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跻身全球市場前列的事實充分表明，中國那些位居中遊產業、主營BtoB業務的公司，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與國家有聯系的企業，都可以在中國工業發展進程中成為技術領先者。這些企業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政府的制造業政策將國内競争與出口紀律結合在了一起，而且鼓勵企業首先掌握現有技術，然後研發新技術。這一政策與日本、韓國曾經實行的政策是一致的。而且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的政策相比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因為中國大陸的政策讓企業承受了更激烈的競争和更嚴格的出口紀律，而且大陸實行的管理層股權激勵方案也比台灣的做法更優越。
然而，在肯定中國國有部門制造業政策的同時，有三點應該謹記於心。第一點，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在國家產業政策支持下取得了成功，但其成功基本上局限於中遊產業的BtoB業務。公有制企業最常見的缺陷就是它們缺乏在消費者市場上獲取成功所需的敏感性與靈活性，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的那些居於中遊產業的、與國家有聯系的企業在學習先進技術方面做得很成功，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可以預測的過程，而且它們的企業業務做得也很成功，但當它們的活動要求它們了解個體消費者的時候，其表現則遜色不少。比如，在汽車行業，大型國企一直沒能開發出深受消費者歡迎的自有品牌產品，它們在這方面做得很失敗。它們通過與外國企業建立合資企業而獲取技術和設計，這與馬來西亞寶騰汽車公司對外國企業的依賴性是一樣的。中國的很多私營車企則比較了解消費者需求，本來更有可能研發出自有品牌產品，但它們受到了很大限制，因為銷售外國品牌汽車的合資車企控制住了大部分市場份額。最有可能成功的私營車企則是四輪驅動技術專家——長城汽車，部分原因在於國企與外企建立的合資企業並沒有推出能夠與之相競争的同類產品，因此無法將其排擠出局。其他私營車企，比如吉利和奇瑞，則只有十分微薄的利潤。
在電信行業，即便華為也在竭力開拓個體消費者的市場。如同中興一樣，華為每年為沃達豐等跨國公司生產數千萬部手機，但到目前為止華為自有品牌的手機在國際市場上還沒有占據重要地位。這與韓國三星集團形成了鮮明對比。三星純粹是個私營企業，它在從事企業業務的同時，也註重接近、了解個體消費者，開拓消費者市場。三星集團旗下的三星電子目前是全球兩大智能手機生產商之一。而華為在成長過程中的很大一部分業務是向省市兩級政府銷售電信基礎設施，40後來才逐步擴大業務範圍，開始外國政府和私營通信運營商合作。今天，華為的文化在更大程度上屬於企業對企業、企業對政府的文化，這一點對其打造頂尖手機廠商的努力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第二點就是，與消費者導向性的業務不同，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業務主要是獲得政府採購訂單或得到政府批準。中國企業很擅長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做生意。中國政府對於本國企業會跟哪一個政權做生意幾乎不做限制，中國的政策性銀行在提供貸款時也基本上不附加政治條件，所以，中國企業在巴基斯坦、緬甸、利比亞、剛果等國家包攬了很多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然而，中國企業在和發達國家做生意時就不像在發展中國家那麼順利了。2010年，華為競標美國斯普林特公司移動電信設備合同，因美國議員提出的“國家安全”原因受阻，失去了價值30億美元的訂單。此外，華為試圖收購美國企業的努力因為被認為影響美國“國家安全”而以失敗而告終。41這類障礙未來可能會影響到更多的中國企業。即便別國不援引“國家安全”問題，也可能會假借各類非關稅壁壘來給中國企業的設備銷售設置障礙。因為中國在國家採購過程中不會公開招標，而且沒有簽署《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所以從法律角度來講，中國政府在這類事務中沒有求償權。日本和韓國的私營企業生產的很多產品，比如汽車、攝像機、智能手機等容易吸引富裕國家的消費者，所以它們能輕易進入富裕國家的市場。中國中遊產業的設備制造商在進入發達國家的過程中，跨越政治門檻的時受到很多限制。
第三點是，雖然中國的中遊企業似乎在技術進步之路上取得了優異成績，但在投資極為密集的時期，這種技術進步究竟會產生多少實際的成就，目前還無法準確得知。簡單地說，當前中國為了獲取先進技術而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投資，以至於從表面來看肯定會產生引人矚目的成就。在某些行業，中國的投資究竟能帶來多大回報，目前還不明朗，恐怕再過幾年才能看清楚。此外，中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借鑒外國技術，又在多大程度上在搞自主創新，目前我們也不清楚。
鐵路設備行業就是這一謎題的典型例子。2007年，中國政府啟動了一項投資金額高達3 950億美元的高速鐵路網建設計劃，計劃到2020年，將中國高鐵營運裡程增加到16 000公裡，其中一半以上的建築工程在2010年底之前就已經建好。42
目前，中國高鐵通車裡程已經是日本新幹線的3倍多，而且很快就會變成5倍。然而，為了修建高鐵，到2010年底，中國鐵道部的總負債已經達到了3 000億美元，省級政府的負債規模更大。看到中國在高鐵建設方面進行了規模如此之大的投資，美國政府也向國會申請530億美元修建美國高速鐵路網，但被國會拒絕了。
中國的高鐵投資步伐如此之快，規模如此之大，所以，鐵道部技術獲取戰略的投入產出相對效率究竟有多高，目前還不明確。從某些層面來分析，這一戰略的確不乏可取之處。鐵道部在2004年正式簽署重大技術引進協議之前，已經在這方面做了15年的研究。中國官員採取了一套經過事實檢驗非常有效的策略：先以市場巨大為誘餌吸引外國企業在中國開設辦事處，然後花上數年的時間和他們談判，最後再出錢引進技術。鐵道部為了降低技術引進成本，把與技術供應商談判的權力握自己手中。同時，為了便於中國的鐵路研究機構研究現有的高鐵技術，中國先後與4家世界領先的交通設備企業建立合資企業，簽署技術轉讓協議，這4家公司分別是加拿大龐巴迪公司、日本川崎重工、德國西門子公司和法國阿爾斯通公司。43
2010年，鐵道部宣佈中國兩家國家控股的機車車輛制造企業不僅在5年内消化了高鐵核心技術，還準備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上制造速度更快的列車。鐵道部高調宣傳自主研發的CRH380和諧號列車，其最高時速380公裡，堪稱世界之最。劉志軍因為承諾推動中國鐵路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並達到全球領先的技術水平，被人戲稱為“劉躍進”。然而，到了2011年，似乎一切並不像表面看來的那麼樂觀。2011年2月，鐵道部長劉志軍因涉嫌“嚴重違紀”而被突然免職，並接受調查。所謂“嚴重違紀”，是中國在描述腐敗時採取的一種委婉表達方式。鐵路機車領域行家、原鐵道部高速辦副主任週翊民發表了一番非同尋常的坦率評論，根據2011年6月21日《21世紀經濟報道》的新聞，週翊民指出，中國的高鐵速度之所以比外國供應商的速度還快，是因為劉志軍擔任部長的鐵道部降低了安全系數，對安全系數偏低的容忍度低於德國和日本的容忍度。週翊民還指出，中國的核心技術仍然是外國的，沒有任何可以讓列車提速的創新。44他發表完這番談話一個月之後，也就是到2011年7月23日，浙江省就發生了造成40人死亡的動車相撞事故。
中國鐵路部門在學習技術方面究竟取得了多少進步，不可能得知準確的信息。中國也只是在近些年來才開始實施由國有銀行支持的出口紀律，所以，到目前為止，至於出口紀律的實施效果如何，來自國際市場的反饋還很少。在城市輕軌和傳統機車車輛的出口上，中國曾經與馬來西亞、加納、突尼斯、委内瑞拉和土庫曼斯坦簽訂過合同。在高鐵設備（含列車與軌道）的出口上，中國已經和土耳其、委内瑞拉、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簽訂了合同，但目前還沒有完工交付。顯然，中國能將其鐵路設備銷售給發展中國家，承擔建築工程的中國建築公司在海外也能獲得寶貴的經驗。45中國為學習高鐵技術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因此，必須獲得很大收益才能為這筆投資找到合理的理由。中國鐵道部在2011年的收益估計會達到2 000億元人民幣（約合310億美元），而還本付息的壓力則有2 500億元人民幣（約合390億美元）。
被忽視的私營企業
朱?基改革之後，中國工業經濟結構的最後一個特色就是私營企業獲得的政策支持要少得多。這一點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在重視公有企業、忽視私營企業的做法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總體來講，由於中國大陸實施的支持政策較多，所以大陸的國有企業比台灣的公有企業做得好，而大陸的私營企業因為政策支持不足而遭遇了和台灣私營企業同樣的問題。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那樣，大陸這些與國家有關系的中遊企業在同消費者打交道時，自身局限性尤其明顯。台灣沒有企業能制造出三星集團那樣的電子消費品，也無法制造出現代集團那樣的汽車，我們不得不懷疑中國的私營企業是否能在消費產業變成全球知名的企業。中國企業具有在消費者市場上競争所需的敏感性、靈活性和開拓進取的企業家精神，但它們往往缺乏挑戰跨國企業所需的資金、技術和政府補貼。
這歸根結底是政府政策問題。自朱?基改革以來，中國大力扶持與國家有關聯的企業，鼓勵它們出口工業設備和交通運輸設備。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則備受約束，因為它們缺乏類似程度的政策支持。然而，民營企業的淨出口額（出口額減去進口額）保持了快速增長的勢頭，在2000年幾乎為零，但2010年就達到了2 000億美元，中國大部分淨出口額都是由民營企業創造的。46總體來看，中國國企淨出口額在2000年到2010年為負增長，2000年，國企出口額勉強超過進口額，但到2010年，其進口額比出口額多出了1 530億美元。這反映了上遊企業所需的石油、鐵礦石、煤炭等商品的進口量激增。中國的工業政策過度偏向國企，忽視民企，這些數據是否折射出了這一政策的根本缺陷，目前還沒有定論。 民營企業雖然創造了如此優秀的出口業績，但並沒有得到國家的獎勵。在大多數日用消費品業務中，就參與國際競争的能力與程度而言，中國民營企業超過了日本、韓國同類企業在類似發展階段的表現。而且中國民營企業沒有享受到非消費類業務帶來的交叉補貼。比如，現代集團可以拿出造船業務創造的收益去補貼汽車業務。在中國，這樣的非消費類業務基本上都掌握在國家手中，在國家採購中，民營企業得到的訂單遠遠少於國有企業得到的訂單，在政府投資規模如此巨大的時代中，這對民營企業而言是一個嚴重不利的因素。而在某些情況下，民營企業的競争對手是一些在市場上根深蒂固的國有企業，這些國企長期壟斷市場，很難取代。汽車行業就是典型的例子。國有車企在提高本國汽車制造技術方面做得很少，因為它們依賴於合資企業中的外國技術合作夥伴，但它們占據了利率空間較大的市場區隔，民營企業只能依靠微薄的利潤在夾縫中艱難度日。最後，民營企業獲取貸款的能力遠遠比不上國有企業，對民營企業的發展構成了一定的限制。這個限制因素的影響可能被誇大的，實際上，對於有能力的出口企業，國家開發銀行仍然會慷慨地給予巨額貸款。民營企業面臨的最大限制因素在於，和過去相比，它們相對缺乏政府保護、政府採購訂單和補貼。在國際市場競争中，中國民營企業的對手往往是那些經驗更加豐富、技術更加先進、資源更加充分的跨國公司，而且它們還不得不滿足富裕國家提出的各種要求。
民營企業最常見的難處在於它們沒有足夠的現金流來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它們的利潤微薄，信貸額度有限，不足以支持自己長期開展產品研發工作。現金約束的一個表現就是民營企業無法完整地控制一個產品的價值鍊，因此無法確立自己的定價權。這就意味著它們雖然能把一個產品組裝起來，但無法控制關鍵零部件的生產技術。這些關鍵零部件可能是一個產品中利潤率最高的部分，比如一輛汽車的動力傳動系統和發動機就屬於這類零部件。還有一種常見的情況是，民營企業的財力不足以控制產品配送與銷售渠道。經濟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 Chandler）做的一些開創性工作表明，早在19世紀，美國一些跨國企業就成功地主導了產品的配送與銷售渠道，因此也獲得了定價權。47當時美國企業也不像今天中國企業面臨這麼激烈的國際競争。在中國市場上，跨國企業在資本、技術、經驗等方面都具有無與倫比的競争優勢，它們可以在產品價值鍊中選擇自己最擅長的環節謀求利潤，也可以選擇設置技術壁壘和資本壁壘來抑制競争。
在台灣地區，國民黨當局長期實施以公有企業為核心產業政策，很多民營企業無法獲得政府的充分扶持，結果被限制在了價值鍊中利潤率較低的環節。台灣最著名的企業家之一、宏?集團創始人施振榮提出了“產業微笑曲線”理論來解釋這種窘境。所謂產業微笑曲線，就是呈現出微笑嘴形的一條曲線，兩端朝上，中間朝下，在一個產業的價值鍊中，附加值更多體現在兩端的設計和銷售環節，處於中間環節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在很多台灣民營企業活躍的計算機和電子產品業務中，利潤率最高的業務是曲線一端的品牌設計商、軟件商和芯片制造商以及曲線另一端的大型零售商。宏?集團由於資源有限，其業務範圍也被局限在了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環節，而且其營運利潤率遭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擠壓。台灣企業雖然生產規模龐大，生產成本在全球範圍内都屬於較低的行列，但這些優勢並沒有給台灣企業帶來較高的收益，因為上遊企業通過加快創新速度來競争，而下遊企業又控制著大部分零售與配送業務，宏?集團之類的台灣企業需要，而且也想要在全球市場上進一步擴大產業鍊，但台灣當局沒有給它們提供足夠的扶持。
產業微笑曲線在台灣的電子產業得到了體現，但在中國大陸的民營經濟中，該曲線可能在更多產業中得到體現。家用消費品產業就是其中之一，在該產業中，大陸企業長期以來為知名跨國企業或沃爾瑪之類的零售商制造產品，但暢銷全球的自主品牌產品並不多見。除了家用消費品產業以外，中國大陸的摩托車產業、汽車產業和光伏產業等都越來越趨向於產業微笑曲線的中間階段。48跨國公司認為自己的創新步伐和營銷實力可以讓當前的產業微笑曲線形態無限期地維持下去。台灣企業的發展歷程表明，這些跨國公司的想法可能是正確的，如果政府不給予更多支持，大陸的民營企業恐怕難以發揮出自身潛力。
令人感傷的中國民營企業
中國的民營企業面臨著重重難題，其中，比亞迪算是一個著名的案例。2008年9月，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通過旗下子公司——中美能源控股公司以2.31億美元收購了比亞迪大約10%的股份。20世紀90年代，比亞迪依靠做電池業務起步，當時的技術支持主要來自歐美的手機公司，這些公司因為東北亞地區生產的電池價格較高，所以希望實現其電池供應渠道多元化。該公司的老闆是非常具有企業家精神的王傳福。他利用低利潤的電池業務帶來的資本進軍汽車制造業。在21世紀頭10年裡，該公司在借鑒日本汽車制造技術的基礎上實現自主創新，利用中國汽車工業的繁榮期成為了全國增速最快、價格最低的汽車制造企業。王傳福還宣佈下一步打算把電池和汽車結合起來，成為電動汽車行業中的一支全球性力量。他承諾在2010年推出純電動汽車，並從2011年開始出口到世界各地。他的崛起得到了很多全球性媒體的高調贊揚，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經濟學人》等。49
然而，為了與那些資金雄厚的國有合資車企相競争，比亞迪不得不大幅降低價格，以至於幾乎不存在什麼利潤。比亞迪由於資源不足，無法掌握全套造車技術，所以，像汽車底盤、動力傳動系統等附加值最高的一些零部件都是從國際供應商那裡購買的。因為資源短缺，比亞迪甚至無法支持其連傳統的汽車制造業務，對於研發電動汽車這種新業務更是力不從心，電動汽車複雜的軟件和發動機管理系統會提出一些新的技術挑戰。比亞迪唯一的補貼來源就是深圳當地的政府。它把政府補貼也算作企業的利潤，以便讓公司的財務報表看起來美觀一些。50由於沒有更多的資金來源，而且從股市上獲取的融資也耗費了很多，結果導致該公司在量產並出口電動汽車方面做出的承諾落空。比亞迪的市值在2008年12月，也就是巴菲特入股後不久，達到了250億美元的峰值，但到2011年夏季，市值縮水到了不足峰值的1/10。
中國很多具有開拓進取精神的民營企業曾經做出重大的承諾，但很快又落空。比亞迪只是一個最新的案例。在它之前，最受追捧的民營企業是尚德電力控股有限公司，該公司是全球領先的太陽能光伏企業。該公司之所以走向破產，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投資資金不足，無力從光伏產業鍊的低附加值環節過渡到高附加值環節，以至於最後資不抵債。如同比亞迪一樣，尚德只能從所在省份得到為數不多的補貼，而且其業務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業務上。51中央政府的大部分綠色能源補貼都給了風電產業的國有企業，導致尚德幾乎完全依賴出口實現增長。隨著來自中國其他光伏企業的競争日益加劇，尚德發現其上遊的多晶矽供應商以及下遊的太陽能電池闆安裝企業拿走了光伏產業的大部分利潤。2005年，尚德上市後，其股價一路飙升到了90美元。到2011年年中，雖然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光伏企業之一，但其股價暴跌至5美元以下。對於未來，該公司的一個美好期待是國家政策能夠向私營企業傾斜一點。2011年，中國政府開始為國内太陽能行業的民營企業提供適度的補貼，或許這是一個好兆頭。52
中國民營企業在艱苦打拼的過程中雖然面臨著諸多不平等，但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國際並購壁壘大為削減，它們可以更加容易地通過收購外國企業來獲取先進技術並擴大價值鍊，但中國民營企業經常被資金緊張的問題束縛住手腳。收購企業固然需要資金，但收購完之後及時消化掉也需要資金。2010年，中國汽車行業的另外一家民營企業——吉利汽車出資18億美元從福特汽車手中收購了沃爾沃，以期消化吸收沃爾沃的技術和營銷渠道。吉利汽車的利潤率小，贏利十分有限，以至於到2011年夏季其市值才只有20億美元。換言之，吉利的市值與它的收購對象相差無幾。過些時日，雄心勃勃、意志堅定的吉利很可能會完全消化掉沃爾沃中一切有價值的元素，但到那個時候，吉利認為自己已經達到了技術前沿，但這個前沿已經進一步前移了。當中國企業接近技術前沿的時候，日韓企業就建議它們加速前進，超越前沿，但這需要巨大的財力，而中國民營企業往往缺乏這種財力。
民營企業固然可以通過上市來籌集投資資本，但按照中國的情況來看，股市根本無法取代政府的政策扶持，無法取代銀行的長期貸款，無法扶持企業取得長足的技術進步。民營企業通過發行股票獲取的資金遠遠不足以支撐自己沖刺技術前沿，因為股市與企業之間存在“期待錯配”的問題：企業的期待是獲得長期資本來實現技術升級，而股市投資者的期待則是獲得豐厚的短期收益。這種局面導致的結果就是，投資者購入原始股的短期興奮之後不久便認識到企業謀求技術領導地位的過程並不能快速地為自己帶來利潤，不可避免地會抛售股票，進而削弱了股市作為企業投資資本來源的地位，導致民營企業因資金短缺而不得不長期從事利潤率偏低的活動。正如我們之前所提到的那樣，2011年，中國24家規模最大、能得到政策支持和銀行信貸、與國家有關聯的中遊制造企業平均市值是60億美元，而中國12家規模最大的民營企業的平均市值只有20億美元，這反映出中國民營企業普遍存在規模偏小、未來贏利預期偏低的事實。53
情況可能更加不妙
總體來講，中國制造業政策的基本點是很好的。中國政府不允許上遊國有企業擅自提高礦產、公用事業、公共服務的價格，這樣不至於妨礙中下遊制造企業提高生產能力。很多和國家有關聯的中遊制造企業既能得到幼稚工業保護政策的扶持，又接受政府實施的出口紀律。中國官方的政策取向通常是非常審慎的，對於一個沿著由發達國家確定的技術路線圖不斷前進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一點彌足珍貴。
然而，中國的經濟政策對民營經濟存在偏見，在消費者導向型的產業中尤其如此，這種偏見肯定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從這一點來講，中國的工業政策絕對算不上最優選擇。然而，如果說中國政府刻意打壓民營企業，則有失偏頗。在當代中國，民營企業遭受的偏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一個正在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以往政策路徑的依賴性。雖然以前得到大量補貼的企業現在仍然能得到補貼，雖然現在國企仍然傾向於直接吞並與之競争的民營企業，但這在更大程度上是歷史因素的影響，並不能說明當代中國官方在意識形態上敵視民營經濟，恰恰相反，中國國企在設立新的子公司時，往往允許私人持股。更加重要的一點是，當民營企業在缺乏國家扶持的前提下取得成功之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和政府不會刻意去打壓它們，建築設備制造產業的民營企業代表是三一集團，汽車制造產業的民營企業代表是吉利、奇瑞、比亞迪等，這些民營企業都可以和那些受到國家大力扶持的國企展開競争。在太陽能產業中，很多企業家都是持有外國護照的海歸人士，但當他們陷入經營困境時，政府同樣會伸出援手。
中國政府對待民營企業的政策似乎缺乏連貫性，導致觀察人士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每天都在樂觀與悲觀之間搖擺不定。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巴裡•諾頓（Barry Naughton）認為，中國的經濟問題之所以難以分析，就是因為中國在實行經濟改革的同時還受到原有經濟體制的影響，導致新舊政策交叉並存，從而導致目前中國經濟政策取向缺乏連貫性。54中國當前經濟政策的局限性還不明朗，但這一政策具有一定的優越性，一個表現就是在這種政策下，中國那些與國家有關聯的企業取得了卓越成就，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樹立了標桿，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國重新定義了全球性的產業標準，目前中國在技術水平和創新成果方面還趕不上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當然，中國的制造業政策可能會隨著2012年的權力交接出現改變。如果中國國内出現金融危機，則其制造業政策可能會出現重大轉向，很多新興經濟體都曾出現過這種情景。如果國家持股的公司（比如國企與外企建立的合資車企）沒有度過危機而被賣給民營企業家，那麼中國可能由此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更加引人註目的經濟發展階段。
投資資金從何而來
中國金融體系與日本、韓國的金融體系之間具有兩個共同特徵，正是這兩個特徵使得政府能夠運用金融體系來有效地落實農業政策和制造業政策。第一個特徵是，政府控制著銀行，不至於使其遭到民營企業家操控（民營企業家謀求短期利益的目標與國家長遠發展利益存在一定的沖突）。第二個特徵是，政府實行了資本流動管制措施，使得國家能夠決定國内投資資金的用途，能夠有效管理外資流動。
中國的銀行都是國有化的，過去10年間，雖然銀行上市了，但大部分股權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政府仍然是銀行的實際控制者，級別最高的銀行高管也是由政府任命的。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是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被稱為“四大行”。這四家銀行控制著全國銀行資產將近50%的份額。在確定優先貸款領域時，這些銀行接受國家的指導。中央政府還批準設立了一大批規模較小的全國性、地方性的銀行，這些銀行控制著全國銀行資產將近30%的份額，它們給“四大行”帶來了更多的競争壓力。但這些銀行也是政府控制的，也要接受政府的指導。
第三類金融機構是朱?基在1994年設立的三家政策性銀行。在過去10年間，從放貸規模的增速來看，這類銀行是增長最快的一類金融機構。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在全國銀行放貸總量中，政策性銀行就占去了15%，這個比重是非常大的。55在2011年末，僅國家開發銀行這一家政策性銀行的未償還貸款就幾乎達到了9 000億美元，占據了全國未償還貸款總量的10%，是世界銀行在全球範圍内未償還貸款的兩倍多。在中國的銀行體系中，政策性銀行對推動落實農業與制造業目標以及對實行出口紀律的扶持力度是最集中的、最大的。在東亞地區，與中國政策性銀行最為相似的金融機構就是韓國開發銀行（該機構為韓國國有銀行）。然而，韓國開發銀行的很大一部分資金是在海外籌措的，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的資金全都是通過發行國内債券籌措的。
國家開發銀行的國内貸款結構中，很大一部分貸給了各級政府，這類貸款是以政府賣地收入作為擔保的。（在城鎮與城市週圍的農村地區，這種貸款進一步鼓勵了地方政府的徵地運動。）除了貸款給各級政府之外，還有一部分貸款流向了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這些項目往往需要由中國的制造企業和建築公司負責提供地鐵系統、火車、道路、電站等基礎設施。到目前為止，基礎設施投資導致土地價格呈現出了不斷提高的態勢。在給外國提供的貸款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貸款國某些自然資源的開採權作為抵押的，比如石油、天然氣、煤礦和銅礦的開採權，也有一部分貸款是基礎設施項目與工業建設項目貸款，這些項目需要從中國企業採購建築、運輸、電信、能源等方面的設備與服務。政策性銀行對外貸款中的很大一部分直接流向了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國企業。56
為了回報金融體系為本國發展做出的貢獻，中國政府採取了設定最低貸款利率和最高儲蓄利率、擴大存貸款利差的做法，保證了那些儲蓄類銀行能獲得豐厚的利潤，商業銀行通過購買政策性銀行發行的債券為其提供融資。這一管理方式與東北亞地區發展型國家的做法如出一轍。從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為了解決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問題，國家擴大了常規銀行享有的存貸款利差。（之前，朱?基在改革過程中關閉了一些虧損的銀行，這些銀行的債務就由政府制定的銀行接管過來，20世紀90年代末的不良貸款中有一部分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形成的。）一部分壞賬是通過國家註資的形式直接註銷的，還有一部分是銀行通過存貸款利差獲得的巨額收益償還的，這一利差每年能給銀行體系帶來數百億美元的利潤。57日本、韓國的發展歷程表明，控制存貸款利差等於政府給民衆強行徵收了一種隐性的個人所得稅，不失為政府籌措資金的一個有效途徑。存貸款利差給銀行帶來的巨額利潤抵消了政府信貸管制措施給銀行帶來的損失，但政府實行信貸管制措施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其工業政策目標必須具有現實可行性，不能造成信貸資金的過度浪費。20世紀90年代，中國關停了一大批扭虧無望、死氣沉沉的企業，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信貸資金的浪費。
因為中國需要運用本國金融體系來實現發展目標，所以，資本管制是金融體系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因為實行資本管制措施一方面可以防止國内資本為了尋求更高收益而離開中國，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國際資本隨意進出中國（如果不對國際資本流動加以管制，政府引導金融體系服務本國發展的能力就會遭到削弱）。中國的資本管制措施是由國家外匯管理局這個龐大的機構負責落實的。該機構接受央行的管理。從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上的數據來看，中國的資本管制措施很顯然存在一些漏洞，根據粗略的估計，每年未經事先批準而進出中國的資金數量大約相當於中國國内生產總值的8%。58然而，有一點需要註意，實行資本管制的邏輯依據並不是要築起一道銅牆鐵壁，完全阻隔資本跨國流動，而是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有效的資本管制措施遠比資本自由流動更加可取。
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對金融體系的管理方式總體來講是有效的，政府控制住了本國金融體系，有效地利用本國金融體系去落實既定的發展政策。但東北亞國家的發展經歷表明，當一個政府為了促進發展而去操縱、壓抑本國金融體系銀行時，銀行、企業和儲戶最終都會想辦法掙脫國家的約束，因為銀行希望掙脫國家的信貸管制以尋求利潤空間更大的信貸領域，企業希望掙脫國家的投資政策指導，或者把低息貸款投資到房地產等利潤較高的活動中，儲戶則不願意繼續忍受實際儲蓄利率為負利率的狀況，日益迫切地希望能在正規銀行體系之外尋求收益狀況更好的投資渠道，而且目前企業、金融機構和國際投機資本都在利用資本管制制度的漏洞來謀求暴利。所有這些趨勢都反映出上述各方都希望能謀求短期贏利，而這種做法不利於國家推動本國制造企業學習先進技術，因而不利於長遠的經濟發展。很多國家的歷史發展軌迹表明，在争奪金融體系控制權的鬥争中，最終往往都是國家處於下風，中國可能也不例外。所以，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國家能否在失去對金融體系的控制權之前推動本國企業充分實現技術進步。
近些年來，中國金融領域内出現的一些迹象表明，政府對金融體系的控制正在遭受著迅速的削弱，而且未償還貸款的大幅增加凸顯了國内金融危機引發的風險。首先，中國影子銀行的數量越來越多，正規銀行體系外的貸款規模也隨之擴大。導致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富人階層的崛起，由於正常情況下國家控制下的銀行給他們提供的投資收益率較低，所以他們希望尋求更高的收益，而銀行非常不願意失去這些客戶，便幫助他們設立能夠規避國家管制的財富管理基金，從而為其提供較高的收益。雖然這種情況會導致研究中國經濟的人士感到憂慮，但實際上中國影子銀行的作用與日本、韓國的場外交易市場一樣。無論任何時候，只要政府為了落實農業、制造業發展政策而壓抑金融體系，註定會催生出替代性的、半合法性的儲蓄與借貸模式。59
雖然非銀行類貸款的增加不斷侵蝕著國家權力對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中國一直沒有出現像東南亞國家那種私人控制銀行的局面。如同東北亞地區的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和場外交易市場一樣，中國的財富管理基金和其他影子銀行渠道從事的投資並不能算作正規金融體系的負債。中國的金融管理者一直以來也是這麼提醒投資者的。如果這些投資渠道產生了損失，除非政府決定利用公款進行救助之外，都要由私營部門承擔。從理論上來講，這就意味著通過非正規銀行渠道投資的人可能會遭受損失，正如樸正熙政府在1972年實行了場外交易市場利息暫停支付的政策之後，很多通過場外交易市場進行投資的人不得不自行承擔損失。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影子銀行體系比私人控制金融體系可取得多。正規銀行體系與影子銀行體系的並存，體現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的相互協調，這種協調有利於成功實施既定的發展政策。60
除了影子銀行引發了一定的擔憂之外，還有一個值得憂慮的因素就是，近些年來，政府在利用信貸信貸促進增長的過程中，不像以前那麼審慎了。但有一點是值得慶幸的，即在當前發展階段，中國仍然能夠把大筆資金投向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不僅會在現階段對經濟產生刺激作用，而且還將帶來長遠的積極影響，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經濟運行效率。61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方式不同於日本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末那場泡沫破滅之後的基礎設施投資方式，日本在本來只需要一座橋的地方修了兩座橋，而中國則是把橋修在了原本需要橋卻沒有橋的地方。雖然中國近年來新建的供水系統和地鐵系統帶來的收益可能還無法覆蓋運營成本，但提供這些設備的中國制造企業從中學到了知識和技術，而且這些基礎設施也會在長遠的未來源源不斷地帶來收益。
在今後幾年中，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融資缺口難免會增加銀行壞賬，但如果把這件事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分析，我們就會發現這種情況體現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長期以來在財政關系上的博弈。地方政府在提供基礎公共服務的過程中長期面臨財力不足的問題，而中央政府傾向於通過銀行為地方政府提供融資貸款，而不是通過預算轉移給地方政府提供財政撥款，但到最後如果地方政府無力償還貸款，還得由中央政府出面處理。同樣的道理，鐵道部的巨額貸款（相當於中國全年國内生產總值的4%）今後也得由國家出面進行救助。但如果中國鐵路企業學到了足夠多的知識與技術，能夠把中國的高速列車和高鐵技術銷往世界各地，那麼即便需要中央政府動用財政預算去收拾爛攤子也是值得的。
近年來，中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步伐明顯加快，投機活動也愈演愈烈，不斷擴大的影子銀行業務對這一趨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中國政府有決心，也有能力抑制住房地產投機活動，這一點在2009年就得到了說明。當時，全球性金融危機引發的出口萎縮對中國經濟的沖擊趨於弱化，中國經濟日已呈現出複蘇迹象。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立即採取房地產調控措施，取消了之前給房地產市場註入的刺激因素，規定住房抵押貸款的首付提高到房款的40%，同時房產證持有期滿5年的房子在轉售時方可享受免稅待遇。這一調控過程再次凸顯了中央政府對銀行體系進行微調的能力是何其重要。在中國的家庭貸款結構中，住房抵押貸款所占比重最大，但全國家庭貸款總量尚不及中國國民稅後收入總量的40%。在2008年那場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家庭貸款總量是美國國民稅後收入總量的130%。雖然中國近來出現了局部性的房地產泡沫破滅現象，但這還不至於立即引發系統性風險，雖然國家對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未來難免會有所弱化，但目前來講，國家仍然牢牢控制著金融體系，這有助於防範系統性風險。
前進之路
在分析中國政府近年來為了應對外部危機而採取的一系列舉措時，最好不要認為這預示著金融紀律的突然喪失，最好將其置於更加廣闊的歷史背景中，結合日本、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為應對全球貨幣體系震蕩與石油危機而採取的措施去考察。中國政府採取的幹預措施有利於繼續讓本國企業學習先進技術，並沒有因為外部經濟震蕩而暫時關閉本國企業學習技術的“學校”。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沒有債務問題。且不提養老金出現巨額缺口這種長期性債務，僅僅把中央政府債務、最終需要由中央政府處理的地方政府債務以及近期其他的“或有債務” 加在一起，或許高達中國國内生產總值的80%，62但其中一些債務可以通過出售一些容易變現的資產來償付。此外，中國沒有外債負擔，且資本管制措施也意味著銀行手中總會有大筆現金，銀行不必擔心償付能力不足的問題。盡管中國結構性通貨膨脹近年來緩慢加劇，導致實際儲蓄利率為負，但中國並沒有出現儲蓄資金大規模逃離金融體系的現象。63
東北亞國家的金融史揭示出來的經驗在中國也得到了驗證。這些經驗在韓國更是得到了極端的體現。第一個經驗就是，政府完全可以在壓抑金融體系，使其服務於國家發展政策，同時也不會引起國内恐慌或系統性的不穩定。第二，如果將金融壓抑政策與資本管制措施結合在一起扶持經濟發展，那麼即便積累了高額債務，也不一定會引起國内動蕩或遭到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中國現階段的債務風險還不及韓國在20世紀90年代的債務風險，因為中國沒有外債負擔。）第三，要檢驗一個國家的金融壓抑政策是否有效，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在金融壓抑政策帶來的機遇之窗關閉之前，該國工業技術水平提高了多少。中國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但需要做的還有很多。
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隨著中國變得更加富有，隨著人口增長率的降低導致新生勞動力的缺乏，中國經濟增長率開始出現結構性的放緩，這就意味著中國
或有債務指由過去事項或既存事實引起的各類潛在義務，履行這些義務可能會導致政府支出壓力加大。——譯者註政府通過進一步提高經濟增長率來壓縮債務規模與經濟規模的比率。此外，隨著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在今後幾年將從10%下降到7%，以及隨著中國金融體系難免會更加開放，中國遭遇金融危機的風險也會隨之加大。有鑒於此，中國未來的投資拉動型的技術學習過程要減少對資金的浪費。如果未來的債務與產出之比繼續維持在以前那種水平，將成為中國的不可承受之重，因為中國之前已經積累了巨額債務。因此，中國企業學習先進技術的最佳時期已經過去了。
過度的金融抑制政策
最後，人民幣匯率長期遭到過度低估，影響了中國大陸的經濟運行效率。這一點與台灣地區有點相似。到1987年，台灣迫於國際壓力而提高新台幣匯率，當時台灣已經積累了6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其規模僅次於日本，考慮到台灣地區的經濟規模，其外匯儲備的規模顯得更大。大多數外匯儲備都是台灣“中央銀行”為了壓低新台幣匯率而大肆購入外匯。當時，經濟學家們估計新台幣匯率被低估了25%。64中國大陸也採取了類似舉措。在考慮到物價變化和中國經濟規模之後，粗略的換算表明，台灣在1987年的6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相當於今天大陸的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但在2012年中期，大陸的外匯儲備實際達到了3.3萬億美元。65
匯率的低估相當於為本國企業提供了一種補貼。補貼對於發展中經濟體培育世界級企業是必不可少的，但通過壓低匯率提供補貼則過於直接，它有助於推動所有企業發展出口貿易。如果通過銀行體系和其他有目標的資助體系去提供補貼，則只有那些優先享受國家幼稚工業保護政策的企業才能獲得補貼。壓低的匯率也會補貼附加值較低的國内制造企業，這些企業對提升國家技術水平沒有做出多大的貢獻，而且更加糟糕的一種情況是，壓低匯率甚至會為跨國企業的加工業務提供補貼。
壓低匯率也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對於一個壓低匯率的國家而言，其長期積累的外匯儲備的價值終將會大幅下降，因為貿易夥伴會迫使其提高匯率。此外，壓低匯率還會給經濟運行帶來一些持續性的成本。中國央行為了減輕外匯儲備盈餘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必須沖銷外匯占款導致的基礎貨幣的快速增長，除了削減對商業銀行的再貼現之外，央行開始自己創造負債，發行人民幣票據，央行為此所支付的利息，便以供給更多基礎貨幣的形式予以抵消。66在20世紀80年代，很多人說台灣地區異常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其作為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實現經濟成功的象徵，今天，更多的人認為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也是經濟成功的象徵。但如果說台灣的發展歷程可以作為借鑒的話，那麼中國大陸未來將會再一次印證長期而嚴重地壓低匯率並不能長期促進工業政策的落實。67但說句公允的話，中國大陸對貨幣匯率的管制沒有台灣當年那麼僵化，人民幣在2007年之後被允許適度升值。
中國經濟政策的得與失
總體來講，中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切必要舉措。然而，幾乎沒有任何證據能表明中國對於他國之前採用的政策做出了質量上的改進。中國的國有經濟表明，如果把出口紀律和競争機制結合起來，那麼經濟所有制並非落實工業政策的關鍵因素，但誰都不會認為中國對私營經濟的偏見是中國的一個優勢。當前人們對中國發展模式一致肯定，但在亞洲發展的問題上，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可謂是最先探索成功的先行者，中國則是後來者。
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並不在於其土地改革、幼稚工業保護政策和金融壓抑政策，而是在於其經濟規模。中國人口是日本人口的十多倍，中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會對世界產生更大的影響。中國的人均國内生產總值仍然只有5 000美元，而中國已經成為了從礦產到電話再到汽車等幾乎每一種商品的最大市場。但一個重要的事實是，中國消費的產品的平均價格和尖端水平都趕不上富裕國家。令世界趕到震撼的是中國的經濟規模，而不是創新能力。
中國的持續崛起是必然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嗎？當然不是。很多人認為中國及其國内市場的規模會自然而然地為中國的成功提供保障，但中國的規模也使得中央政府難以落實有效的工業政策和減少浪費。中國還沒有創造出一個真正世界一流的企業，歷史也表明，就培育世界級企業而言，一個國家的規模大並不會帶來什麼優勢。世界上很多最成功的企業都是在歐洲的小城市成長起來的，而那些規模較大的國家，比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和俄羅斯，在經濟上都比較失敗（美國除外），這是因為政府決策的質量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前景。中國也不例外。
在這方面，最近中國政治的一些動向並不是多麼令人歡欣鼓舞。中國的人才選拔過程對家庭背景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品德與才能則相對受到了輕視，長此以往容易弱化社會流動性，中國的政治精英們也日益註重自身利益，而不願從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做出艱難的經濟決策。朱?基曾經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政策變革，但很難想象今天的中國會再次出現這類人物。不幸的是，當一個國家變得越來越富有的時候，領導者同樣需要做出艱難的經濟決策。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就說明，當一個國家認為自己發現了創造財富的秘訣而無須繼續做出政策調整時，那麼這個國家就會變弱。
即便中國在今後10年間避免了金融危機，人口變化趨勢也會制約該國經濟發展潛力。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開始削弱，最有利於經濟發展時期的人口結構，就是勞動力資源豐富，而退休人員非常少。目前，中國的這個時期已經過去。勞動人口的平均年齡正在變老，而且今後幾年内新生勞動力數量會緩慢減少，退休人員會越來越多。中國工人的議價能力正在提升。這種情況是合理的，而且來得太遲了。企業生產能力不斷提高與工人工資水平低位徘徊這兩種現象之間的差距也會隨之縮小。（這種差距正是之前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中國再也不能通過逐年增加勞動力數量和投資規模來促進經濟增長了，必須根據不同的人口形勢調整經濟政策。對比一下中國與日本、韓國的情況，就會發現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時，中國出現人口增長停滞和人口老齡化的時候，其人均國内生產總值水平還比較低，低於另外兩個經濟體，這就意味著它的長期經濟前景將會更具挑戰性。到2030年，將會有3億退休者依靠養老金生活，這些人只會消耗儲蓄，不會創造儲蓄，而人口數量也將在15億人的峰值不斷下降。
除了人口變化趨勢很好預測之外，還有一點也很好預測，即中國的體制改革進度非常緩慢，將創造更多的社會摩擦，並最終導致中國付出重大的經濟代價。30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宣稱自己致力於逐步打造民主的未來，而農村民主選舉就是在這方面的初步探索，但實際上在這方面做的工作非常少，而且在過去的10年裡做得越來越少。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中國在完善法律制度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近年來在這方面的進展有所放緩。一些不同的意見和批評的聲音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自1978年以來，中國逐步認識到了競争在經濟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性，然而，盡管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更加完善的體制架構提出了要求，但中國不了解或不願意考慮在社會和政治層面的競争。
中國不僅要提高技術能力，還需要完善體制架構。只有這兩者結合在一起，才能使中國成為世界領先的國家，並真正增強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到目前為止，體制的低效還沒有嚴重地拖累中國的經濟增長，但它最終會的。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國内安全機構對民衆的生活進行盯梢式管理（micro-manage），而且在這方面的經費已經超過了國防經費。68按照目前的發展軌迹，中國將成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但體制也將嚴重滞後。如果繼續沿著目前的發展軌道往前走，中國將成為一個體制滞後的中等收入國家。在經濟層面上，世界上的主流國家不應該擔心中國會對自己構成威脅，但在政治層面上，前景或許有些值得憂慮的地方。我們希望與19世紀的德國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本相比，中國更加具有超越民族與地域的國際情懷，中國軍隊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公民的控制，這樣中國這個大國在崛起過程中才能不那麼具有威脅性。在未來的幾年裡，世界上的發達國家仍然需要繼續同一個更加強勢的中國保持接觸，用他們的政治原則和人道主義原則去影響中國。當然，如果我們能更加誠實地認識到經濟發展的内在本質和驅動因素，這個過程就會容易得多。
本文摘自《中國和新興經濟體的未來》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國家的許多人開始相信，東亞經濟將會迸發奇迹。日本會主導世界經濟，中國也將緊隨日本。亞洲國家開始被冠以“虎龍”之名，不僅這些亞洲國家被視為國家經濟發展的神話，同時整個東亞也被視為一個文化和經濟共通的統一體，且這個統一體的上升勢頭不可阻擋。
作為在東亞地區做過20年報道的資深記者，作者斯塔威爾深入研究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越南、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情況。他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展示了發生在亞洲這片土地上的真實情況，揭穿了西方世界對東亞的迷思和誤解，同時他解釋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一些國家的經濟實力能夠在短時間内極速爆發，而令一些國家則漸失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