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環節
到2020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目標，關鍵在於深化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政府改革。“十三五”能否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為主線實現行政體制改革的實質性突破，這既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挑戰，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任務。
走向服務業大國的經濟轉型升級對深化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政府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服務業市場對内對外開放倒逼負面清單管理的全面推行；無論是簡政放權還是形成公平競争的市場秩序，都要求盡快實現市場監管由以行政審批為主向法治為基礎的轉型；新階段創新公共服務體制機制，重在全面推行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十三五”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為主線的行政體制改革，涉及到政府發展理念的深刻變革，需要盡快形成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政府發展理念。
一、適應經濟新常態的政府角色轉變
1.實現發展理念的深刻轉變。由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無論是企業、社會，還是政府，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尤其是需要改變某些傳統的發展理念。服務業發展在推動GDP增長上沒有大工業項目來得快，這就要求不能再“以GDP論英雄”，需要改變過去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終結GDP為中心的增長主義和以增長代替發展的理念。考慮到服務業發展對市場化程度的要求比工業發展更高，這就需要政府把握服務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創造公平競争的市場環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2.以服務業為重點加快推進投資轉型。投資轉型與政府轉型直接相聯系。與服務需求快速增長的趨勢相適應，重點加大教育、醫療、健康、養老、文化、體育等生活性服務領域的投資；從工業轉型升級的現實需求出發，重點加大信息、研發、設計、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投資；在已經推出一批重大項目的基礎上，盡快在電信、教育、醫療、金融等服務業壟斷領域再推出一批向社會資本開放的重大項目。
3.加快政府購買服務的體制機制創新。從發達國家經驗看，政府購買服務不僅能夠提高效率，還能夠培育和創造服務市場。2013年，我國政府採購規模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為11.7%，占GDP比重為2.9%，但服務類採購只占政府採購總額的9.4%。而歐美發達國家政府採購規模占財政收入的比例為30%～40%，服務類採購占政府採購規模的50%以上。從我國的情況看，需要盡快將公共服務正式納入政府採購法及其實施細則的採購範圍，使得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規範化、制度化。適應全社會公共需求變化的大趨勢，2014年12月財政部等部委已印發《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管理辦法（暫行）》的通知，明確將養老服務、殘疾人服務、公共教育服務、公共衛生服務、公共文化、體育等服務納入政府採購範圍。在此基礎上，應當進一步完善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制度安排，通過公共資源配置社會化、市場化的相關制度創新，争取到2020年使政府採購規模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達到15%～20%，服務類採購占政府採購的比例達到40%左右。
二、推進法治市場經濟進程
1.用法律界定政府與市場邊界，加快市場主導的經濟轉型。從實踐看，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關鍵在於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這就需要依法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實現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關系的定型化、制度化。例如，修改並完善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的法律法規、公共資源配置法律法規、市場監管法律法規，形成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法治規範，為拓寬社會資本發展空間提供法律保障，使法治成為市場經濟公平競争的制度保障。
2.完善產權保護制度。近些年營商環境惡化的突出表現在產權保護不到位，社會資本的投資信心不足。打造法治化的營商環境，重要前提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例如，賦予不同所有制企業平等的法律地位，完善產權平等保護制度，為不同所有制的財產權利平等提供法律保障，嚴格禁止任何機構不經法律程序剝奪私人財產；推動農村土地使用權物權化改革，通過規定農村土地使用權可流轉、可抵押、可入股等，形成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的法律制度；適應由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客觀趨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立法，用法律促進和保障創業創新。
3.以法治破題市場治理。從現實需求看，一方面要加快推進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監管轉型。以行政審批為基礎的市場監管不僅抑制了市場活力，而且弱化了市場監管效果，迫切需要用法律提高市場監管的權威性、有效性。推動市場監管由行政監管為主向法治監管為主轉變，形成市場監管的法律框架：研究出台綜合性的《市場監管法》，強化市場監管機構的權威性；修改《食品安全法》和《藥品管理法》，實行最嚴格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制度；把反行政壟斷納入《反壟斷法》，對國有壟斷行業等相關行業監管内容進行清理、修改。另一方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客觀上要求打造統一開放、公平競争的市場環境。例如：把負面清單管理納入《行政許可法》，為企業“法無禁止即可為”提供法律保障；加快統一内外資法律法規，在市場準入、稅收支持、政府購買等方面一視同仁，為各類企業創造平等的競争環境。
與過去36年相比，走向經濟新常態時代的轉型與改革更具有全面性、深刻性、複雜性。它不僅是一個經濟增長新常態的形成過程，還伴隨著經濟結構新常態、利益結構新常態、綠色發展新常態、制度創新新常態的形成；不僅涉及到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涉及到社會、文化、政治、生態等各個領域的改革；不僅涉及到增量改革，還涉及到存量利益關系的調整。在轉型升級的時間、空間約束不斷加強的背景下，既要客觀把握改革的歷史定力和歷史使命，更要突出改革的歷史自覺和歷史信念，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落到實處。
本文摘自《2020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與挑戰》
《轉型抉擇2020 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與挑戰》以“轉型抉擇”為主題，力圖客觀分析2015—2020年這6年經濟轉型升級面臨的趨勢與挑戰，提出務實的行動建議。全書由總論和八章組成。“總論”闡述了2015—2020年這6年經濟轉型與改革的大思路。1～3章分別研究和探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面臨著的三大歷史性趨勢：一是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的工業轉型升級大趨勢；二是從規模城鎮化走向人口城鎮化的城鎮化轉型升級大趨勢；三是從物質型消費走向服務型消費的消費結構升級大趨勢。適應這三大趨勢，第4章提出2020年經濟轉型升級的基本目標。我們認為，中國經濟轉型的出路在於加快從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要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