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業社會中，土地的基礎功能是要能維系人的基本生存。由於生產率水平低下、剩餘農產品有限，城市化的非農業人口必然不能多，通常都在總人口的百分之幾。農村的土地也不能過於集中，否則“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以致流民遍野，通常就是民變四起的王朝末年了。因此農業社會中農民的最高理想就是“均田地，輕徭賦”。但是由於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不能擺脫地主與農民的經濟結構，以及君主皇權必須依靠皇糧國稅來維持龐大的官僚機器和奢侈性支出，這個理想在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中都可望而不可即。
我國自改革開放開始的農村土地家庭承包，實質上是自20世紀50年代初土地改革之後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最平均主義的均田，因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2006年國家又完全取消農業稅，並開始大規模地反哺和補貼農業、農村，因而可以說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的理想王國已超出想象地完全實現。而能做到這一點，除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平均地權以外，還要歸功於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使得政府不必再依靠農業稅賦來維持。
但是，工業化、城市化的迅速進展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最主要的就是原本主要只是依土壤肥沃條件不同而差異的土地價值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和調整。由於人口的快速集聚和社會公共產品的巨大投入，在廣大非城郊土地價值變化不大的同時，城市中和城郊用於非農建設的土地驚人升值。只占全部國土不到1%、占耕地面積不足5%的城市開發用地成為國民財富的主要載體。而城市化又恰恰是原本占全國人口多數的農民的絕大部分不斷遷移進城市重新定居的過程。大部分人離開鄉村乃至小城鎮，移居到他們並不擁有土地的大中城市。這種人口和財富同時向城市土地集中、但人口又不能自動分享他們所移居城市的土地財富的矛盾，構成了城市化轉型過程中的陷阱與土地制度安排的特殊挑戰。這也是衆多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受阻的主要原因。
從市場導向的改革發展的趨勢來看，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標模式應當是在農民耕者有其田、市民居者有其屋的基礎上，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地下鄉置業，農村居民可以無障礙地進城落戶。但是我們首先要面對的是我國農村的戶籍人口尚占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二，幾億農民工妻離子別、居無定所的現實。顯然，不解決這個城市化轉型的主要挑戰，留在農村的農民在現代技術條件下耕者有其田的規模經營，市民居者有其屋並享受均等的公共產品服務，以及若幹有錢有“閑”的城市居民逆城市化的“歸農”耕作或回歸大自然的退休養老，就都會顯得過於奢侈而不真實。
因此，在城市化轉型期，一個公正的土地制度的安排就與傳統的農業社會的均田輕賦不同，需要有利於以農民工為代表的外來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安居和享受公共產品的平等服務，有利於在大部分人口轉移後農村留守農戶的規模化和現代化經營，並最終實現城鄉人口安居、擇業的自由流動。顯然，在這個轉型中，龐大的農民進城移居家庭的市民化安居是基礎和前提。
那麼，什麼是城市化轉型期有利於人轉即以進城農民為主體的城市移居人口市民化的土地制度安排呢？
本文摘自《新土改》
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反映和制約著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抉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未來二三十年中國的前途與命運。在本書中，華生從城市化道路選擇的戰略高度，全面分析了纏繞中國社會幾千年的“老三農”問題如何向“新三農”問題演變，剖析了城鄉對立的二元體制和土地財政的困境，揭示了土地權利的症結。在總結中國和世界各國城市化道路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新型城市化道路以及土地和戶籍制度改革的總體規劃設計，包括如何統籌解決土地財政、戶籍制度、房產稅和小產權房等焦點、難點問題的具體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