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尼克松政府的國際收支團隊負責人之前，沃爾克就預期到可能會有麻煩發生。他觀察到自由市場的金價從1968年4月1日的每盎司38美元，逐步漲到1969年1月21日他與基辛格關系緩和時的42美元。之後不到三個星期，沃爾克就激起了白宮的不滿，導致了不愉快的後果。
1969年2月12日，沃爾克出席了在巴黎舉辦的一個會議，與歐洲的銀行家、財政部長一起研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當時倫敦市場上金價再創新高，已引發紅色預警。在會後的記者見面會上，一位記者問沃爾克，如果賦予外匯匯率更大的靈活性能否阻止金融體系進一步崩潰。沃爾克非常清楚那句問話背後的含義，他的回答就像拍死一只煩人的蒼蠅那樣果斷淡定：“這個問題學術界正在讨論，它只是一個學術話題。”［15］
記者會前一天晚上，沃爾克曾被介紹與一個名叫“第三工作組”（WP3）的國際金融家團體秘密見了個面，他們警告沃爾克不要採納如此激進的想法。［16］那天天黑後，他被送上車，經過一段曲折的路程被拉到巴黎郊外一處草木蔥茏的會所，那地方就像一處神秘的隐居點。在那裡用過餅幹和奶酪後，比利時央行行長塞西爾R26;德R26;史崔克把他拉到一個燈光昏暗、彌散著紅酒在木桶中發酵氣息的地下室房間，進行了一次私人聊天。史崔克歸納了“第三工作組”對美國政策的不滿，並以歐洲人特有的優雅姿態搖晃著手指說：“如果今天所說的浮動匯率制度造成了整個體系的崩塌，那麼頭破血流的將是你們美國人自己。”
沃爾克對浮動匯率的惡感並不需要別人來鼓動。米爾頓R26;弗裡德曼最鐘愛的貨幣改革方向就是實施浮動匯率。一回憶起弗裡德曼與盧薩之間關於佈雷頓森林體系和固定匯率制度的辯論，沃爾克就覺得心裡很不舒服。［17］兩位大師互不相讓，辯論進入了僵局，就好似相撲選手被圈在場地中央進退維谷，直到後來弗裡德曼把矛頭轉向了人身攻擊。弗裡德曼說，浮動匯率制度“將使危機不再時而發作，也不必讓政府高層官員忙於在各國之間瘋狂亂竄……的確，我相信這是反對浮動匯率的主要理由之一。辦這些事的人都是一些重量級的人物，他們都確信自己在從事重要的使命。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他們只是自我感覺良好，而這些所謂的使命不過是固定匯率制度下的產物”。［18］
弗裡德曼關於“高層官員瘋狂亂竄”和“重量級人物……從事重要使命”的冷嘲熱諷讓沃爾克感到不快。這些指責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都涉及他的恩師羅伯特R26;盧薩。其實盧薩在財政部期間的工作遠不止是“瘋狂亂竄”。而如今，沃爾克也幹上了這份工作。
沃爾克跟盧薩一樣，相信佈雷頓森林體系對促進國際貿易有很大的貢獻。“在固定匯率體制下，存在著一個在各國間通行的標尺，使得每個國家的貿易商、投資者和銀行家之間能按照確定的條款進行交易。”［19］佈雷頓森林體系使得國際貿易商享有了穩定的經營環境。一個紐約的商人可以把貨物賣到密歇根州的地獄鎮，也可以賣到賓多法尼亞州的天堂鎮。正所謂：無論是天堂的1美元，還是地獄的1美元，都跟紐約的1美元是等價的。
然而，白宮卻發動了一場針對沃爾克僅把浮動匯率的讨論隔離在學術象牙塔内的說法的攻擊。《華盛頓郵報》報道了一則來自政府内部“高層”（經認定來自尼克松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指責：“如果不研究（浮動匯率）問題，我們就不算履職。”［20］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對沃爾克的評論感到茫然、不解其意，認為那一定是即興發言，沒有經過深思熟慮”。［21］
勞工部部長喬治R26;舒爾茨是尼克松屬意的官員，他後來又擔任了其他兩個内閣部長職務。舒爾茨支持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論調。在一次内閣下設的委員會會議上，他建議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到支持“新方法”的國會經濟聯委會去作證。［22］舒爾茨是一位勞動經濟學家，曾在芝加哥大學當系主任，那裡正是米爾頓R26;弗裡德曼學說的大本營。借助舒爾茨的渠道，弗裡德曼的觀點可以直通白宮。
沃爾克跟別人一樣，都很了解浮動匯率制度支持者的立場。他所尊敬的每一位經濟學家都贊成這種觀點，包括他的好友兼知己勞倫斯R26;裡特。［23］裡特是紐約大學的金融學教授，曾寫過兩本暢銷書，一本關於棒球，另一本是關於銀行的——恰好都是沃爾克的精神食糧。［24］裡特曾在國會作證支持浮動匯率制度。這引起了盧薩的鄙夷：“你的朋友不會有問題吧？”［25］
按照學術界的觀點，浮動匯率制度通過價格機制自動發揮著神奇的作用，可以治愈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頑疾。例如，當美國從英國的進口高於英國自美國的進口時，美國就會產生國際收支赤字。浮動匯率制度下，多餘的美元會在外匯市場上追逐英鎊並推升英鎊的幣值，使得在紐約人眼裡，英國貨物變得更加昂貴，而倫敦人則發現美國貨物變得更便宜了。英?幣值的高企，迫使紐約人購買更多美國自產的商品，而不去訂做貴族氣的英式服裝；同理，美元幣值的走低，則促使倫敦人做類似的事情。經由市場的力量，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規模就會縮小。
沃爾克認為浮動匯率是一個說來容易的解決方案，它表面簡單，卻掩蓋了長期的高昂成本。“在浮動匯率體制下，匯率形成沒有任何一個可以參照的標桿。這種沒有根據的匯率會誘使投機商對一種處於貶值趨勢的貨幣展開攻擊，使其加劇貶值。”［26］盧薩在與弗裡德曼辯論時也提到過這個觀點，他認為在浮動匯率體制下，有貶值壓力的貨幣可能遭致螺旋式下跌。［27］米爾頓R26;弗裡德曼則反駁道，如果投機商在下跌時仍繼續賣出，寄希望於未來在更低點買入，他們往往會賠錢。投機商可能會從中享受到賽跑的快感，但他們沒多久就會耗盡資財。盧薩認為，即便他們最終會破產，但在走向破產前，他們仍會造成巨大的傷害。［28］
沃爾克贊同維持固定匯率制度，是因為它能把國際金融穩定地構建在一個巨大的基座之上，並用財政紀律確保制度穩定。“一國如果存在國際收支赤字，就不可能對本國貨幣貶值坐視不管。該國就必須像別國一樣，緊縮開支，量入為出。”［29］對症的藥物是一羹匙貨幣緊縮，讓過熱的經濟退燒，讓進口與出口相匹配。但這個藥方的問題在於，要服用一劑高利率的猛藥，味道是很苦的。
本文摘自《保羅-沃爾克和他改變的金融世界》
保羅-沃爾克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對美國和世界經濟影響最大的金融泰鬥之一。
這位“溫柔的金融巨人”身高逾兩米。比身高更突出的，是他輝煌傳奇的職業生涯：20世紀70年代，應對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和美元危機；70至80年代中，在美聯儲主席任上，成功制服惡性通貨膨脹；2009年，應奧巴馬之請再度出山，應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自1963年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他被六位總統委以重任。
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沃爾克成功馴服高達兩位數的通脹怪獸，創造了“沃爾克奇迹”，為美國此後的經濟繁榮增長奠定了穩固基礎，被譽為“過去20年裡美國經濟活力之父”。
更為寶貴的是，他剛正耿直，堅毅執著，忠於公共利益，不迎合任命他的總統。沃爾克罕見地不謀求聚斂個人財富，他放棄投資銀行提供的高薪，長期過著算得上是清貧的生活，其高貴、正直和獨立的品格倍受世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