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貪官錄

2015-05-09 16:18:32

  【編者按】

在高壓反腐、持續反腐的氛圍中,以法治為議題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行於2014年10月20日開幕。人們期盼著這次會議的成果,能夠促進從治標到治本的轉換,真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發生腐敗的土壤是什麼,貪官究竟是如何練成的?從山西這個反腐風暴眼今年以來撂倒的8名副省部級以上高官的故事,我們完全可以看到若幹共性,看到在缺乏外部約束的環境下,無遠弗屆的權力,如何被稀缺的黑金資源將其内在的邪惡完全誘發出來,看到權力尋租的利益鍊條,如何自發蔓延並相互親和,交織成錯綜複雜的網絡。

  自2014年2月以來,財新記者多次赴山西採訪,我們特將對8名落馬高官的調查分別整理成文,匯集成《山西貪官錄》的系列報道。

令政策往事

記者:歐陽豔琴.羅潔琪

黃河北岸的山西平陸今年遇到了春旱,縣裡常樂鎮後村的村幹部老裴又一次想起了村裡沒有灌溉井。他們為了打井求過令政策——1962年至1971年間,令政策隨父親在後村生活了將近10年,從讀小學到讀初中,直至離開村子到太原工作,再之後在省城步步高升。

  和絕大多數時候一樣,令政策沒有給後村打井提供任何資金上的幫助,他也沒有幫助村裡修路、修校舍。他不僅對昔日的鄉親如此,據說即使平陸縣或運城市的官員到省城找他辦事,也得不到他的幫助。

  不過,有村民記得,令政策的父親令狐野,曾在自家窯洞前打了一口井,供村民們取水。這口井和窯洞一樣,早已被填埋。

  2014年6月19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宣佈,時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面對一撥一撥來到村莊的記者,後村的村民還是說:“這家人為人正派,出事了我們都還不敢相信。”

勤儉之家

  1962年,52歲的令狐野帶領全家妻兒老小解甲歸田。他沒有回自己的出生地、原配和長女生活的平陸縣常樂公社洪陽村,而是在常樂公社集鎮附近的後村定居下來。當年的令政策已經十歲。

  青年時期的令狐野,懂草藥,又學過西醫。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輩山西人不一樣,令狐野不愛勞作,買了面穿衣鏡,經常照鏡梳頭。邊務農邊從醫的父親在鄉間口碑甚好,看不慣令狐野的新派作風,砸碎了他的鏡子。令狐野負氣出走,在集市上開了個小藥鋪。抗日戰争爆發後,令狐野舍妻棄女,攜帶藥品投奔延安,走上了革命之路。據《陝西省志•衛生志》,1938年11月,陝甘甯邊區醫院搬遷,28歲的令狐野被任命為醫務科長,此後一直在中共醫療衛生系統工作。

  在延安,令狐野再娶,1949年至1959年左右,妻子為他生下四子一女。令狐野在報紙上選擇了五個當時見報率較高的詞匯:方針、政策、路線、計劃、完成,為五個兒女取名。網上有說法稱建國後令狐野曾在公安部工作,又有說曾任陝西華清幹部療養院院長,但對於令狐野建國後確切的職位變遷,以及他為何於52歲時抛去官位攜全家返回鄉下,目前尚不得而知。目前已經103歲高齡的令狐野還健在,作為離休幹部在山西一個幹休所頤養天年,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

  回到後村定居後,令狐野請人修建了一個窯洞。與平陸當地的窯洞通常只有洞口不同,那是一個典型的延安窯洞,十二個門洞洞洞相通,占地一畝多,花費了一千多元錢,窯洞口挂著很多當地人從沒見過的白門簾。村裡的孩子都穿著自家紡織的土佈,而令狐野的孩子穿著從供銷社買的洋佈,盡管也縫了補丁。令狐家的孩子用馍蘸蜂蜜,同齡的孩童拿著馍換令狐家孩子的蜂蜜。這些生活細節都表明了令狐野“延安幹部”的身份。

  令狐野返鄉時,是新中國的十三級幹部。根據1956年國務院規定的軍地級別對應關系,十三級幹部即副師級,屬於高級幹部的基線,每月工資165元。他的妻子原是護士,每月工資也有60元。在常樂,人們稀罕地稱返鄉的延安幹部令狐野“十三級幹部”。

  返鄉之後,令狐野在鄉裡免費行醫,夏天農忙時給生產隊送仁丹、保喉片,為全縣培養了幾十個赤腳醫生,並且提供免費吃住。與鄉裡相處也很融洽,餅幹、糖塊、罐頭,有好吃的都給農民的小孩。一位村民說,自己這輩子吃的第一個罐頭,就是孩提時令狐野給的。

  令狐野的幾個孩子也非常友愛,除了最小的令狐完成幼時不懂事把玩伴的頭打破了以外,其餘幾個和同齡人從不打架、吵架,甚至有的從不高聲說話。

  在村裡上學的令政策寡言少語,但口才很好,當著班級的宣傳委員;挑燈夜讀,學習刻苦,但成績從來不是第一,總在第五、第六。

  和令政策同齡的鄉親楊晉(化名),時隔40多年,仍然清晰地記得當年他看到的一幕:在溝壑縱深的黃土高坡上,在一片綠油油的玉米地北面,令政策和兄妹們站在自家窯洞口,聲情並茂地練習演講,令狐野坐在小闆凳上,逐一點評。窯洞頂上,站著好奇的鄉鄰鼓掌喝彩。

  “我常常站在窯頂上看著他們在院子裡演講,滿心的羨慕,覺得他們家的孩子很厲害,是有文化的。”這樣的家庭教育讓五兄妹長大後,口才頗為出衆。

  作為延安革命幹部的兒子,令政策從小按著父親的要求下地幹活,年少時拾麥穗,年長時鋤土。

  村裡的老支書還記得一件事。克行艱苦樸素的令狐野為了省幾個碗,砍了一根木頭,在上面鑿出五個槽,把菜和馍盛在槽裡,讓令政策和兄妹五個圍著木槽吃飯,“像喂牲口一樣”。事實上本不必如此,令狐野夫婦每月的工資相當於全村勞動力的收入。

“紅衛兵”

  1966年,令政策剛剛讀了一年初中,“文化大革命”來了,學校停課。和其他地方一樣,在常樂公社,動辄舉行萬人大會,學生們也被要求列隊參加,聆聽鬥争指示。“紅二代”令政策還被選出來,代表同學們到首都北京,在天安門城樓前潮水般的“紅衛兵”中接受毛澤東的檢閱。

  作為從延安回來的革命幹部令狐野,階級立場也十分鮮明。他在後村免費行醫,但會先問病人的“出身成份”,成分不好的人很難進他家門。洪陽村村民馬瑩(化名)說,曾有一名病人說自己出身不好,來一趟不容易,請他多開一些藥。令狐野大怒,當場撕碎處方,把病人攆走。甚至在挖建自家窯洞時,對於來幫忙的鄉親,他也按照“出身成份”分別對待。如果是貧農,他就會多給工錢,遞煙倒水,如果是富農地主,他就會少給錢,並指派粗重的活。

  “令狐野是個很有意思的人,性格比較偏執,愛在政治的問題上較真。”馬瑩說。

  在集市買東西的時候,令狐野也會計較別人的出身成份。80多歲的譚家(化名)還記得令狐野買過他的蔥苗,因為他是貧農,令狐野慷慨地多支付了一元錢。

  緊接著就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知青下鄉的先進事迹,是令政策的弟弟妹妹在班級讀報的主要内容。1969年,皮膚黝黑、高高瘦瘦的令政策下放到硫磺廠當工人,負責搬石頭壘火爐,每月工資38.9元。硫磺廠裡的味道很嗆,工人們沒有口罩,令政策和大家一起住在工廠平房的宿舍内,等到放年假才能坐大卡車回家。幾個月後,令政策調到了常樂公社醫院,在藥房“拾藥”,有點步父親後塵的樣子。但這種日子沒有持續多久。

  在同學何貴(化名)眼中,令政策極為忍耐。他出身好,不乏上門說媒者。在常樂公社醫院“拾藥”時,有人給他介紹了一位在棉花加工廠上班的姑娘。何貴說,有一段時間,令政策常常對他傾訴心事,說無法接受姑娘有白頭發,可是既不敢違抗父命,也不敢拒絕姑娘。有一次,他服了幾片安眠藥,睡了整整一天。

  後來,這樁婚事終究沒成,令政策和當地郵政局的一個女話務員談了戀愛。

為官生涯

  1971年是令政策的仕途起點。

  出身延安幹部家庭、政治條件優良的令政策時年19歲,被“組織”選中,從常樂公社醫院直接調到山西省委辦公廳機要處,開始了43年的為官之路。

  2012年,令政策回鄉,第一次參加中學同學聚會。同學何貴回憶,那一天,身為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的令政策也能來,在場的人都很意外。“政策很平等,沒官架子”。在喝酒叙舊時,60歲的令政策對著同學們感慨,一直不知道當年究竟是誰看中了他檔案,“總要找到那個人,好好感謝人家”。

  令政策步入仕途的最初20年升遷緩慢。1982年入讀山西大學中文系幹部專修科之前,他一直是山西省委辦公廳機要處的一個普通幹事,1986年才第一次獲得擢升,成為山西省委辦公廳文書信息處副處長,其後任省委機要局副局長,共有17年在機要部門工作。

  機要處主要職能是管理要害部門核心機密文件、密碼、密碼機的傳遞,機關要件等的收發。令政策的老朋友說,密碼經常更換,機要工作需要非常強的記憶力。1976年,運城地震,令政策和一位女機要員被下派到運城支持機要工作。

  1997年,令政策進入行政部門,擔任省糧食廳副廳長。這是一個運城籍官員居多的部門,令政策的上司就是他的老鄉高志信。後者曾在運城違規修建“糧神殿”和糧食職工培訓中心,2007年被免職。

  令政策一位在官場的多年朋友向財新記者評價,在省委工作23年之久,令政策得到一個副廳級官銜理所當然。

  但2000年,48歲的令政策魚躍龍門,擔任省發改委副主任的要職,且很快開始主持工作,四年後轉正。2008年離開省發改委“衙門”時,他成為省政協副主席。回顧他的升遷軌迹,他的朋友說,2000年的提拔,應是為後來升上副省級做準備。

  在官場上,忍耐的令政策顯得才能平平,謹小慎微。在主持山西省發改委工作的5年時間裡,令政策因為害怕提拔錯或者得罪人,幾乎沒有提拔過下屬。

  上述朋友也回憶說,曾有人希望通過他向令政策送禮,他說,令政策十分謹慎,是不會收禮的。令政策落馬的消息傳來,令他十分驚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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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國又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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