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克親自發動的這場抗通脹大戰，是對他智慧和毅力的雙重考驗。他斷然否認自己是賭徒。他說，他玩的賭博遊戲，充其量不過是在家裡和家人一起玩“大富翁”這種遊戲。那時，我們在家裡也都陪孩子玩這種遊戲，確實跟那種事關重大的決策完全是兩碼事。沃爾克認為，一旦傳統的辦法無濟於事，就得探索新的路徑，雖然新辦法是未經證實的策略，那也只能如此。市場最初的反應是正面的，歐洲諸國對他的舉措持肯定的態度。沃爾克贏得了這一美譽：“25年來第一個拿了那份薪水、做了該做的事情的美聯儲主席”。
客觀世界總是複雜的，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簡單。按照理性預期理論，抗通脹手段會使短期利率飙升；另一方面，對通脹下降的預期又會使長期利率下降。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十年期國債利率隨著聯邦基金利率一起上揚。這就不得不使人懷疑理性預期的理論是否站得住腳。但是，沃爾克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明白理性預期理論在現實中得到證實，需要一定的條件。他認為，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不降反升，乃是因為美聯儲的公信力存在問題，市場懷疑這種政策的持久性。沃爾克堅信自己的路是走對了的，因此放手讓利率自由浮動，而將貨幣發行總量作為緊緊對準的目標，讓市場深信這是美聯儲負責任的政策，是新的綜合性政策的象徵。他吸取聯儲前主席伯恩斯的教訓，不能半途而廢。但是，美國當時的通脹是非常頑固的，一兩劑猛藥下去，短期内也難於奏效。
當經濟運行處於某種失控狀態時，無論是通脹、通縮，還是金融、債務危機，採取應對措施時，一要拿得準，二要堅持到底。頂住各種壓力，面臨一時挫折也不為所動，實在是非常難的事情。浮士德為了獲得無窮的知識，拿自己的靈魂和魔鬼做交易；而沃爾克實施的盯住貨幣總量目標的政策，一任利率自由浮動，等於將他的全部家當都抖摟出來，和貨幣主義者做交易。沃爾克在美聯儲的老同事亨利R26;沃利克曾經擔心，這種浮士德式的買賣可能會使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沃爾克則說：“有些時候，你不得不與魔鬼做交易。”此話充分表達了他的自信心。有意思的是，沃爾克並不是在任何問題上都充滿自信的。他和沃利克在紐聯儲共事時，同時喜歡上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沃爾克認為自己身高過當，相貌平平，始終鼓不起勇氣和她約會。沃利克不必和沃爾克有任何較量，就毫不含糊地把梅佈爾R26;佈朗娶回家了。事後沃爾克承認，沃利克不算偷走了佈朗小姐，是他自己膽量不夠。但是，沃爾克對自己的智慧則是充滿了自信，做起事情來毫不猶豫。
美聯儲的高利率政策，遭到了國會的強烈反應。有人揚言要聯儲主席的人頭——要彈劾沃爾克——甚至質疑美聯儲是否有必要存在。卡特總統對沃爾克也很不滿，雖然他不能直接去幹預沃爾克的政策，但是其對美國經濟短期内造成的嚴重影響，作為一個謀求連任的總統來說，是不可能不關心的。卡特認為，他後來之所以敗在裡根手下，主要是美聯儲的政策使然。裡根當選之後，情況並未改善，通脹依然高企，失業率達到8.6%。雖然裡根同樣不滿，但是他認為美聯儲應該是獨立的，總統無權威逼美聯儲主席下台，也不能撤換任何理事。裡根的競選口號是減稅，刺激經濟，但是減稅直接減少財政收入、擴大債務，從而引發通脹預期。所以裡根上台之後，美聯儲的形勢似乎更加嚴峻。
沃爾克堅持認為，必須削減財政赤字，在此基礎上再對稅收政策作出最後的決策。沃爾克謙恭而強硬的立場，使得裡根無可奈何。經過他的不懈努力，終於和裡根總統達成諒解，裡根同意增稅，削減赤字。裡根内心的盤算是，到1983年沃爾克任期屆滿時，讓他走人。但是，總統也拗不過市場的力量。他入主白宮之後兩年，沃爾克已經成功地把通脹降低了三分之二。等到裡根面臨對沃爾克去留的抉擇時，他找不到第二位人選在形象、地位和業績上能和這位美聯儲主席匹敵。雖然在沃爾克的壓力之下，裡根有違競選時的許諾，被迫增加稅收，但是，他上任之後美國經濟逐步好轉，走出高通脹的困境，這是明擺的事實。當美國的經濟總體上向好的方向發展時，選民是不會糾纏在一兩件事情上責問總統競選時的承諾的。事實上，正是沃爾克的功績，裡根在連任競選時，才有底氣向選民提出了充滿信心的問題：“和四年前相比，你們的生活是好了，還是壞了？”
美國國會對美聯儲構架的設計和理事任期的確定，有一番精心考慮，以防止行政當局幹預其獨立決策。美聯儲理事的任期是14年，任期的時間是交叉的，因此，每位總統在任期内先後最多可以任命兩位理事。但是，獲得連任的總統有機會任命四位理事。沃爾克能夠頂住國會和總統的壓力，執行一條對美國經濟長期發展有利的政策，除了他個人的智慧、能力和意志之外，還得益於理事會多數成員的支持。不過，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主席也只有一票，孤掌難鳴，獨木難支。裡根的連任使他獲得了任命四位理事的機會，當這個“四人幫”開始左右局勢之後，沃爾克執掌下的美聯儲就逐步失去了獨立性，為現政府服務的傾向性日益明顯。國會設計的這個制度再巧妙，也還是有缺陷的。從行政當局方面來說，它畢竟受到競選承諾的壓力，更有現實中就業、增長和國際競争力的需要，企圖左右美聯儲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不難理解。再者，國會本身也有就業和支出的壓力，也在幹預貨幣政策。無論是政府還是國會，都面臨著短期和長期利益的權衡，都必須作出一定的妥協和平衡。
如此看來，要作出獨立的貨幣政策是多麼困難。在崇尚權力制衡的美國尚且如此，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其難度就可想而知。問題是，為了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是否應當朝著獨立貨幣政策這個方向去努力？中央銀行不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不能有過多的政策目標，過於寬泛的貨幣政策目標必定是造成宏觀經濟混亂的根源。
沃爾克的政策從一開始就飽受争議。在美國通脹如脫缰之馬完全失控之時，他容易得到多數人的諒解。但是，隨著通脹的下降、美元的升值，美國的競争力開始下降，弱化美元的呼聲又強硬起來了。美國生產力的提高，跟不上美元的升值幅度。沃爾克作為聯儲主席所應對的，不是簡單的理論問題和一般的實踐操作問題，更多的是政治問題。
美國不乏市場經濟的原教旨主義者，信奉不受政府任何幹預的教條。沃爾克則反對不受任何制約的放松管制。1987年5月1日，美聯儲理事會不顧沃爾克的反對，作出了影響深遠的決定，批準花旗銀行、信孚銀行和J.P.摩根承銷債券。這實質上打破了1933年國會頒佈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商業銀行不得兼營投行業務。沃爾克此時已經無法控制美聯儲的政策傾向，因為裡根任命的四員大將秉承總統的政治意願，一次又一次地挑戰沃爾克，使美聯儲的政策逆向而行。
媒體認為，沃爾克在理事會上遭到如此挫敗是罕見的。但是，這只是開始，沃爾克此後面臨的形勢將更為嚴峻。沃爾克最終辭職出走，不是他的失敗，而是美聯儲獨立實施貨幣政策的失敗，是美國經濟的挫折。也許只有二十年之後，人們才會明白這個道理。沃爾克力圖掃除的，是前進道路上的風險和道德危害，正如莎士比亞在《雅典的泰門》一劇中所言：“寬容之下，作孽之膽壯焉!”
本文摘自《保羅-沃爾克和他改變的金融世界》
保羅-沃爾克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對美國和世界經濟影響最大的金融泰鬥之一。
這位“溫柔的金融巨人”身高逾兩米。比身高更突出的，是他輝煌傳奇的職業生涯：20世紀70年代，應對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和美元危機；70至80年代中，在美聯儲主席任上，成功制服惡性通貨膨脹；2009年，應奧巴馬之請再度出山，應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自1963年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他被六位總統委以重任。
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沃爾克成功馴服高達兩位數的通脹怪獸，創造了“沃爾克奇迹”，為美國此後的經濟繁榮增長奠定了穩固基礎，被譽為“過去20年裡美國經濟活力之父”。
更為寶貴的是，他剛正耿直，堅毅執著，忠於公共利益，不迎合任命他的總統。沃爾克罕見地不謀求聚斂個人財富，他放棄投資銀行提供的高薪，長期過著算得上是清貧的生活，其高貴、正直和獨立的品格倍受世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