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宮内閣室作匯報時，沃爾克就表達了對施加資本管制的反感，主張“貨物和投資在世界範圍内……自由流動”，但年輕時那種缺乏穩重的態度又占了上風，他也退一步承認：“我們的國際收支赤字狀況將持續需要施加資本管制措施。”［52］他對自己這種心口不一的狀態甚感煩惱，在其畢生的職業生涯中他都在堅持原則和實用主義之間回旋掙紮。但是，在場的政要都沒有對這種只有高官才具有的所謂“人格分裂”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相反，他們都在耐心等候，看沃爾克會為美國提出什麼樣的國際貨幣政策建議。然而，當時房間裡只有一個重量級人物例外，那就是美國總統。
沃爾克已經預計到尼克松不會有太大興趣去聽這些匯報，但當他看到總統眼神飄忽遊移時，還是感到心裡一沉。他曾經見過尼克松的那種表情，在1960年與肯尼迪首次電視辯論中，尼克松那賊溜溜的眼神就給沃爾克留下了一個詭詐的蹩腳混混的印象。現在尼克松那毫不耐煩的表情意味著，沃爾克小組5個月的辛苦要付之東流了。
沃爾克趕緊跳到政策建議的核心部分，提出“讓德國馬克充分升值”，以立即減輕美元的壓力，並建議有限度地提升“匯率的長期靈活性”。［53］他預計“法國法郎……也許會大幅貶值”，並建議“及早啟動特別提款權（SDR）”，這是一種對國際儲備貨幣形成補充的所謂“紙黃金”（現在兩者都不是了）。［54］
法國法郎後來不到兩個月就貶值了。由於此前的準確預言，沃爾克在大家眼裡簡直成了先知先覺之人。［55］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那些核心建議在佈雷頓森林框架内起了作用，它們在既有體系内形成了根本性的卻又潛移默化的變化，達到了預期的效果。［56］德國的出口曾經持續高於進口——德國大衆產的甲殼蟲汽車就是比美國通用生產的任何汽車都便宜且可靠耐用——為了平衡貿易，德國後來受制於壓力，提高了馬克幣值。在原來允許匯率每日小幅波動的基礎上，匯率的靈活性也得到了進一步提高。［57］
為了維護佈雷頓森林體系，除了這些政策建議外，沃爾克還補充提出要制訂應急預案，而這後來從根本上動搖了該體系，永久性地改變了國際金融的版圖。他說，這個應急方案只有當“我們為境況所迫時才能啟動”，因為這會“讓外國認為美國在仗勢欺人……有造成政治分裂的危險”。［58］
沃爾克的所謂應急預案是一顆“重磅炸彈”：中止美元兌換黃金。這個問題以前曾經被讨論過，但如今卻成為焦點。［59］他說：“中止兌換的主要目的和潛在的好處是……阻止我們黃金儲備的流失……增強我們的談判優勢……迫使外國要麼被動持有美元，要麼讓本國貨幣逐步升值。”［60］沃爾克覺得，如果“美國還能保持價格合理穩定”，外國人將願意持有美元。［61］美元本位可以取代黃金本位，只要美國能履行自己的義務。
沃爾克盯著尼克松看他的反應，但是總統看上去似乎別有所思。然後，他聽到阿瑟R26;伯恩斯這位叼著煙鬥的前教授、現任總統顧問清了清嗓子，似乎準備發表高見。伯恩斯在艾森豪威爾時期是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曾經就經濟問題輔導過時任副總統的尼克松。沃爾克知道伯恩斯站在支持佈雷頓森林體系那一邊，並曾警告過尼克松不要接受浮動匯率制度：“不管我們做什麼，都不要有浮動匯率的浪漫想法。太多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匯率的波動……會導致國際政治動蕩。”［62］盡管如此，沃爾克還是擔心伯恩斯會對中止美元兌換黃金的罪惡想法予以強烈譴責，甚至擔心他會走得更遠，力主提高黃金的美元價格。尼克松打破了懸念，以一句“很好，請及時告訴我我們所處的形勢”結束了會議。［63］
當大家起身離座時，大衛R26;肯尼迪財長走到沃爾克面前說：“幹得不錯。”爾後又貼近耳語道：“至少他沒有不同意。”這一聽似微弱的認可讓沃爾克覺得，尼克松可能反對用此類金融炮彈來應對國際貨幣危機。大衛R26;肯尼迪不是尼克松圈内的人，對總統的影響力不太大。沃爾克點頭說道：“我猜我們的政策被默認同意了。”
註 釋
［1］ 對保羅R26;沃爾克的私人訪談内容。
［2］ 第1章開頭引用過喬治R26;華盛頓的語錄：“不要聽任你的善良本性……在本該拒絕的時候卻說同意，記住這是一項公職，而非私務，你的選擇如不能有利於事業，就會造成傷害。”
［3］ 參見“Nixon Terms Adlai Unfit for Presidency，”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7，1952，p.M6。
［4］ 出自Quote DB-Interactive Databa
se of Famous Quotations。
［5］ 參見New York Times，October 21，1956，p.193。
［6］ 信的落款日期是1969年1月29日，收藏於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rchives，Box 0108476。
［7］ 信的落款日期是1969年1月28日（參見Paul Volcker，Undersecretary for Monetary Affairs，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Record Group 56，Box 2，Folder 113）。
［8］ 這份備忘錄落款日期是1969年1月21日，並抄送給了財政部長、國務卿、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美聯儲主席（參見Paul Volcker，Undersecretary for Monetary Affairs，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Record Group 56，Box 13，Folder 184）。沃爾克記得當時是由財政部長大衛R26;肯尼迪親手交給他的。
［9］ 對保羅R26;沃爾克的私人訪談内容。
［10］ 參見New York Times，July 24，1962，p.12。
［11］ 參見Paul Volcker and Toyoo Gyohten，Changing Fortunes: The World’s Money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Leadership（New York: Times Books，1992），p.61。
［12］ 同上，p.36。
［13］ 沃爾克1969年1月23日致大衛R26;肯尼迪財長的備忘錄（參見Paul Volcker，Undersecretary for Monetary Affairs，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Record Group 56，Box 13，Folder 184）。
［14］ 約翰遜總統亦曾成立過跨部門工作小組，由當時負責貨幣事務的財政部副部長弗雷德裡克R26;戴明任組長。該小組後來被稱為“戴明小組”。基辛格在備忘錄中確認該研究小組應當在新政府中持續發揮作用。參見Robert Solomon，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1945～1981（New York: Harper & Row，1982），p.82。
［15］ 參見Irish Times，February 13，1969，p.14。
［16］ 關於這個故事的一個版本參見Volcker and Gyohten，Changing Fortunes，p.68。
［17］ 參見Milton Friedman and Robert Roosa，The Balance of Payments: Free Versus Fixed Exchange Rates（Washington，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67）。
［18］ 同上，p.16。
［19］ 同上，p.38。
［20］ 參見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4，1969，p.C5。
［21］ 同上。
［22］ 參見Memorandum to the Secretary [David Kennedy]，copy to Paul Volcker，from Undersecretary Charls Walker，February 13，1969，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rchives，Box 108473。
［23］ 沃爾克的老師們也支持浮動匯率。參見Friedrich A.Lutz，“The Case fo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Quarterly Review 7，no.31（December 1954）；Frank Graham and Charles R.Whittlesey，“Fluctuating Exchange Rates，Foreign Trade，the Price Lev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4（1934）: 410-416。
［24］ 參見Lawrence Ritter，The Glory of Their Times: The Story of the Early Days of baseball Told by the Men Who Played It（New York: Macmillan，1966）；and Money,coauthored with William Silber（New York: Basic Books，1970）。
［25］ 對保羅R26;沃爾克的私人訪談内容。
［26］ 同上。
［27］ 參見Milton Friedman and Robert Roosa，The Balance of Payments，pp.47，87。
［28］ 在1969年，學術界人士大多並不認為投機是導致不穩定的洪水猛獸，但這種情況在1973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全世界經歷了浮動匯率制度動蕩後，發生了變化。關於自由外匯市場不穩定性的論述參見Neil Wallace，“Why Markets in Foreign Exchange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Market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14，no.1（January 1979），pp.12-18。關於浮動匯率頭15年不穩定性的研究參見Rudiger Dornbusch and Jeffrey Frankel，“Th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System: Experience and Alternative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464，1989。
［29］ 對保羅R26;沃爾克的私人訪談内容。
［30］ 倫敦黃金市場的定盤價在3月、4月、5月從未跌至43美元以下。
［31］ 參見New York Times，April 28，1969，p.1。
［32］ 同上，p.1 continued。
［33］ 參見“Talking Paper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February 19，1969，”i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69～1972；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1969～1972，vol.3，Bruce F.Duncombe，ed.（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2），p.305。
［34］ 德意志聯邦銀行可以對沖這一購買行為，防止增加貨幣供應量，但是對沖的規模有限，這要看聯邦銀行持有的其他資產（德國債券）情況及其是否有意願持有像法國法郎之類有可能貶值的資產。
［35］ 參見New York Times，November 25，1968，p.1。
［36］ 參見New York Times，April 27，1969，p.1。
［37］ 保羅R26;沃爾克的電話記錄，1969年4月24日，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rchives，Box 0108480。
［38］ 同上。
［39］ 保羅R26;沃爾克的電話記錄，1969年3月7日，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rchives，Box 0108480。
［40］ 參見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dated June 23，1969，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rchives，Box 108473。
［41］ 對保羅R26;沃爾克的私人訪談内容。
［42］ 同上。
［43］ 參見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June 23，1969，p.4。
［44］ 同上。
［45］ 同上，p.9。
［46］ 同上，p.10。
［47］ 例如，參見Maurice Obstfeld，Jay C.Shambaugh，and Alan M.Taylor，“The Trilemma in History: Tradeoffs Among Exchange Rates，Monetary Policies，and Capital Mobility，”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7，no.3（August 2005）: 423-438。“三元悖論”的提法可追溯到蒙代爾的一些提法（當時未命名此術語），參見Robert A.Mundell，“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no.4（November 1963）:475-485，and J.M.Fleming，“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s，”IMF Staff Papers，9，no.3（November 1962）: 369-380。
［48］ 參見《聖經R26;舊約》全書“創世紀”第41章: 約瑟聚斂了七個豐年的糧食，以應對七個荒年的饑荒。
［49］ 此交易的風險也稱為“未抛補的利率套利”，即投機商借入的貨幣（此例為美元）在投機商尚未歸還時升值了。這也是為什麼維持固定匯率如此重要的原因。
［50］ 參見Volcker and Gyohten，Changing Fortunes，p.34。
［51］ 同上，p.33。
［52］ 參見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June 23，1969，pp.13，18。
［53］ 同上，Attachment A，Summary of Basic Options，p.1。
［54］ 同上，特別提款權（SDR）是一種記賬貨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下發明，可用於國際間債權債務結算。特別提款權只有在央行使用，迄今從未達到原來預想的那種廣泛接受度。
［55］ 同上，New York Times，August 9，1969，for reports on the devaluation。
［56］ 參見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June 23，1969，Attachment A，Summary of Basic Options，p.1。
［57］ 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度其實也沒有那麼固定。央行允許圍繞匯率平價上下浮動1%。例如，英格蘭銀行1969年允許英鎊匯率圍繞2.4美元的平價水平上下波動，最高不超過2.424美元，最低不低於2.376美元，超出這個區間，央行就將進入市場幹預。
［58］ 參見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June 23，1969，p.29。
［59］ 1969年2月7日，沃爾克收到羅伯特R26;所羅門發來的一份備忘錄，所羅門是美聯儲理事會的經濟學家，也是一位國際貿易專家。那份備忘錄的題目是“Contingency Planning—U.S. Suspension of Gold Convertibility”。與備忘錄一起收到的還有一份起草於差不多一年前（1968年4月8日）的文件，上面列出了中止美元兌換黃金後的種種後果。存於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rchives，Box 108473。
［60］ 參見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June 23，1969，p.32。
［61］ 同上，p.31。
［62］ 參見Memorandum from Burns to Nixon，February 22，1969，i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69～1972；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1969～1972，vol.3，p.304fn。
［63］ 會議結束時的這句話出自保羅R26;沃爾克的回憶。
本文摘自《保羅-沃爾克和他改變的金融世界》
保羅-沃爾克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美聯儲主席，對美國和世界經濟影響最大的金融泰鬥之一。
這位“溫柔的金融巨人”身高逾兩米。比身高更突出的，是他輝煌傳奇的職業生涯：20世紀70年代，應對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和美元危機；70至80年代中，在美聯儲主席任上，成功制服惡性通貨膨脹；2009年，應奧巴馬之請再度出山，應對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自1963年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他被六位總統委以重任。
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沃爾克成功馴服高達兩位數的通脹怪獸，創造了“沃爾克奇迹”，為美國此後的經濟繁榮增長奠定了穩固基礎，被譽為“過去20年裡美國經濟活力之父”。
更為寶貴的是，他剛正耿直，堅毅執著，忠於公共利益，不迎合任命他的總統。沃爾克罕見地不謀求聚斂個人財富，他放棄投資銀行提供的高薪，長期過著算得上是清貧的生活，其高貴、正直和獨立的品格倍受世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