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琏
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舊常態已經不能維持了，這是一個不争的事實
所謂舊常態，就是用高投資支撐高速度。這種舊常態，中國已經維持了30多年。顯然，這種舊常態已經不能維持了，這是一個不争的事實，沒有什麼可讨論的。
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增長從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開始逐步下行，進入了一個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強刺激以後，中國的GDP曾經維持過三個季度以上的增長，然後就進入了下行的通道。在2010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10%以下，到今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7.3%，其間雖然有好幾次宏觀經濟的刺激動作，但對於支持GDP的回升來說，效果越來越不明顯。
從今年（2014年）第二季度開始，又開始了一輪新的刺激動作，但第二季度的GDP增長率僅提高了0.1個百分點，接著又下來了。10月又開始了一輪投資上的擴張，但這次收效更微。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GDP增長的速度下降了，是許多客觀因素決定的，而且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舊常態已經不能維持，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逐步下行的通道。什麼因素決定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從高速增長逐漸下行到中速增長？我想我已經多次說過，我們現在通常運用的一種分析理論框架就是“三駕馬車”，用它來預測中國的中長期增長，從方法論上來說，我們就錯了。
讨論中長期增長的趨勢沒有太大的争議，但應該用經濟學上所謂的“生態函數”來讨論，也就是說，支持經濟增長的這些因素的變化，決定了經濟增長的總量以及增長的趨勢。哪些因素呢？不外乎勞動力、資本、效率等，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過去很多年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一個因素是新增勞動力。我們知道，中國有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支撐了過去這30年的高速增長，新增的勞動力、新生的勞動力，還有農村轉移到工商業的勞動力都很強勁。
第二個因素是投資，投資支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三個因素是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撐了經濟的增長。
但是，從21世紀以來，這些基本因素發生了許多變化，使得它們不再能支持很高的增長速度。
具體來說，首先是新增勞動力。早在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P教授就提出劉易斯拐點出現了，人口紅利逐步縮減，以致消失。
其次是投資。其實，從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中國一直是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經濟學家做了很多分析，單純地依靠投資，增長是不能持續的。最初做出分析的是馬克思，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分析了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投資率不斷提高的增長方式，認為這必然引起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首要的問題就是產能增加，而消費率下降使得最終需求不足，這就造成了所謂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本上是沿著這條路走。長期靠投資來拉動增長，使得中國的資產負債表出現了嚴重問題。所以，繼續靠大量投資來拉動增長，不但是不可持續的，而且會造成很嚴重的宏觀經濟隐患，出現系統性的風險。
再次是生產率。比起改革開放以前，改革開放以後的生產率有很大的提高，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經濟結構的變化，大量的農村資源、勞動力和土地轉入城市。
第二個原因是開放。開放以前，中國的技術水平跟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開放以後，中國可以通過引進外國設備、技術，很快地提高技術水平，所以效率提高很快。
這個原因到21世紀初發生了變化，經過20多年的改革，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已經和發達國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術之外，一般的生產技術應該說和發達國家沒有太大的差別。因此，中國需要創新—哪怕是引進外國技術，經過消化以後的再創新—來引領生產技術，這樣才能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然而，在原有的體制下，用創新來引領生產技術是有很大困難的。許多經濟學家對中國潛在生產力的研究都表明，從21世紀初開始，生產率提高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就逐步減少了。
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的力道都已經減弱，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問題出現了：中國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原來支撐經濟增長的一些動力開始衰退，如果找不到新的動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
所以，中國面臨著很嚴峻的任務—找到新的增長動力，說得簡單一點，這個動力就是技術創新和效率的提高。如果缺乏新的增長動力，中國經濟的增速繼續下降將是不可避免的。
要用平常心對待GDP的減速
既然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的軌道轉入中速增長的軌道是由各種客觀因素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那麼我們只能用平常心來對待。所謂用平常心來對待，就是不能急於用強刺激的老辦法去拉動增長。
2009年以來的經歷已經告訴我們，用這樣的辦法去拉動經濟增長，時效是越來越短的。經濟學中所說的投資回報遞減的規律已經明顯表現出來了，所以這樣的辦法是不會有太大效果的，不僅沒有多大的好處，反而有很大的壞處。因為用強刺激的辦法，大量地註入貨幣，大量地進行投資，而投資回報卻很差，宏觀經濟的狀況就越來越脆弱。
不管是各級地方政府的負債率，還是企業的負債率，都增長得非常快，已經達到了警戒線或者超出了警戒線。如果頻繁地採取刺激的辦法，就會使得中國資產負債表的狀況越來越惡化，資產負債表狀況的惡化隐含著系統性風險。
一旦出現系統性風險，國家的整個經濟就會出現劇烈波動。東亞一些國家曾經也有過長時期的高速增長，比如日本，當初爆發了系統性危機，不但喪失了原來的動力、動態的優勢，還導致了國民經濟的長期低迷。
我認為中國不應該採取強刺激的辦法去拉動經濟增長，不要急於用大量刺激的辦法把增長率提升到7.5%以上、8%以上、10%以上。
用平常心對待經濟增長減速的新趨勢，不等於無所作為
如果我們不能在GDP總量減速的情況下改善增長的質量，不能提高增長中效率的貢獻，過去被高速的數量擴張所掩蓋的各種經濟和社會矛盾就會爆發出來，造成很多問題。
增長的速度降低了，增長的質量又不好，經濟效益就會打一個大的折扣。如果在減速的同時能夠提高增長的質量，在保持中速增長的情況下，人民就能得到更多實際的好處。
過去經濟增長的質量差，雖然數量能彌補一部分不足，但實際上它帶來的實惠是不多的，因為增長靠的是大量投資的註入，由於增長質量差，新增產值中有很大一部分要重新投入，否則增長的數量就不能彌補未來增長所需要的投資。
如果在減速的情況下能夠提高增長的質量，也就是提高增長中效率的貢獻，那麼，雖然數量低了，但人民和整個經濟得到的實際好處要比原來多。
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效率的提高，所以，有3%、4%、5%的增長率，情況就很好了。中國也應該争取達到這樣一種結果。中國現在應該關註的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數量，而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就要全面推進改革
從黨和政府的文件來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提出了國務院經濟建設的十大方針，這是在1981年。這十大方針圍繞著一個核心内容，就是提高效率。雖然這十大方針在執行後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所以成效並不是太明顯。
到了1995年，制訂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國家提出了一個明確的方針，叫作“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雖然這個說法在十六大中做了一點文字上的改變，變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我認為它的基本内容是沒有變的，就是要從依靠投資支撐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依靠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支撐的經濟增長方式。
雖然這個方針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計劃中都提出了，但應該說，在“十五”“十一五”這兩個五年計劃中取得的成績並不是那麼顯著，因此在“十二五”中再次提出要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就出在經濟發展方式或者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有一個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經濟體制和社會政治體制的轉變。其實，“九五”計劃的時候提得很明確，叫作“兩個根本轉變”：一個根本轉變是從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另一個根本轉變是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而且第二個根本轉變是第一個根本轉變的基礎。
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間，改革的推進有一些遲緩，使得這十年中經濟增長方式或者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顯得有些疲軟，因此，到“十一五”的最後一年，黨中央提出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刻不容緩。
到了“十二五”期間，黨中央再次強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跟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合的。十八大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這就為中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了一個體制上的基礎。十八大前後，一些改革的推進雖然是小試牛刀，但已經可以看出成效了。
我們現在面臨一個情況，有些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減速很著急，因為按照過去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方式，經濟增長一減速就可能要出大事，但實際情況並沒有那麼嚴重。
雖然經濟增長在減速，但中國的就業狀況、經濟效率的狀況、經濟結構的狀況還在改善，而且改善的情況比“十一五”“十二五”的時候要好得多。
最明顯的就是就業，經濟增長在一步一步地下台階，但就業的情況越來越好。就去年來說，我們預期的新就業人數是900萬，實際就業人數是1310萬，完成了預期目標的145%。今年，這個預期目標提到1000萬人，10月份就完成了。因此，經濟減速並沒有導致失業增加、就業困難和社會不安。
另外，結構的變化。黨中央在“十一五”的時候決定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作為主線，怎麼轉變呢？核心是提高效率，通過哪些途徑提高效率？很重要的一個途徑是發展服務業，這是“十一五”一個很重要的口號。
“十一五”這五年中，政府雖然反複號召，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沒有很大的改變。到了“十二五”的時候，第一年還沒有什麼改變，第二年就出現了改變。
前年，中國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首次和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齊平。過去一直是第二產業—制造業一馬當先，去年的情況有所改變，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超過了第二產業，而且第三產業首次成為整個國民經濟中最大的產業。今年，這個趨勢還在繼續。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在“十一五”的時候，國家反複強調要改善結構，要發展第三產業，但沒有做到，為什麼現在這兩年能做到呢？無非是因為一些改革，其中一項改革是營改增，即營業稅改增值稅。
對於營改增，人們關註的是其減輕稅務負擔的作用。其實，營改增受到經濟學界和產業界的普遍歡迎的原因在於：營業稅是全額徵稅的，它是妨礙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稅是就價值增值徵稅的，它是有利於分工深化的。
這個改革在全國推行以後，大大促進了分工深化，催生了很多新的行業。拿電子商務來說，就分化出不少行業，從快遞到結算，到售後服務，種種行業都出現了。
另一項改革是工商登記的便利化，工商登記便利化以後，工商戶的數量大大增加，去年新增工商戶40%。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到，今年前三個季度登記的工商戶數量增加了60%。當然，這只是中國拉開全面深化改革序幕的一些改革，我把它們叫作小試牛刀。
小試牛刀證明改革能夠改善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能夠提高經濟的效率，能夠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在經濟減速，進入中速增長的情況下，增加經濟增長中效率的貢獻，從而建立一個符合預期的新常態。
這個符合預期的新常態就是雖然增長速度是中速的，但效率是比過去高的，也就是從粗放的增長轉向了集約的增長，這是中國的整個經濟和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礎。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給我們描畫了一個很有理由樂觀的前景，但全面深化改革會碰到意識形態的障礙、既得利益的障礙、操作上的複雜困難的障礙，還有過去舊體制、舊的增長方式所積累起來的各種經濟問題的困難，不可能一蹴而就。
本文摘自《看清新常態》
2015年是中國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可以說，這是中國社會再次經歷的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身處巨大變革中的我們，唯有充分認清這一新時代的特點，才能站在“風口”，順風而飛。基於此種情況，各行業最為優秀的學者、企業家，從各自所從事的領域出發，給出了極具建設性的觀點，匯編為《中國2015：看清新常態》一書，為我們搶占新時期的制高點提供了寶貴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