犯的任何罪惡，那麼人人就都可以這樣做。
自然狀態有著不可克服的缺陷，它已然是一種弱肉強食的生存境況。在這一狀態中，道德和良心是控制人們行為的唯一防線。如果人們的人際交往失去道德約束，無序狀態隨之而來，那麼只有暴力才會產生權力。所以，單純依靠道德、良知和“自我立法”的結果，可能是使社會和個人都遭受更大的災難。人們必須走出這樣的自然狀態，進入到一種能夠擁有正確裁判權力的社會狀態中來，而這就是“政治社會”，也就是政府的來源。
將自由主義追溯到亞當·斯密和洛克的始作俑者是“新古典自由主義者”們，他們這麼做其實是“托古改制”，和中國清末康有為將自己的“西化革新”思想追溯到孔子那裡沒什麼區別。這些“笑談”不僅中國有，美國也有。比如在裡根就任美國總統時期，為了降低改革的壓力，就曾要求他手下的執政團隊，以及經濟學家們設計並佩戴印有亞當·斯密肖像的領帶。
其實，我們如果再做更深入一步的考察就會發現，在經濟思想史上，研究國際貿易的學者絕大部分都是大政府主義者，包括英國的亞當·斯密、德國的李斯特、美國的克魯格曼，以及中國的林毅夫等，因為一個國家要想在國際貿易中占據強勢地位，就離不開政府的支持或幹預。特別要強調的是，“自由貿易”和“自由主義”中的“自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含義，亞當·斯密贊同自由貿易，但並不支持自由主義。
如此說來，哈耶克主義者頻繁引用的“自然秩序”其實是對前人的誤解。在經濟學中，“自然秩序”的本意是“符合自然規律的社會秩序”，最初來自法國重農經濟學家的研究，其強調的是“研究經濟規律，遵循經濟規律”，絲毫不包含自由主義的成分。而到了後世的奧地利學派那裡，就成了“尊重自由、自發形成的秩序”，完全變成了另外的意思。
總之，“自由放任”、“看不見的手”、“守夜人政府”、“自然秩序”這些流傳最廣的經濟學概念，沒有一個是被人們正確理解的。它們現在的傳播含義，都不符合經濟學歷史上大師們的初衷，這在本書中有詳細的介紹。
目前的中國主流經濟輿論，不僅對古典經濟理念存在誤解，對近代經濟理念同樣存在著誤解。比如對科斯、弗裡德曼等20世紀80年代以後才成名的經濟學家的學術理念，也存在著普遍的誤解。這方面，我在書中的考證也有很多。比如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科斯其實一直是一個社會主義傾向的學者，他本人只贊同產權清晰，而非私有化，而且一直看好中國；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弗裡德曼並不贊同貨幣緊縮，相反卻是“量化寬松”的發明者，西方經濟學家雖然也反對政府，但他們反對政府的理由卻與中國的一些學者一致。比如經濟學不是研究資源配置的學問，而是研究經濟規律的學問等。
三、世界新兩大陣營的三十年競争
冷戰結束之後的世界，看似被自由主義一統天下，這其實只是表象。實際上，世界還可以分為“大政府”和“小政府”兩大陣營。實現“大政府”的國家包括北歐五國、德國、中國、法國、奧地利、荷蘭，以及新加坡等，實行“小政府”的國家有英國、美國、日本、拉美、東南亞部分國家、解體初期的俄羅斯及東歐國家。這兩大陣營的人口相當，大概各有20億人。實行“大政府”的國家基本上都形成了經濟穩定增長、低負債、低失業、社會福利不斷改善、中產階級不斷壯大的經濟局面；而“小政府”國家則出現了經濟動蕩、高負債、人民生活倒退等情況。前者以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和實行萊茵蘭資本主義模式的國家為主，而後者大多奉行或實踐過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模式。
兩大陣營的競争同樣極為精彩，其精彩的程度，超過了二戰之前及冷戰時期的大國對抗。而這三十年競争的結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堅持“高福利”、“有為政府”的國家都勝利了，而那些實行“去福利化”和“小政府”的國家則遭遇了全面性的失敗。
在這三十年中，實行“大政府”的北歐國家從以打漁、捕獵為主的經濟體，攀登上了人類文明的巅峰，成為了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的國家；實行“社會市場經濟”，而非“自由市場經濟”的德國成為了歐洲的新盟主。
與此同時，實行“小政府”的國家中，英國在遭遇了撒切爾夫人的“私有化”之後，僅出現了三個月的繁榮，然後就是長達三十年的沉淪。時至今日，英國成為了一個對國際貿易無足輕重的國家。另外，英國包括汽車在内的衆多核心產業均被外資控制，英國在治好了“英國病”的同時，卻染上了更嚴重的“拉美病”。美國雖然出現了克林頓時期的“新經濟繁榮”，但也不得不面對“裡根—小佈什”巫毒經濟學的危害。還有那些經歷了自由化危機的經濟體，比如日本、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俄羅斯、東歐國家等，其經濟至今也沒有什麼起色。這“新兩大陣營”的“新三十年競争”，至少可以帶給我們以下三方面的經驗教訓：
1.高福利國家全面勝出。大家可能經常被灌輸這樣一個印象：在高福利國家，人是懶的，經濟是低效的，國家是貧困的。但事實上，這些說法都是錯的。大家只要看一看“世界各國人均GDP”排行榜，就會驚奇地發現，世界各國的人均GDP排名幾乎就是各國的社會福利程度排名。排在最前面的國家幾乎都是福利水平最高的國家，越往後面的國家，社會福利水平越低，經濟發展水平也越差。因此，“高福利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是全面勝出的。我們也可以以具體的闆塊來看，在歐美地區，北歐是高福利國家，北歐的經濟發展水平就遠遠高於西歐和北美；在亞洲四小龍中，新加坡的福利水平高於中國香港，中國香港的福利水平高於中國台灣和韓國，而與之對應的也是新加坡的人均GDP是最高的，中國香港次之，韓國和中國台灣最差。
2.國企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差。在全世界範圍内，國企優於私企絕非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我們以汽車產業為例。在德國，國有的大衆汽車的業績要遠遠好於奔馳和奧迪；在法國，國有的雷諾汽車業績要遠遠好於私有的標志、雪鐵龍，作為國企的雷諾還收購了日本的私人車企日產汽車，而作為私企的標志、雪鐵龍汽車，近年來則是虧損連連，更是被中國的國企東風汽車收購了50%的股份；在英國，汽車行業是私有化最徹底的，但也是敗的最慘的，賓利、勞斯萊斯、阿斯頓·馬丁、Mini、路虎、捷豹、蓮花汽車……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這些大名鼎鼎的名字，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汽車產業來說，這簡直就是“夢幻之隊”。但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她對英國的汽車行業進行了私有化改革，但這些車企的命運並不是複興，而是不斷地被分拆、轉賣、再分拆、再轉賣。那些大名鼎鼎的英國汽車品牌，在一個又一個新主人手中漂泊，如賓利被大衆收購，Mini和勞斯萊斯歸寶馬所有，捷豹和路虎被印度塔塔收購，MG汽車被中國上汽、南汽收購。對於通常為國家經濟支柱的汽車產業來說，沒有比這個更悲慘的結果了——英國的百年老店都歸到了外國巨頭旗下，再也沒有什麼英國可自豪的民族汽車工業了。
在鐵路領域，法鐵是國有的，德鐵、英鐵、美鐵都是私有的。英鐵私有化之後，出現了安全事故不斷的醜聞，而德國聯邦鐵路公司(DB)私有化後，則被指“只讓有錢人坐火車”，而近乎瘋狂地信奉社會福利和人人平等的法國，到現在還保持著鐵路的國有，並且運營得還不錯。2010年歐洲民調結果顯示，在德、法、意、西四國中，法鐵受法國人的喜愛程度最高，對法鐵有好感的法國人占到受訪人群的66%；但在德國，只有41%的受訪德國人表示“對德鐵有好印象”。
另外，德國私有的高鐵曾在1998年發生過重大事故，而法國國有的高鐵則是以“30年零事故”聞名世界；在奉行私有主義的英國和美國，至今還沒有一條高鐵，而且它們的普通鐵路速度也非常慢，英國鐵路的時速只有80公裡。
在核電領域，法國和中國的核電都是國有的，而且以技術新、效率高著稱於世。而德國和日本的核電是私有的，日本私人核電站發生了福島核洩漏，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德國的私人核電也是隐患重重，改造不利。總之，根據歐美國家的經驗，在汽車、鐵路、高速鐵路、核電等領域，國企的表現都全面優於私企。
3.減稅沒有想象的那麼好。在本輪經濟危機中，很多國家都陷入了債務危機，而關於債務危機的成因卻是謊話連連。西方的保守派媒體一直宣傳，債務危機的根源是因為高福利，但他們的這一謊言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如果債務危機是由高福利引發的話，那麼債務危機最應該發生在德國、新加坡等世界上福利最高的國家。但事實是，這些高福利國家大多完好無損，相反，那些陷入危機的大多是低福利國家，比如美國、日本、南歐國家等，其實，對於債務危機，一直有個大家心知肚明，但歐美國家卻難以啟齒的的根源——減稅。政府一減稅，收入就會減少，當然會出現債務危機。當前發生債務危機最嚴重的國家，基本都是近三十年實行了“大減稅”的國家，而非真正的高福利國家，比如美國（巴菲特每年繳納的稅收還不如他的秘書）。所以，這些國家發生債務危機並不稀奇。
四、衡量文明的尺度
我們確實痛恨傲慢的官員、貪婪的惡吏、層層的政府審批，但這些並不能成為批判“大政府”並接受“自由放任”的理由。因為這一切罪惡都源於官員自身的貪婪，包括過多的審批，這也是為了讓官員更好地尋租。但根據我的研究，官員的貪婪、腐敗問題並不會因自由民主的分權制衡和全民普選而消失，相反，會變得更加劇烈。當前的印度和菲律賓等國家就是案例，如果官員在競選時送你一台電視機，他肯定會在當選後，通過腐敗得到兩台電視機。真正消滅腐敗的是福利社會，建成福利社會之後，官員就有了保障，他們也將不再貪婪；對於政府審批過多的抱怨，基本來自企業家，因為公民極少與政府打交道，而這些問題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達，以及公民意識的覺醒，完全可以很快得到糾正。
當然，很多人並不否認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優勢，但他們會拿中國官員的腐敗問題說事。其實，這一點我也早有研究，結論是“打敗腐敗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福利社會建設”，這一觀點我在其他的著作和文章中都曾多次提及。
我們可以通過橫向和縱向的對比，說明這一點。從橫向看，我們可以將民主國家分為“有福利的民主國家”和“沒有福利的民主國家”。“有福利的民主國家”如歐洲、北美等；“沒有福利的民主國家”如印度、菲律賓等。如果說“民主可以打敗腐敗”的話，那麼所有民主國家的政府都應該是清廉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印度和菲律賓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仍然是高度的腐敗。
因此，民主與減少腐敗之間沒有任何直接關聯，打敗腐敗的其實是福利社會。只有建立福利社會，我們才能真正打敗腐敗。大家看到歐美政府清廉，其實是福利社會導致的，而不是自由、民主。實現了福利社會的國家，幾乎都消滅了腐敗，沒有例外。這一點我們也可以通過縱向的對比進行分析。歐美國家政府是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實現了清廉，距今也僅僅三十多年的時間，而它們的民主和分權制衡制度已經建立了200多年。為什麼他們用200多年的時間都沒有打敗腐敗，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消滅了腐敗呢？因為這些國家的福利社會建設是從戰後才開始的。
現代社會實行所謂的“小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因為社會越發展，文明程度越高，需要的公共服務就越多。政府提供過量服務的情況已經基本不可能存在，現在絕大部分國家都面臨著政府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因此政府提供服務的多少，就是一個衡量一國文明程度的“標尺”。
現代社會中，汽車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來越多，清潔工就需要增加；社會競争越來越激烈，保障、防範社會風險的機制就必須越來越完善。如果後者無法成比例地和前者同步增加，就必然會造成社會的紊亂。新制度經濟學將這種矛盾總結為：“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穢”。
在GDP高速增長、私人財富劇烈膨脹的年代，公共服務也應該成比例地增長，但在減稅的民粹思潮影響下，教育、環境、交通等公共福利被關註的程度卻越來越少。現代人類還遠沒有從公共服務的應用中獲得愉快，甚至所提供的服務遠沒有使我們免於煩惱。“我們擁有昂貴的電視機，但學校卻破敗不堪；我們擁有清潔的私人住房，但街道卻肮髒混亂。”我們將精力集中於汽車，卻忽略了學校和公園，這不是通情達理的做法。
由於沒有很好地擴充公共服務，我們失去了本該享有的機會，所以我們應該在民衆中樹立起“公共產品”的概念。政府支出不是為公務員開工資，公共開支養活的最大的兩個群體其實是“教師”和“清潔工”。現代民衆接受教育越來越高，教師就得增加；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清潔工就得越來越多，而這兩個財政供養的最大群體，顯然不屬於我們平時常說的公務員範疇。
除公務員、教師、市政清潔等常規支出外，一國的財政收入還主要用於扶持新興產業、社會福利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如果削減的話，也只能在這三個方面想辦法，但削減一般會導致三大危害：新興產業得不到扶持，經濟發展沒有後勁；貧富分化嚴重，窮人無錢消費，最終全社會消費不足，產能過剩；財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裡，投機橫行，經濟泡沫嚴重，最終爆發金融危機。
如此看來，宣揚減稅的基本都是騙子。減稅政策額被稱為“巫毒經濟學”，是因為盡管減稅對社會和經濟不利，但是民衆仍然像著了魔一樣對它給予英雄般的歡呼。所謂的“巫毒經濟學”，主要是指起源於裡根時代的“減稅+赤字+借債”的經濟政策，而當前美國遭遇的債務危機、財政懸崖等一系列問題都來源於此。
政府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個人和企業做起來，效益不如政府做的好的，這就是政府的優勢，是分工的優勢，因為政府也是市場的主體之一。
總之，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是“政府越來越大，社會的文明程度越來越高”，“大政府”並非自由的損害者，它其實是自由的保護者，只有政府才能為人們提供更多的“自由”。看現實我們也會發現，政府職能越多的國家，文明程度越高，經濟發展得越好，公民的素質也越高。比如北歐五國、德國、法國等都是典型的“大政府”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大部分都發展得很好。比如，北歐國家以高福利、“大政府”著稱，也一直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地區，還是世界上人均跨國公司擁有量最多的地區，以及世界上最自由的地區；德國以“社會國”憲政模式和“社會市場”經濟聞名，也是歐美發達國家中唯一在經濟危機中仍然充滿活力的國家；法國以擁有世界最高稅負水平聞名，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在2010年之前法國是英法德歐洲三大國中人均GDP最高的國家，只是這兩年才失去了第一的寶座。
再看美國、日本、英國這些近年來奉行“小政府”原則的國家，它們並沒有讓公民獲得更多的自由，也沒有創造更高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更沒有降低政府的債務。相反，它們的現狀是，比之前更低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更高的政府債務。
“大政府”國家如此成功，而“小政府”國家如此失敗，原因何在？我們不要總看政府從我們這裡拿走了什麼，我們還要看政府為我們提供了什麼。“大政府”國家往往擁有更高的經濟管理水平，可以保障公民和企業免受經濟危機的侵害。“大政府”體制下的高生活福利可以減輕家庭的生活負擔，讓家庭享有更大的財務自由和生活休閑的空間；完善的教育、醫療保障體系可以讓國民擁有更健康的體魄，更高的文化素質，這些最終都會為企業創造更大的效益；大量的基礎設施投入，可以讓公民更便捷地出行，可以讓企業家的產品迅速運達市場，在瞬息萬變的商業競争中占得先機；高科研投入可以讓國家永遠保持創新的活力；高稅收可以讓高收入者負起更大的社會責任，以實現社會收入與社會索取的平衡。
而在“小政府”國家裡，基礎設施受損了也沒錢進行修繕，經濟效率因此無法提高；富人的子女可以上昂貴的私立學校，而窮人家的孩子或是提前辍學，或是一入學就背負起巨大的學費貸款，以致企業缺乏足夠的人才；減稅的收益都進入了富人的腰包，而窮人得到的只是更低的社會保障，更糟糕的健康狀況，更差的社會治安，以及更短的社會平均壽命；自由放任的經濟管理方式，更是無法避免平均七八年即爆發一次的經濟危機，企業家和個人好不容易積攢的財富，幾乎全部在經濟危機的週期震蕩中損失殆盡。“小政府”這種與人類文明發展相悖的發展模式，怎麼會有希望呢？這種發展模式又怎麼能創造更高的經濟增長，以及更大的公民自由？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區分政府、國家和官員這三個概念。政府不等同於國家，也不等同於官員，我們每個人都本能地熱愛自己的國家，但是不能因為不喜歡一些官員，就否定了政府的存在意義。
五、世界大潮流又在變
美國經濟學家弗裡德曼介紹其名著《自由選擇》時說：“我們充滿了樂觀主義情懷，將本書最後一章的標題定為‘潮流在轉變’。當時我們認為，人們普遍的信念正在從信仰集體主義，轉向信仰個人主義和私人市場機制。但我們未敢奢望，這一潮流轉變得如此迅猛。”
弗裡德曼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其發展潮流確實很兇猛，但這背後並非經濟學家的力量，也並非經濟思想的力量，而是美國國家的力量。弗裡德曼在中國、拉美等地區上演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基本上全部慘敗，這其中就包括中國1988年推行的“價格闖關”改革。
弗裡德曼在離世前，還在美國做了一件足以讓其釘在恥辱柱上的事情，那就是借卡特琳娜飓風襲擊美國之機，將新奧爾良地區的學校全部私有化。與海堤修護和電力網恢複的遲緩對比，新奧爾良的“學校交易”進行得有如軍事行動般快速。在19個月内，當新奧爾良大部分的貧困居民仍在流浪時，這個城市的公立學校體系已幾乎全被私人經營的學校取代，並導致4700名教師遭到解雇。其中部分年輕教師被以較低的工資重新雇用，大部分人則沒有這麼幸運。
但弗裡德曼意料不到的是，另一股潮流也同樣來得迅猛。就在他私有化新奧爾良的學校一年之後，美國就爆發了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的教條在危機中，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現在，人們考慮更多的是如何重建社會平等和恢複政府威信。
當然，這股潮流目前還沒有沖擊到中國。但是中國的發展從來沒有離開過世界的主流，我們相信在世界大潮流面前，中國也會改變，而且這種轉變不能完全靠等待和“進口”。我們需要屬於中國的創新，要做世界潮流的引領者。我的研究和寫作也是以這樣的世界形勢為出發點的。
以往大師的研究成果固然值得尊重，但大師也有時代局限性，我們不能指望所有問題都可以在大師們以往的研究中找到答案，而且大師們也有未知的領域，這需要我們繼續進行研究。因此，我在對社會上的常見謬誤進行批判和澄清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前人未提過的思想主張：比如經過研究，我發現西方發達國家打敗腐敗靠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二戰後建設起的福利國家制度；福利社會的本質不僅是一種財富分配機制，更是一種財富規劃機制；慈善的主體從來不是富人，而是中產階層；真正的企業家並不相信自由放任，政府幹預才更符合他們的利益；和平時期的通脹並非貨幣現象，而是經濟增長現象，“通脹感”不僅來自於物價升高，更來自於“生存方式變貴”；聰明的投資者更容易投資失敗；中國經濟治理的邏輯並非凱恩斯主義，而是“實事求是”等。這些在書中都有詳細的叙述，在序言中，我不再贅言。
另外，我還有幾個成體系的經濟思想，分別是“平衡經濟學原理”、“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精準調控”理論。“平衡經濟學原理”是從產品供給的角度，揭示市場經濟内部的不平衡問題，以及如何才能實現平衡；“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則是在當前人類面臨生存成本不斷提高的狀況下，提出的一種解決方案，是福利社會的補充方案；“精準調控”理論則是為政府調控經濟提供理論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變現在的“宏觀調控”為“微觀調控”。限於本書篇幅，出版社建議不附錄在本書中，而是另行出版。
希望我的這些研究可以革新當下中國人思考經濟、社會問題的方法與思路。特別是我們必須為推進福利建設掃清道路，為政府科學正確的經濟服務提供理論支持，而這兩樣都是建立現代文明社會的前提。舍此之後追求所謂的文明社會，都是帶有欺騙性的，也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回到現實，世界大潮流是無法阻擋的，而目前這一輪最新的大潮流才剛剛展開，至少還要持續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在這一大潮流下，人類文明會重新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我們對此要有信心，中國的學者們也應該認識到這一潮流，並積極地參與其中。
高連奎
2014年6月於北京
本文摘自《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
《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系作者對西方經濟思想史、發展經濟學、貨幣理論、福利社會理論等深入研究，以及對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微觀經濟現象常年跟蹤觀察後，嘔心瀝血的一本“經濟學清本溯源”之作。在書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亞當·斯密並沒見過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是反諷”等一般大衆因被中國主流經濟學輿論渲染後，得出的錯誤認知；而後，針對認為錯誤的經濟學原理和各國改革經驗，進行批判，比如“打敗腐敗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會”等；再之後，針對當下全球經濟現象進行鞭辟入裡、獨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業家”等結論；最後，對中國經濟學界當下的輿論環境進行辛辣地批評，並得出“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旁落”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