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領域並非是三中全會的重點，但這次全會也回答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和政治改革問題。首先是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決定》重申了傳統的觀點，即從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協商和基層民主等層面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重點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上，解決了前段時間中國社會的“憲政之争”，間接表示了中國既不走左派“不搞憲政”的道路，也不走右派的“西方憲政”道路，而是堅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走依法治國的道路。
其實，以往的公報中往往都是提“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盡管法治、法制一字之差，也體現出執政者理念的不同。“法治”的概念實際上在中共十五大的時候已經提出來，並以此作為國家政治發展的目標。但此後，對法治一直強調得不夠。這些年來，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變得模糊起來。2013年年初以來，更是出現了左右派之間的激烈争論，左派簡單地把“憲政”和西方政治制度等同起來，反對“憲政”，認為中國不能搞憲政；右派則認為中國應當搞西方式憲政。這次三中全會給出了答案，既否定了左派，也否定了右派，中國要搞中國式憲政，就是法制與法治。《決定》使用了一連串“法治”，即“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並強調要“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中國的憲政到底是怎樣的？這的確需要人們花大力氣去探索。在神權和王權時代終結之後，憲政已經成為唯一的選擇。除了少數幾個國家，大多數國家，不管其制度形式如何，都會強調憲政建設。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精英，從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要搞憲政的，有沒有實現這個目標則另當別論。毛澤東主導下的1954年憲法，和鄧小平主導下的1982年憲法，都是執政黨憲政道路的探索。不過，應當意識到，西方式憲政並不是唯一的憲政形式。除了西方世界，西方式憲政在其他地區包括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並沒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在這些地區，盡管有了西方憲政形式，包括憲法、三權分立、多黨制等等，但大都是失敗的案例。這說明了，各國要根據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政治現實，來設計自己特色的憲政。從理論上說，憲政的本質就是法治，就是依法治國，就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裡”。三中全會對憲法和法律的強調，可以為前段時間的争論理清一些重大問題，並且開始中國式憲政的探索，強調司法程序的獨立性，不失為一個有效的起點。
對“社會”主體強調不夠
在政治領域，第二個重大問題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及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即執政黨主導改革與社會參與改革的關系問題。三中全會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社會治理”。對“治理”概念的強調是有原因的。“社會治理”概念的提法，顯示出執政黨更重視處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而非簡單地以國家為主體的管理思維方式。從前，無論是“維穩”還是“社會管理”，主體都是政府，都往往被理解成為國家對社會的管理，官員對人民的管理。這種話語的變化也是一個進步的表現，因為在“治理”的話語裡，無論是“國家治理”還是“社會治理”，都會涉及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主體不僅僅是政府，而且也是社會。如何在制度層面實現“社會的參與”？這次全會強調的是“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
這些表述和“治理”體制的建設還有很大的距離，主要是對“社會”這一主體強調得不夠。全會沒有強調社會組織的作用，社會組織的扶植和培養。因為經濟發展不平衡，中國的社會力量在各地的發展也不平衡。這些年來，在沿海經濟發達的地區，社會力量也獲得了很快的發展。如何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體制，已經被提到一些地方政府的議事日程，並且在實踐層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經驗。地方政府在培養和扶持社會力量的同時，建設社會監管機制，把社會力量視為自己的夥伴，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形成互相支持的良性互動。
全會如果把這部分地方社會制度創新，也納入全國性制度體系，對國家的治理制度建設必然會產生巨大而積極的影響。很可惜的是，一些官員仍然把社會視為政府的對立面，甚至荒唐地把“公民社會”看成是政府的敵人。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認知，使得這些官員把自己和社會隔離開來，形成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城堡政治”，即政府把自己關在城堡之内，把人民排除在城堡之外。這種局面不改變，政府最終必然會成為社會的對立面。
政治領域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内外關系的協調。中國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仍然取決於内部的社會穩定及外部和平的國際環境。這方面，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一個新的機構，即國家安全委員會。很多年來，中國的内外環境都出現很多新問題和新挑戰。
在内部，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增加，無論是群體性事件還是個體化的暴力事件，都在上升。同時，因為各種複雜因素，新疆等地區的恐怖主義活動也頻發。恐怖主義盡管發生在本土，但和國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東變局使得一些國家處於演變成“失敗國家”的邊緣，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
外部事務方面，尤其是週邊國家，中國也面臨不穩定的局面。無論是對内穩定還是對外安全，中國有太多的部門在處理，往往是高度的内部分權，缺少協調，不同的官僚機構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忽視了它們所要承擔的真正責任。怎麼辦？這是這個新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責任。權力的集中和協調可以使得制度運作更具效率，内部穩定和外部安全具有制度的基礎。
不過，另一方面，人們也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即如何防止權力被濫用？這需要法律對這個機構規定其所享有的權力及其邊界。至少有兩個層面的關系需要處理好。首先是内部的穩定和外部國家安全既要協調，但也需要分工。如果用處理外部國家安全的方式來處理内部的穩定，會造成很多政治社會惡果。其次，更需要註意的是，不應當把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穩定和恐怖主義聯系在一起。如果由同一個機構來處理，也會產生很多政治社會惡果。這方面，前些年的“維穩機制”所導致的後果，已經提供了足夠的教訓。對一般社會穩定問題，還是必須通過社會建設來處理。
除了經濟和政治領域的這些關系外，這次全會在改革的方法和方式方面也有了制度創新，即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不管形式和層級如何不同，這會類似於20世紀80年代體制改革委員會。盡管人們把中國的改革形容為“摸著石頭過河”，但實際上是有頂層設計的。80年代的體改委（體改辦）就扮演這個角色。對熟悉體改委（體改辦）的人，不難理解這個機構在從80年代到90年代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的巨大作用。
中國的改革非常複雜，需要專門的機構來做研究和頂層設計。21世紀以來，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和沒有這樣一個機構來輔助領導層有關。在很多年裡，也有不少改革出台，但大多數改革方案都是既得利益者所為。既得利益者需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了，往往設計好改革方案，讓高層認可一下。這種改革追求的是部門利益，而非整體社會利益。結果是，越改革，越糟糕。現在，這個領導小組的成立有望逆轉這個被動局面。不過，這仍然決定於這個領導小組的機制設置和人員的錄用。
機制的設置很重要，必須把政策研究、決策和執行分開來。在政策研究領域必須盡最大的努力開放，吸納各方面的意見。如果參與者都是既得利益和利益相關者，所設計的政策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制造更多的問題。80年代的體改委（體改辦）基本上是“務虛”的，大多不是利益相關者，這樣才能超越具體的利益，從整體利益出發。這一點是這個領導小組可以借鑒的。
本文摘自《不確定的未來》
改革的成敗，不止取決於改革的決心，更在於改革如何跨越障礙，如何落實具體決議和措施。
既得利益群體對新一輪改革的阻礙如何克服，什麼樣的利益邏輯才會生效？改革的新一輪動力應從何處尋找？制度創新能夠帶來什麼樣的紅利，為什麼又困難重重？面對美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威脅，中國在政治、經濟和外交上，又該如何決策？……
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教授，以其一貫客觀立場、犀利觀點、尖銳表述，針對中國改革中存在的每一個具體問題，都給出了細致詳盡的客觀分析和各種可行的解決之道。
他認為，過去30多年的改革是更深層次、更全面的改革的鋪墊，我們現在真正進入了改革的攻堅期，應該註意改革因動力不足而陷入僵局的潛在問題。在改革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作者主張通過開放新的空間來改革舊的體制，通過培植新的利益來克服既得利益，通過釋放社會和地方的潛力來化解官僚體制的惰性，通過保護社會來促進社會轉型。他一面熱情洋溢地用英文向世界介紹中國，讓世界了解中國；一面用中文尖銳地指出問題，坦陳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