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甯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第一個問題：怎麼理解“新常態”
最近，在中國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詞，就是“新常態”。怎麼理解“新常態”呢？這是相對於我國前一段時期超常的經濟高速增長而言的，意指經濟應逐步轉入
常態。
要知道，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是“非常態”的，它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我們今天講經濟要進入“新常態”，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首先，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長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其次，過高的增長率帶來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個方面：第一，資源消耗過快；第二，環境受到影響，生態惡化；第三，帶來低效率；第四，出現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第五，錯過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這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下面展開談一下。
錯過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會留下很多後遺症。現在我們不得不把調整經濟結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結構調整很重要，比單純追求經濟總量更重要。
舉個例子。1840年鴉片戰争時，中國的GDP是世界第一，要比英國高很多，但是中國的經濟結構不行。具體來說，英國大約在1770年左右進行第一次工業革命，到鴉片戰争時已進行了大約70年。經過這70年的發展，此時英國的GDP構成中，主要為蒸汽機、機器設備以及鐵軌、鐵路機車、車廂等工業品，紡織業中使用的也是機器。而當時中國的GDP完全是由農產品和手工業品構成的。同時，英國的交通工具已經是輪船和火車了，而中國當時仍然是帆船和馬車。從出口來看，中國主要是茶葉、瓷器、絲綢等農產品和手工業品，而英國則是蒸汽機和機器設備。所以，英國在經濟結構方面遠遠優於中國。
此外，在人力資源結構方面，英國也優於中國。當時英國有一千多萬人，而中國據說有四億人。但是，英國已經進行工業革命70年了，小學已經普及，並開辦了大量中學，還興建了很多大學，每年培養出大量科學家、技術人員，還有經濟管理人員、金融專家等人才。而此時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民是文盲，婦女也多是文盲，少數讀書人讀的是四書五經，而且是為了考科舉。所以，中國的人力資源結構也不如英國。
雖然現在中國的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從結構上來說，中國還落後於一些發達國家。因為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所占GDP的比重還比較低，沒有發達國家那麼高。同時，雖然中國人力資源結構比過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學畢業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也比較低，中國的熟練技工隊伍正在形成。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時機就是最大的損失。所以，現在提出“新常態”，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長，盡早使經濟結構合理化的意圖。
目前“十二五”時期即將結束，馬上要開展“十三五”規劃。對於“十三五”規劃，很多專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適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長了。如果中國GDP每年能夠保持增長7%就不錯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屬正常，要註重經濟質量提升和結構的完善，而不是單純追求經濟增速。
第二個問題：硬性的增長指標與彈性的預測值哪個更好
這個問題我以前曾談過。多年以來，我們一直靠下死命令實現經濟增長目標，全國各地拼命幹，力求最終達到目標。這樣下去，就會產生問題：這無論對地方政府還是對中央政府，都同樣形成壓力，因為地方的發展規劃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全國的發展規劃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一旦以這些硬性指標作為目標，就意味著要嚴格執行。於是，各地政府為了完成任務或者趕超別人，有時就不顧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結構調整，政府就會很容易陷入被動。
為什麼會很被動呢？主要原因在於：硬指標意味著一定要完成，為了完成指標，就會只顧增長，從而把產能過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過去我們總幹這種傻事，政府今後力争改變這種狀況。可喜的是，關於把增長率從硬指標改為有彈性的預測值的做法，現在已經在一些地方開展試點，先試驗一段時間，如果試行成功，再進行推廣，這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和調整結構是非常有好處的。
第三個問題：怎麼看待當前經濟增速的下降
經濟增速下降有許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過剩的產品銷不出去等。但同時，應該看到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即中國實際的GDP要比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高，而且年年如此。舉幾個例子：
第一，農民蓋房子在西方發達國家是計入GDP的，而中國農民蓋房子，包括自己蓋房子、鄰居親戚互助蓋房子等，統統不計入GDP。這個量是很大的，而且隨著現在建設新農村和推行城鎮化，這個數據會越來越大。
第二，中國的家庭保姆有幾千萬人，在西方發達國家，這些人的收入是計入GDP的，由於中國GDP計算中沒有家庭保姆工資這一檔，因此，幾千萬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沒有計到GDP裡去。加之，近年來，當保姆的人數逐年增加，她們的工資逐年在漲。這種情況不能不引起經濟學界的註意。
第三，中國個體戶的實際營業額有多少？在中國，個體工商戶一年的營業額是通過包稅制倒推出來的，他們的實際營業額會高於包稅制下推算出來的營業額。也就是說，大量個體工商戶少報了營業額，中國的GDP統計也就少算了。最近還規定，月營業額不足三萬元的小微企業免稅。免稅之後，就更不好統計他們的實際營業額了。
第四，據前幾年數據統計，在中國GDP的構成中，國有企業不到35%，外資企業大約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營企業則超過55%。近年來，有外國專家認為中國的GDP摻水了，存在虛報的可能。實際上，這恰恰說明他們不了解中國。因為民營經濟通常選擇能少報營業額就少上報，上面不查就不報，因為報多了就要多繳稅就吃虧了。同時，有些國有企業為了表現業績或領導者為了獲得提拔，可能虛報營業額，但是他們的虛報是有限的。因為一審計就審計出來了，多報就露餡兒了。總體上看，由於民營企業占了55%，他們少報的比國企虛報的要多，兩者抵消後統計出來的GDP就比實際上少了。
以上四點說明了什麼問題呢？說明單純從GDP的變動看不出大的變化，而實際上，GDP的總量卻在逐年增加，我們要承認中國實際的GDP比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要多。所以，不要怕GDP減速了，下降0.2或0.1個百分點沒什麼問題，對中國經濟增長要有信心。
第四個問題：如何看待投資與就業的關系
這是經濟學中的一個老問題，卻也是當前要著重研究的問題。因為經濟學從來都是這麼認為的：新的工作崗位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作為投資的結果而顯現出來的，也就是說，你要增加就業，就必須大量投資。但目前中國的情況變了。中國正在朝完善的市場經濟方向走，在大力推進技術創新或不斷更換成套設備的時候，在投資於高新技術產業的時候，就業人數往往反而減少了，因為機器人、自動化使得人力減少，在新技術下不需要那麼多人就業。這成為高新技術發展過程中一個必然出現、必須面對的問題。
另外，還應該看到，中國正在加強環保建設，推動低碳化。低碳化必然要求關、停一些企業，在環保治理的同時就會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崗位。那麼，中國增加就業靠什麼呢？如何保持就業的可持續性？當前政策的第一個辦法是，要靠發展民營企業，發展小微企業，鼓勵創業。現在創辦小微企業，可以先營業後辦證，可以省掉很多手續。同時，對小微企業，還有貸款的支持。
第二個辦法：搞農業。中央文件中已正式提出要發展家庭農場。這是個新提法。過去家庭農場主要出現在美國、加拿大、西歐等地，現在中國正在進行土地確權，也相應地提了出這個概念。確權是什麼意思？過去農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制，但是沒有確權，農民事實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擔者，現在不同了。2012年，全國政協經濟組在浙江的嘉興考察。我們進了一個村子，農民放鞭炮慶祝確權。確權主要是指“三權三證”：土地的承包經營權發證，宅基地的使用權發證，農民在宅基地蓋房子的房產權發證。嘉興市在土地確權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確權以後變為1.9∶1，收入差距大大縮小了。我們問農民，收入怎麼一下子多出那麼多呢？這都是土地確權的好處。過去農民權利得不到保護，因為是集體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確權以後農民能夠依法依證保護自己的權利了，積極性提高了，養殖業和種植業也就發展了。同時，農民想外出打工就可以去打工了，土地轉包給別人，收地租，因為確權了，就不擔心回來後人家不認賬了。
這就是中國農村發生的變化，中國的現代農業正在興起。這就為就業開辟了新的道路。
第五個問題：如何看待“錢荒”
很多人對中國現在發生的“錢荒”感到很奇怪。因為中國的貨幣流通量並不少，按照M1、M2來看，流通的貨幣量都是很大的，但老百姓特別是民營企業卻到處借不到錢，鬧“錢荒”。為什麼會發生“錢荒”？有兩個原因：
一方面，中國正處在雙重轉型階段：第一個轉型是發展轉型，從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第二個轉型是體制轉型，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在這兩個轉型過程中，農村對貨幣需求量大增。現在農民自己經營土地甚至開辦小工廠，都需要大量資金。同時，中國的貨幣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經濟增長率、人口增長率就能夠計算出合理的貨幣需求量的。通常，實際貨幣需求量比計算出來的貨幣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錢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國家投資以及貸款不配套造成的。銀行將大部分貸款給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很少能夠獲得貸款。貸不來款，民營企業就慌了，因為手上沒有資金，萬一有好的投資機會就丢失了；另外，如果資金鍊斷了，到哪裡借錢呢？連企業的日常運行都會感到困難。我們在廣東調查發現，很多企業都有“超正常的貨幣儲備”，用當地企業家的話說叫“現金為王”。幾乎家家都有“超正常的貨幣儲備”，自然貨幣流通量就不足了。
第六個問題：當前金融改革的目標是什麼
主要有三個目標：一是宏觀目標，二是微觀目標，三是結構性目標。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金融業、銀行業應該走向市場化。利率市場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但利率市場化不等於對利率的自由放任，因為自由放任對經濟是有害的。所以，從宏觀上來講，利率的市場化，也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微觀來看，銀行作為金融機構和微觀單位，應該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兩個效益並重，這是微觀目標。從結構性來看，金融改革應該把重點從虛擬經濟轉到實體經濟中來，因為實體經濟是最重要的。中國的產品要打入世界，必須有一個自主創新的過程，要幫助實體經濟實現技術升級、產業升級。同時，在結構方面，大中小銀行分別以大中小企業作為服務對象，就是大銀行對大企業，中等銀行對中等企業，小銀行對小企業，在此基礎上，所有的大中銀行都應該為最底層的小微企業提供貸款服務，這是支持“草根金融”。
此外，還應該大力發展政策性銀行。政策性銀行目前還比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發展，可以成立教育銀行，使政策性銀行為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金融服務。又如，開發西部地區，有許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銀行做，所以，政策性銀行應該進一步擴大。
本文摘自《看清新常態》
2015年是中國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可以說，這是中國社會再次經歷的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身處巨大變革中的我們，唯有充分認清這一新時代的特點，才能站在“風口”，順風而飛。基於此種情況，各行業最為優秀的學者、企業家，從各自所從事的領域出發，給出了極具建設性的觀點，匯編為《中國2015：看清新常態》一書，為我們搶占新時期的制高點提供了寶貴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