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到孔子之後，重建統一的呼聲便越來越強，孟子渴望天下“定於一”，荀子期盼“法後王而一制度”，連最消極的莊子也抱怨“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在此共識之下，各國變法均以強國兼並為目標，其中最成功者，便是秦國的商鞅變法。
如果說，管仲變法是重商主義的試驗，那麼，三百年後的商鞅變法，則是重農主義的典範。經歷這兩場變法之後，影響中國千年歷史的治國模式便基本定型。與自信、圓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堅定的商鞅是另一種類型的天才，他們如同左右兩極，處於歷代經濟變革的兩端，後世變革，無非如鐘擺一般在兩者之間搖蕩，竟從來沒有逃出他們設定的邏輯。在兩千多年的國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其後，王安石和陳雲則分別是農耕時代和工業化時代的典範型執行者。
與變革之初的齊國一樣，秦國也是個偏遠的小國，它立國比齊國還晚，秦人始祖是一個遊牧及狩獵的民族，被中原諸國蔑稱為“秦夷”。所不同的是，齊國在東面濱海的黃河下遊，秦國在西北高地的黃河中上遊，前者鹽鐵資源豐富，工商傳統悠久，後者地貧民淳，幾乎沒有任何經濟優勢可言。所以，它們的改革，一個是“藍色”的、開放的，一個是“黑色”的、封閉的。
秦國開始變法時，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歲，操盤的商鞅剛剛三十歲，正是百無禁忌的年齡，所以，他們的強國之術非常強悍和血腥，第一要義是打仗，這是檢驗變法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
戰争是讓國家強大和穩定的最好辦法，它既是起點，也是終點，並且循環往複、不應該停止。商鞅說：“國家貧窮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東西輸送到敵人那裡，沒有像文士、商人那樣的國害，國家一定會強大。國家富足而不發動戰争，就會懶惰懈怠，出現儒生、商人那樣的國害，一定會羸弱下去。”[ 《商君書·靳令》：“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内，有六虱，必弱。”]總之，窮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是為“霸道”。
這場變法歷時二十三年，分三個階段，分別是“農耕”、“軍戰”和“中央集權”，層層遞進，體系嚴密，其最終的結果是把秦國變成了一個紀律嚴明、高效好鬥的戰争機器。
本文摘自《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期的管仲改制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為霸主，傲視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為之緩解；公元1978年，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回強國之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革，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革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隐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内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