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場都是善的，但要合作才能達成善果
郭建龍：關於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世界各地都充滿了争議。錢穎一曾經提到經濟學家對於兩者之間關系的看法，可歸納為三類：一是善政府，惡經濟人；二是惡政府，善經濟人；三是惡政府，惡經濟人。在我看來，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第一種看法，即政府是善的而經濟人是不好的，這才有了無商不奸的說法。人們也寄希望於政府出手，通過管制來消除經濟中的惡。但是錢穎一卻認為第三種看法更接近現實，即政府和經濟人都存在惡，因此需要對雙方進行制衡。對於這樣的觀點，您認同嗎？
戴立甯：對於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從來都有著不同的假設。我曾經讀過錢穎一先生的文章，他或許是從制衡的角度來剖析問題吧。但是，我並不同意把政府和市場放在對立的位置上，還假設其中至少有一方是“惡”的—甚至雙方都是“惡”的。
我自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性善論者，又長期在政府機關服務，自身的體驗和信念，讓我認為政府和市場之間恰恰還存在著第四種關系：善政府，善經濟人。大家都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差異無非在於認知和方法，只要勤溝通、多了解，沒有不能解開的結。
管理者如果在觀念上還是停留在貓捉老鼠、你死我活，兩造博弈、零和遊戲之上，將是最大的悲哀，也是最大的失敗。如何化敵為友、榮辱與共，這正是我倡導的“五指理論”的精義所在。
郭建龍：既然您認為政府和市場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政府是善意的，只是有時候會因為認知和方法的問題達不到效果，反而破壞了市場，那麼，政府應該怎麼做才能避免這個誤區呢？
戴立甯：我講個發生在台灣地區的實際案例，這個事情存續時間長達58年，是個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訓。多少人身陷囹圄，多少家庭流離失所。我希望未來在中國大陸，大家能夠鑒往知來，千萬不要再冒然闖入這個誤區。
空頭支票是不能兌現的支票，泛濫成災當然會擾亂金融秩序、破壞社會安甯。
為了防範空頭支票的泛濫，台灣當局跳了出來，以充滿父愛的情懷，獨當其任，扮演“讨債人”的角色。 結果呢？ 隨著刑罰的加重，空頭支票反而越來越多，“空頭支票滿天飛，法曹案牍積如山”。 監獄滿坑滿谷的都是票據犯—甚至有人被判了300多年；票據犯罪竟然占到了全部刑案的75%……
直到有一天， 社會上各個階層（包括政府和市場）終於醒悟了，原來這是分工出了問題，這件事情應該交給市場去做，而不是政府。讓小姆指做大姆指的事，當然會力不從心，一事無成。如何有效地分工，我的“五指理論”要闡明的正是這點。
證券市場的監督需要所有人共同參與
郭建龍：印象中，“五指理論”最早是您針對證券市場提出的，面對一個極端複雜的市場，您又是怎麼將“五指理論”貫徹到您的日常管理之中的呢？
戴立甯：是的，“五指理論”最早提出是在我就任（台灣）證管會 主委那一天的慶典上，當時我孤身前往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環境，面對的是一個變幻莫測、我又未必認可的證券市場。我有心變革，而我的感覺卻像小姆指一樣疲弱無力，那我該怎麼辦呢？
我想起一件我頗引以為傲的往事：空頭支票刑罰的廢除。假如我不能有效動員各方關心、關系證券市場的人士來助我，獨木難支，必然會萬事蹉跎、一事無成。於是我提出了“五指理論”，我們都是一只手掌上的手指，都希望把事情做好，有志一同，何分你我……
談到這裡，我講個小故事：
有一年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的主題是：證券市場管理。在我之前，日本和新加坡兩國證券主管的報告占去了太多時間，輪到我的時候，只剩下十多分鐘就到了預定午餐的時間。誰都知道，餐前的演講要像女孩子的迷你裙一樣—愈短愈好，但是，又必須得把最緊要的重點包住。
於是我舍棄了原有的講稿，花了大約十分鐘的時間闡述我關於證券市場管理的理念，誰知竟然意外地獲得了強烈的反響。
大家都知道，“十次車禍九次快”，所以防範車禍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抓超速行車。以前為了防範超速，總是安排一位交通警察藏身在陰暗的角落，遇有車子超速，就騎上摩托車追上去給駕車人一張罰單。但是問題來了，車子愈來愈多，而警察限於預算沒有辦法同步增加，怎麼辦？聰明的交通管理者想出了一個辦法：選在容易超速道路的明顯地段，立起了警告牌，大書“前方有測速照相”。於是，防範超速的主要責任從以往的警察身上轉移到了每一位駕車人的身上。
交通管理如此，證券市場管理何嘗不然。
郭建龍：台灣的股市曾經和現在的大陸股市一樣，也有著不少的問題，您在（台灣）證券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任上，又如何糾正這些錯誤、如何將管理權限下放給大家呢？
戴立甯：我再講一個小故事來說明。
我就任（台灣）證管會主委沒有多久，就遇上了上市公司要出年報的時候。（台灣）證管會收到了許多上市公司的報告，說因董事長出差、監察人生病住院之類各式各樣的理由，而無法按時出年報。因為我是主管，等到這些報告到我桌上的時候，已經只剩最後幾天了。我知道這些理由有許多是靠不住的，但如果不批，由於時間太短，對方也很難將年報補上。你說我是批，還是不批？
我最終選擇了全部批準。
但是，在批準的同時，我立即制定了一條規則並馬上公佈：下一年如果哪家上市公司未按期公佈年報，不管什麼理由，都將從當天開始停止交易，直到它補交年報後的第三個交易日，才準複盤交易。並且，為了防止公衆不知情，我還要求在公司還未停牌之前的幾天，由股市利用跑馬燈播報尚未提交年報的公司名單，提前對公衆進行預警。
這條規則公佈之後，管理年報按時公佈的責任，從此由（台灣）證管會移轉到了上市公司的負責人身上。我離開（台灣）證管會已經十多年了，據說之後再沒有發生過上市公司敢推遲年報的事。
股市管理者需要的是制定規則，讓市場各個參與者按照效率原則各行管理之責，如此而已。
金融業開放趨勢不可阻擋
郭建龍：雖然您的“五指理論”、“三把原則”（我知道，台灣媒體更習慣於將“三把原則”叫作“戴立甯原則”）是針對股市提出的，但按照我的理解，實際上，在管理金融業的時候，您已經運用過類似的方法來解決金融問題了。請問：兩岸的金融業是否也存在著監管的誤區？又如何將您的原則運用到金融領域呢？
戴立甯：兩岸中國人的想法其實都是一樣的，政府的官員都是出於父愛般的善意，要為子民分憂解勞；金融業關系重大，尤其不能放任……
由於這樣長期的金融壓抑，不幸在台灣，爆發了“十信案”、“鴻源案”等一連串金融弊案和鬧劇，這同時也助長了地下金融。
内部經濟的起飛（内憂）和外部情事的變動（外患），會讓原有的金融體系無法滿足日益成長的需求。台灣金融業的開放就是發生在這種内憂外患的情勢下，不是心甘情願，而是被迫、不得不如此。中國大陸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抱殘守缺、閉關自守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就像當年的台灣一樣：金融業開放已經是不可阻擋的了。
金融封閉的年代，金融管理可以“事緩則圓”，一切不妨慢慢地來；金融一旦開放，金融事故愈慢處理就會愈難處理，損害也會愈來愈大。所以管理者的心態必須調整，從“事緩則圓”到“快刀斬亂麻”。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要快速有效處理金融事故，事先的規劃和有效的分工自然就必不可免。這就回到了我的“三把原則”和“五指理論”上來了。
世界貿易組織（WTO）/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中對於“公開透明原則”和“正當管理規範”的要求，以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的《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談的其實就是我的“三把原則”。
就金融事件的處理而言，我想，大陸完全可以從台灣的教訓中吸取經驗，少走彎路。
郭建龍：對於管理者而言，金融業開放意味著更加難以管理，甚至可能會出現系統性風險，他們樂意放手嗎？
戴立甯：金融業開放當然意味著更加難以管理，所以政府永遠會假借一百個借口，述說金融業不能開放的理由。但是，正如前面所說明的，内憂加上外患，金融業有必須開放的客觀要求，政府的金融管理者也必須學習開放情勢下的有效管理。
金融管理者當然不願意這樣的改變。金融管制的年代，金融管理者只要打打電話，了不起請來辦公室喝杯咖啡(所謂“道德勸服”)，就萬事OK了。不過，社會永遠不斷地在進步，當然不能夠容許管理者因為偷懶、因為無知，而妨礙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金融開放，意味著有效競争，競争的結果必然是優勝劣敗。我們慶幸優勝，我們也要學習如何處理劣敗。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不倒神話就此打住”，對於這種劣敗的情形有詳細的分析，歡迎指教。
郭建龍：和台灣的金融業比起來，到目前為止，大陸金融業存在的危機仍然較少。國有銀行的確有呆壞賬問題，但經過幾次呆壞賬剝離，加之銀行上市帶來的管理改善，這方面的問題也大為好轉。這是否意味著大陸的金融問題比台灣的要簡單？
戴立甯：正如我前面所分析的，金融管制的年代，管理的工作要簡單得多；但是，你相信這樣美好的情勢能夠維持多久呢？金融開放的日子遲早會來臨的。《漢書•霍光傳》中“曲突徙薪”的故事大家應該耳熟能詳；而最近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核災，如果不是將風險刻意隐瞞了20年，不敢正視現實，其災害何致如此？
台灣地區所遇到的基層金融秩序混亂、地下經濟猖獗以及放開後遇到的銀行倒閉問題，有一天必然也會在中國大陸出現。到時候，台灣金融管理(成功/失敗)經驗的價值會越來越顯出它的意義。
郭建龍：通過兩岸之間的往返，你認為大陸和台灣在經濟、社會生活上各有什麼不同和相同點？我們知道，對於台灣青年，您認為他們應該學習遠洋的鲑魚而不應死守一隅。那麼，對於大陸青年，您又有什麼忠告？
戴立甯：海峽兩岸的同胞，流著同樣的血，有著相同的價值觀，有志一同，其實都是想生活得更“好”，只不過是“好”的標準和要求容或有些不同。那是因為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大致也不會超過中國大陸城鄉、南北、内陸和沿海間的差異。
走過從前，對於所有的中國人來說，那是苦難的一百年；戰亂和流離，不知不覺地喪失了民族自信心，不知不覺地習慣用西方的尺度來衡量自己、來要求自己。中國曾經是“中國”—世界之中，而今淪落為遠東—遠遠的東方，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如何重新拾回自我和那往日的驕傲，是你是我，是海峽兩岸的年輕人，是這一代和下一代，不可推
本文摘自《戴立甯的經歷與堅持》
台灣成功的經驗未必能夠複制；
台灣失敗的經驗絕對值得警惕。
30年前，台灣經濟改革如火如荼時，戴立甯就在台灣政壇上為改革搖旗呐喊、親身實踐。他的身影從法律界，穿梭到金融界，又到保險界，又到證券界，廢除票據刑罰、處理“十信案”、建立櫃台市場……可謂集法律、金融、政治於一身。
人們許戴立甯為直言不諱的顧問，在任何場合都有話直說。但戴立甯自己覺得，他最大的特點是堅持——“堅守自身，把持原則”。無論是在台灣任職，還是在大陸當顧問，他都堅持市場與政府之間應該各司其職，合理分工。他相信市場有自律，政府應該放棄父愛主義；他堅信應該開放金融市場，放開匯率利率，而政府只需強化監管體系；他堅持把市場還給市場，把管理交給效率。
許多台灣當年發生的事，今日逐漸在大陸上演。窺得其中的成敗得失，必能賺得一些警惕與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