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次的三中全會都是要鑒別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並在回答這些問題、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把改革往前推進。歷次三中全會要回答什麼樣的問題？簡單地說，問題有兩類，一類是目前或者今後一段時間裡必須加以面對和解決的，一類是中長期往哪個方向發展的問題。同樣，答案也是兩類，一類是面對和解決目前問題的行動綱領，一類是如何實現既定中長期目標的路徑。面對一個特定的問題，人們可以找到不同的解決方法，但使用不同的解決方法，就決定了未來發展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三中全會不僅要辨別和鑒定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也要決定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只有把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結合起來考量，才能實現改革和發展的有序穩定。不顧方向，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反而經常會惡化問題，最後造成巨大的危機。改革是要解決現實問題，避免現實問題繼續惡化而演變成危機，但改革者同時也必須避免因為不當的改革而造成新的危機。
這次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類似於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需要解決的是兩個問題，即改革的方向問題和改革的行動綱領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執政黨結束“階級鬥争”，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十四屆三中全會則是實施十四大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動綱領。這次三中全會除了繼續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大方向之外，更多的是在這個方向的構架内追求深化改革的行動綱領。
無論是堅持既定的方向，還是追求實現目標的行動綱領，都不能只停留在話語層面，最終必須體現在制度層面。這次三中全會内容涉及兩個大的方面。一個是現存體制的改善和改進問題，包括經濟方面的基本經濟體制、稅收財政、金融、土地制度、城鄉統籌等；政治方面的基本政治體制、法制、行政體制等；社會方面的基本社會制度、社會保障、教育、社會治理等。另一個大方面是體制創新問題，最顯著的就是決定設置兩個新的機構，即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其中，體制的改善和改進是為了打造升級版的體制，而體制的創新則是為了應對新的挑戰和解決新的問題。再者，無論是體制改進還是體制創新，都是要解決好中國所面臨的一些重大關系問題。
誠然，在強調體制改革和體制創新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體制的廢除。在一定的時候，體制的廢除甚至遠比改革和創新來得重要。任何體制都是時代的產物，時代變化了，體制必須發生變化，這就是改革和改善。不過，也有很多體制完全不適應時代的變化，就要即刻廢除。如果不廢除，就會變成“負體制”，就是該體制不是幫助解決問題，而是制造問題。這次全會決定廢除的長達半個世紀的“勞動教養制度”就是典型。實際上，清理舊體制，廢除那些已經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也應當成為中國下一步改革和創新的要務。
盡管《決定》涵蓋了很多方面，但重點還是經濟、政治和社會三個方面，或者說其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歸入這三大方面。三大方面被給予的重視是不一樣的，經濟方面可以說是三中全會的重中之重，占了分論中14條的6條，而政治方面占3條，社會方面占2條。（其他，文化方面占1條，生態方面占1條，國防和軍隊方面占1條。）這種分佈很明顯表明了中共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同時，這種安排也反映了執政黨的思維方式，即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在所有的改革中，經濟改革要先行；在體制改善和提升方面，經濟體制也要先行。
中國特色的基本經濟制度
這次三中全會要回答哪些經濟領域的問題呢？在經濟領域，中國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如何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社會，即人均國内生產總值6000美元的水平。現在面臨的任務就是要打造升級版的經濟體，把自己從中等收入社會提升為高收入社會，但升級版的經濟體需要升級版的經濟體制來支持。如何打造升級版的經濟體和升級版的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是唯一的選擇。
這裡涉及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中國需要確立什麼樣的基本經濟制度？在計劃經濟之後，中國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既不同於傳統計劃經濟，也不同於西方傳統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很顯然，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就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實際上，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是所有經濟制度的核心問題。西方也面臨這個問題。盡管西方各國也有不同的經濟制度，但總體上說，西方經濟制度的核心是市場，市場的範疇大於政府的範疇。雖然政府也要監管市場，但政府本身也必須符合市場原則。我們可以把此稱之為“（市）場内政府”，即政府被市場所包含。在“場内政府”的情況下，如果市場占據完全的主導地位，而政府沒有能力規制和監管市場時，西方經濟制度的運作就會出現問題，甚至出現經濟危機。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中國經濟制度的核心往往是政府，政府的範疇大於市場的範疇。盡管市場也存在著，並且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市場很難掙脫政府給予的空間。我們可以把此稱之為“（政）府内市場”，即市場被政府所包含。在“府内市場”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占據完全的主導地位，而市場沒有足夠的空間來發揮自己的功能時，經濟體制的運作就會出現問題，甚至出現經濟危機。
“場内政府”和“府内市場”這兩種體制都是歷史的產物，並不是單純的人為選擇。“場内政府”體制可以把市場體制的優勢發揮到極致，從而最大程度上創造財富，但在這一體制下，市場經濟掙脫政府的制約而導致經濟危機，導致財富的巨大損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各國所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政府如何建設有效的市場監管機制。在調節經濟方面，西方政府現在所能用的就是貨幣金融和財政體制。不過，各種因素例如利率趨於零和政府債務過大等，也經常會使得這些手段無效化。
“府内市場”體制可以把政府的優勢發揮到極致，政府可以動用包括市場和行政力量在内的因素來追求財富，但在這一體制下，政府往往對市場構成過多的有效制約，甚至扼殺市場，從而導致經濟危機，導致財富的浪費。較之“場内政府”，“府内市場”體制具有更多的經濟手段來幹預市場。例如，除了貨幣金融和財政體制，中國還具有一個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這個部門往往被政府用來調節經濟的有效工具。
正如《決定》所強調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表現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制度推動不同產權的企業發展，並且“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不過，就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來說，“府内市場”體制仍然面臨巨大的挑戰。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邊界不清，並且政府可以隨意取代市場。這在過去的20多年裡，表現得非常充分。
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已經確立。在20世紀80年代，市場經濟這一概念還是中國社會的“禁區”，當時人們使用的是傳統馬克思的概念，即“商品經濟”。十四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概念，並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執政黨的基本路線。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由此找到了突破口，也引出了此後20多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人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產物。十四大之後，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改革之後，到90年代後期，基本上實現了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平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平衡，同時微型企業大量湧現。這種平衡，加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動力，也產生了巨大的改革紅利。
但是自從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以來，中國的經濟結構不斷惡化。盡管當時中國本身並沒有經濟危機，但為了防止經濟危機沖擊中國經濟，政府果斷推出了一個4萬億元的拯救方案。這個方案本身並沒有錯，但方案的實施出現了巨大的差錯。4萬億元全部進入國有企業，導致了國企的大擴張，迅速進入了原來屬於民營企業的空間。根據20世紀90年代的“抓大”戰略的設計，除了自然壟斷領域，國家要在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發展國企，以增加企業的國際競争力。但2008年之後，國企擴展到所有可以盈利的領域，大大擠占了民營企業空間。結果，破壞了原先相對平衡的經濟結構，即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結構平衡。同時，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而市場的作用則受到巨大的制約，導致了市場和政府作用的失衡。一個客觀的局面是，中國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目標越來越遠。
正因為這樣，這些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在争論如何改革國有企業的問題。争論不可避免，但争論越來越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無益於國企的改革。自由派大力提倡國企的“私有化”；左派則相反，把國有企業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挂鈎，相信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不過，在争論的背後是不同的利益之分。從長遠看，很難回避國有企業的改革。歷史上看，在中國的經濟模式中，一旦國有部門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導致市場失效，經濟危機必然發生。
這次三中全會重新強調市場的主導地位，強調十四大以來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決定》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之前，執政黨及其政府對市場的定位，就是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次使用“決定性”作用，就是要避免出現政府隨意進入市場領域，取代市場。
同時，這一表述也明確了經濟改革的方向是市場化，而非私有化。這裡，既要超越傳統左派以“國有化”為核心的經濟思維，也要超越西方新自由主義以“私有化”為核心的經濟思維。用市場化改革來解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無論是哪一類型的企業，都需要引入市場機制，都必須通過競争來獲得生存和發展。從很多國家的經驗來看，就企業來說，所有權並不是根本，競争更為重要。
但鑒於政府有天然的傾向支持國有企業，除了市場化，還必須用法律的形式規定國有企業的空間範疇，要對國有企業做出科學的分類。一些領域例如自然壟斷領域、公共服務領域、社會性很強的領域及其對國家具有重大戰略的領域，可以由國有企業來主導。不過，國企主導並不意味著政府主導，主導國企運作的仍然必須是市場；國企主導也不是排除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到這些領域來。除了這些領域，其他領域都要開放給民營企業。要用法律的形式把國有企業關在“籠子”裡面。國有企業邊界的法制化可以避免再次出現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企到處擴張，從而破壞國企與民企之間結構失衡的情況，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平穩可持續發展。
本文摘自《不確定的未來》
改革的成敗，不止取決於改革的決心，更在於改革如何跨越障礙，如何落實具體決議和措施。
既得利益群體對新一輪改革的阻礙如何克服，什麼樣的利益邏輯才會生效？改革的新一輪動力應從何處尋找？制度創新能夠帶來什麼樣的紅利，為什麼又困難重重？面對美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威脅，中國在政治、經濟和外交上，又該如何決策？……
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教授，以其一貫客觀立場、犀利觀點、尖銳表述，針對中國改革中存在的每一個具體問題，都給出了細致詳盡的客觀分析和各種可行的解決之道。
他認為，過去30多年的改革是更深層次、更全面的改革的鋪墊，我們現在真正進入了改革的攻堅期，應該註意改革因動力不足而陷入僵局的潛在問題。在改革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作者主張通過開放新的空間來改革舊的體制，通過培植新的利益來克服既得利益，通過釋放社會和地方的潛力來化解官僚體制的惰性，通過保護社會來促進社會轉型。他一面熱情洋溢地用英文向世界介紹中國，讓世界了解中國；一面用中文尖銳地指出問題，坦陳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