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寫一本通俗的財經金融類讀物，對我來說，能讓大衆基本看懂也許比能讓少數專業人士看得興致勃勃更有價值。對現今的中國經濟發展來說，讓100個窮人致富比讓一個富人更富，有更大的現實意義。
寫這本書最初的想法源於兩年前的一個下午。
那天下午我到北京郊區的一家科技小企業訪問。在一個高大空洞的門廊前迎接我的是一個滿頭白發的男人，看起來絕對有六十多歲，實際他才四十出頭。他滿臉都寫著五年創業的艱辛，硬擠出來的笑容裡似乎藏著許多無以言表的無奈。他沒什麼背景與社會關系，也不善於和人打交道、拍馬屁，因此，其創業之艱辛更甚。為了得到銀行貸款，開始他押了自己的房子，後來連兩家父母的房屋也抵押給了銀行。好不容易研發出了產品，要通過政府的各種審批，取得各種認證和許可，還要進行市場推廣，資金是最大的問題。為了得到生產與營銷資金，他在親朋好友間進行社會集資，剛生產出第一批產品，就被抓進監獄關了兩年，等查清問題，公司已經瀕臨倒閉。他守著一個苟延殘喘的公司，偶爾靠借高利貸，拆東牆補西牆。這夫婦兩口子和我聊了兩個多小時，我聽到他們口頭上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拼命撐下去，想死的心都有。
回到北京城區，經過五道口，我看見夕陽的餘晖照耀在曾經苦讀過的“五道口”教學樓，心生些許感觸，也有頗多舊憶。
1982年，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在五道口創辦了銀行系統的“黃埔軍校”，培養了中國最早的一批金融碩士研究生，為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發展輸送了大批急需的人才。我有幸成為五道口最早先的學生之一。那些年給我們授課的是一批大師級的經濟學家——陳岱孫、厲以甯、黃達、胡代光、劉鴻儒、丁鸪、梁小民，等等，現在光想想這些，就讓人不禁欣欣然。
後來我留學美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修經濟學，先後拜師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奧利弗（Oliver Williamson）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現任美聯儲主席耶倫（Janet Yellen）當時在商學院授課，我也選修她的課程並常向她讨教問題。這麼一說，看起來我似乎鍍了很光亮的“金”，但事實上，真正打開我經濟學研究“天門”的是五道口，而“開天門”的大師是厲以甯導師。
五道口宏觀經濟學的第一堂課由厲老師主講。他在講了很多經濟學現象和案例後，便這樣總結說：“經濟學是一門社會啟蒙的科學。”從來沒有人把經濟學和社會啟蒙聯系在一起，厲老師的話如同在我血液裡加了一杯烈酒，令我通體滾燙。就是這樣，我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
說老實話，我不認為那個時候我們懂得多少金融，無論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金融。但是，所有的學生無論研究方向是什麼，大家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中國的金融改革。我們要改變中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金融體制，為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金融體制。那個時候五道口的同學們就提出了“開放金融市場”（吳曉靈）、“建立商業銀行體制”（張志平）、“創建中國的資本市場”（夏斌）等在當時非常新穎和大膽的觀點。
五道口是金融改革的產物，五道口見證了中國金融改革的進程，五道口的學生們成為了中國金融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兒和幸運者。現在五道口畢業的學生們已經遍佈中國的金融行業，其中絕大部分發揮著中間骨幹作用。我想，我們所有五道口的學生都會為此驕傲。
但是，那天下午的經歷迫使我陷入反思，讓我不得不思考與回答現實生活提出的一個問題：對廣大中小企業來說，三十年改革開放後，企業融資是更難了還是更容易了？顯然，這個問題不是一句話能說清楚的。我們能看清的現實是，在我國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了三十幾年後的今天，金融機構普遍幫富不幫窮，這也是中小企業家們普遍感慨的一個社會問題。
確實，今天的中國面臨很多問題，政治的、經濟的、傳統文化的和思想方法的，不同社會層面的人根據自己的不同遭遇和體驗，對這個社會有很多不同的抱怨和批評。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總體上看1978～2014的中國是一個好時代，正是在這個期間，中國從一個落後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強國，GDP從世界排名第15位跳到第2位，僅次於美國，人均收入從幾十美元提高到幾千美元，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長71倍，而同期内我國財政收入增長了103倍。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1978～2014年，中國社會的財富分配狀況從總體上的均貧富發展到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中國從世界上一個收入最為平均化分配的國家發展成一個收入和財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占中國人口95%以上的大衆平民階層並沒有在這個好時代裡享受到與他們勞動付出相應的收入和財富增長，可以說，這也是今天中國所有問題的總的經濟根源。
一個好時代裡為什麼我們的百姓致富如此之難？
事實上，從金融角度看，金融站在誰一邊，誰就是富人。
那麼，過去三十幾年的金融改革站在了誰的一邊呢？站在了普通大衆和中小企業主一邊了嗎？再問，金融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誰？是廣大農民嗎？是制造業的工人家庭嗎？是中國二億多的農民工嗎？是國内底層上億的工商小業主嗎？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嗎？這些問題顯然不需要回答，不争之共識。如果金融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只是社會人口中百分之幾的精英階層，我們的金融改革能說是成功的嗎？
金融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是社會財富分配的制高點，金融不僅僅是工具，也是一種社會制度安排。我們刻苦研習金融，深入研究金融改革，我們用現代金融理論和知識改造著中國的金融機器，但這種改造的結果只是讓很小一部分人得到了最大的好處，這是我們初始所希望的嗎？如果我們在五道口所學的金融現代理論和各種技術管理方法的目的，只是為了幫助國内一小部分精英分子更有效地、更默不作聲地、更科學地、更低調地掠奪大多數弱勢群體的利益所得，中國金融改革的意義何在？中國社會財富的貧富兩極分化，金融改革有沒有偏差和責任？
金融是經濟制度的一部分，對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的財富增減變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作用。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看待金融制度和經濟發展，不能僅僅從國家強盛的角度，也應該從普通民衆福祉的角度來分析。一個好的制度必須是能讓大多數國民得到多數好處的社會制度，而不是相反。
本文摘自《少數派的財富報告》
本書先是從社會經濟生活多方面觀察的基礎上，提出和反思了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即金融壟斷和資本壟斷；再從中國貨幣發行機制、金融深化、融資制度和資本市場等多方面，分析了金融資本壟斷對中小企業發展的制約和由此引起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作者以通俗寫法和實例分析，將深奧的經濟金融理論和社會金融現象剖析還原得簡單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