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甯:當前經濟形勢的六大前沿問題

2015-02-10 17:07:47

  厲以甯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第一個問題:怎麼理解“新常態”

  最近,在中國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詞,就是“新常態”。怎麼理解“新常態”呢?這是相對於我國前一段時期超常的經濟高速增長而言的,意指經濟應逐步轉入

  常態。

  要知道,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是“非常態”的,它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我們今天講經濟要進入“新常態”,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首先,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長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其次,過高的增長率帶來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個方面:第一,資源消耗過快;第二,環境受到影響,生態惡化;第三,帶來低效率;第四,出現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第五,錯過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這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下面展開談一下。

  錯過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會留下很多後遺症。現在我們不得不把調整經濟結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結構調整很重要,比單純追求經濟總量更重要。

  舉個例子。1840年鴉片戰争時,中國的GDP是世界第一,要比英國高很多,但是中國的經濟結構不行。具體來說,英國大約在1770年左右進行第一次工業革命,到鴉片戰争時已進行了大約70年。經過這70年的發展,此時英國的GDP構成中,主要為蒸汽機、機器設備以及鐵軌、鐵路機車、車廂等工業品,紡織業中使用的也是機器。而當時中國的GDP完全是由農產品和手工業品構成的。同時,英國的交通工具已經是輪船和火車了,而中國當時仍然是帆船和馬車。從出口來看,中國主要是茶葉、瓷器、絲綢等農產品和手工業品,而英國則是蒸汽機和機器設備。所以,英國在經濟結構方面遠遠優於中國。

  此外,在人力資源結構方面,英國也優於中國。當時英國有一千多萬人,而中國據說有四億人。但是,英國已經進行工業革命70年了,小學已經普及,並開辦了大量中學,還興建了很多大學,每年培養出大量科學家、技術人員,還有經濟管理人員、金融專家等人才。而此時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民是文盲,婦女也多是文盲,少數讀書人讀的是四書五經,而且是為了考科舉。所以,中國的人力資源結構也不如英國。

  雖然現在中國的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從結構上來說,中國還落後於一些發達國家。因為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所占GDP的比重還比較低,沒有發達國家那麼高。同時,雖然中國人力資源結構比過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學畢業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也比較低,中國的熟練技工隊伍正在形成。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時機就是最大的損失。所以,現在提出“新常態”,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長,盡早使經濟結構合理化的意圖。

  目前“十二五”時期即將結束,馬上要開展“十三五”規劃。對於“十三五”規劃,很多專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適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長了。如果中國GDP每年能夠保持增長7%就不錯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屬正常,要註重經濟質量提升和結構的完善,而不是單純追求經濟增速。

  第二個問題:硬性的增長指標與彈性的預測值哪個更好

  這個問題我以前曾談過。多年以來,我們一直靠下死命令實現經濟增長目標,全國各地拼命幹,力求最終達到目標。這樣下去,就會產生問題:這無論對地方政府還是對中央政府,都同樣形成壓力,因為地方的發展規劃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全國的發展規劃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一旦以這些硬性指標作為目標,就意味著要嚴格執行。於是,各地政府為了完成任務或者趕超別人,有時就不顧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結構調整,政府就會很容易陷入被動。

  為什麼會很被動呢?主要原因在於:硬指標意味著一定要完成,為了完成指標,就會只顧增長,從而把產能過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過去我們總幹這種傻事,政府今後力争改變這種狀況。可喜的是,關於把增長率從硬指標改為有彈性的預測值的做法,現在已經在一些地方開展試點,先試驗一段時間,如果試行成功,再進行推廣,這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和調整結構是非常有好處的。

  第三個問題:怎麼看待當前經濟增速的下降

  經濟增速下降有許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過剩的產品銷不出去等。但同時,應該看到另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即中國實際的GDP要比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高,而且年年如此。舉幾個例子:

  第一,農民蓋房子在西方發達國家是計入GDP的,而中國農民蓋房子,包括自己蓋房子、鄰居親戚互助蓋房子等,統統不計入GDP。這個量是很大的,而且隨著現在建設新農村和推行城鎮化,這個數據會越來越大。

  第二,中國的家庭保姆有幾千萬人,在西方發達國家,這些人的收入是計入GDP的,由於中國GDP計算中沒有家庭保姆工資這一檔,因此,幾千萬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沒有計到GDP裡去。加之,近年來,當保姆的人數逐年增加,她們的工資逐年在漲。這種情況不能不引起經濟學界的註意。

  第三,中國個體戶的實際營業額有多少?在中國,個體工商戶一年的營業額是通過包稅制倒推出來的,他們的實際營業額會高於包稅制下推算出來的營業額。也就是說,大量個體工商戶少報了營業額,中國的GDP統計也就少算了。最近還規定,月營業額不足三萬元的小微企業免稅。免稅之後,就更不好統計他們的實際營業額了。

  第四,據前幾年數據統計,在中國GDP的構成中,國有企業不到35%,外資企業大約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營企業則超過55%。近年來,有外國專家認為中國的GDP摻水了,存在虛報的可能。實際上,這恰恰說明他們不了解中國。因為民營經濟通常選擇能少報營業額就少上報,上面不查就不報,因為報多了就要多繳稅就吃虧了。同時,有些國有企業為了表現業績或領導者為了獲得提拔,可能虛報營業額,但是他們的虛報是有限的。因為一審計就審計出來了,多報就露餡兒了。總體上看,由於民營企業占了55%,他們少報的比國企虛報的要多,兩者抵消後統計出來的GDP就比實際上少了。

  以上四點說明了什麼問題呢?說明單純從GDP的變動看不出大的變化,而實際上,GDP的總量卻在逐年增加,我們要承認中國實際的GDP比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要多。所以,不要怕GDP減速了,下降0.2或0.1個百分點沒什麼問題,對中國經濟增長要有信心。

  第四個問題:如何看待投資與就業的關系

  這是經濟學中的一個老問題,卻也是當前要著重研究的問題。因為經濟學從來都是這麼認為的:新的工作崗位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作為投資的結果而顯現出來的,也就是說,你要增加就業,就必須大量投資。但目前中國的情況變了。中國正在朝完善的市場經濟方向走,在大力推進技術創新或不斷更換成套設備的時候,在投資於高新技術產業的時候,就業人數往往反而減少了,因為機器人、自動化使得人力減少,在新技術下不需要那麼多人就業。這成為高新技術發展過程中一個必然出現、必須面對的問題。

  另外,還應該看到,中國正在加強環保建設,推動低碳化。低碳化必然要求關、停一些企業,在環保治理的同時就會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崗位。那麼,中國增加就業靠什麼呢?如何保持就業的可持續性?當前政策的第一個辦法是,要靠發展民營企業,發展小微企業,鼓勵創業。現在創辦小微企業,可以先營業後辦證,可以省掉很多手續。同時,對小微企業,還有貸款的支持。

  第二個辦法:搞農業。中央文件中已正式提出要發展家庭農場。這是個新提法。過去家庭農場主要出現在美國、加拿大、西歐等地,現在中國正在進行土地確權,也相應地提了出這個概念。確權是什麼意思?過去農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制,但是沒有確權,農民事實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擔者,現在不同了。2012年,全國政協經濟組在浙江的嘉興考察。我們進了一個村子,農民放鞭炮慶祝確權。確權主要是指“三權三證”:土地的承包經營權發證,宅基地的使用權發證,農民在宅基地蓋房子的房產權發證。嘉興市在土地確權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確權以後變為1.9∶1,收入差距大大縮小了。我們問農民,收入怎麼一下子多出那麼多呢?這都是土地確權的好處。過去農民權利得不到保護,因為是集體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確權以後農民能夠依法依證保護自己的權利了,積極性提高了,養殖業和種植業也就發展了。同時,農民想外出打工就可以去打工了,土地轉包給別人,收地租,因為確權了,就不擔心回來後人家不認賬了。

  這就是中國農村發生的變化,中國的現代農業正在興起。這就為就業開辟了新的道路。

  第五個問題:如何看待“錢荒”

  很多人對中國現在發生的“錢荒”感到很奇怪。因為中國的貨幣流通量並不少,按照M1、M2來看,流通的貨幣量都是很大的,但老百姓特別是民營企業卻到處借不到錢,鬧“錢荒”。為什麼會發生“錢荒”?有兩個原因:

  一方面,中國正處在雙重轉型階段:第一個轉型是發展轉型,從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第二個轉型是體制轉型,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在這兩個轉型過程中,農村對貨幣需求量大增。現在農民自己經營土地甚至開辦小工廠,都需要大量資金。同時,中國的貨幣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經濟增長率、人口增長率就能夠計算出合理的貨幣需求量的。通常,實際貨幣需求量比計算出來的貨幣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錢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國家投資以及貸款不配套造成的。銀行將大部分貸款給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很少能夠獲得貸款。貸不來款,民營企業就慌了,因為手上沒有資金,萬一有好的投資機會就丢失了;另外,如果資金鍊斷了,到哪裡借錢呢?連企業的日常運行都會感到困難。我們在廣東調查發現,很多企業都有“超正常的貨幣儲備”,用當地企業家的話說叫“現金為王”。幾乎家家都有“超正常的貨幣儲備”,自然貨幣流通量就不足了。

  第六個問題:當前金融改革的目標是什麼

  主要有三個目標:一是宏觀目標,二是微觀目標,三是結構性目標。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金融業、銀行業應該走向市場化。利率市場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但利率市場化不等於對利率的自由放任,因為自由放任對經濟是有害的。所以,從宏觀上來講,利率的市場化,也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從微觀來看,銀行作為金融機構和微觀單位,應該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兩個效益並重,這是微觀目標。從結構性來看,金融改革應該把重點從虛擬經濟轉到實體經濟中來,因為實體經濟是最重要的。中國的產品要打入世界,必須有一個自主創新的過程,要幫助實體經濟實現技術升級、產業升級。同時,在結構方面,大中小銀行分別以大中小企業作為服務對象,就是大銀行對大企業,中等銀行對中等企業,小銀行對小企業,在此基礎上,所有的大中銀行都應該為最底層的小微企業提供貸款服務,這是支持“草根金融”。

  此外,還應該大力發展政策性銀行。政策性銀行目前還比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發展,可以成立教育銀行,使政策性銀行為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金融服務。又如,開發西部地區,有許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銀行做,所以,政策性銀行應該進一步擴大。

  

本文摘自《看清新常態》


   2015年是中國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可以說,這是中國社會再次經歷的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身處巨大變革中的我們,唯有充分認清這一新時代的特點,才能站在“風口”,順風而飛。基於此種情況,各行業最為優秀的學者、企業家,從各自所從事的領域出發,給出了極具建設性的觀點,匯編為《中國2015:看清新常態》一書,為我們搶占新時期的制高點提供了寶貴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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