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百家争鳴”，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兩個學術流派，一是儒家，一是法家。
被儒家尊為“亞聖”的孟子，與商鞅是同時代人。當商鞅在秦國大行變法之時，孟子正在東方各國遊說，而商鞅被處死後，孟子還在齊國和梁國之間奔波，他很可能耳聞了商鞅的整個變法過程。比較兩人的治國及經濟思想，可以看到截然的差異。
在《孟子·梁惠王》中，齊宣王向孟子求教“王政之道”，孟子給出的答案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也就是說，他堅持恢複井田制，並擁護貴族世襲體制。孟子特別向往那種各守其職、疾病相扶的公社生活。在另外一次與滕文公的交談中，他還特別設計了一套混合的土地制度：給每農戶五畝宅、百畝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稅賦政策上，孟子提倡實施富民政策和減輕賦稅，“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他的“薄稅斂”包括：商舍不徵稅，也不徵貨物稅、房地稅和無職業者的人頭稅，只徵單一的、九分抽一的農業稅。很顯然，商鞅的“廢井田，開阡陌”以及廢除世襲、實施軍爵的政策與孟子的主張背道而馳。
孟子常年在東方各國遊走，那裡的政治文明呈現百花齊放的自由化狀態，與西北的鐵血秦國形成鮮明的對比。相對於商鞅的嚴苛管制和強調中央集權，孟子則強調仁義治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他更提出民衆比國君更為重要的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在商鞅聽來，肯定是可笑的無稽之談、禍國妖言。
商鞅與孟子的思想迥異，是思想史上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景象，這兩人對歷史的實際影響也耐人尋味。
孟子終其一生，郁郁不得志，對時局衍變幾無作用，但是他所主張的儒家道統在西漢之後被尊為國家學說。
相對比，商鞅在後世的名聲卻非常之差，可以用“狼藉”來形容。在很長的時期裡，知識階層以談論商鞅為恥，連說到他的名字都會“口臭三日”。秦朝滅亡後，世人對之多有反思，其中最出名的是賈誼的《過秦論》，他將秦亡的原因歸結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宋代王安石推行變法，反對派、當世文豪蘇轼上書宋神宗，以商鞅為前車之鑒，認為“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雖得天下，旋踵滅亡”。這都是典型的儒家視角。
然而，商鞅卻又如同一個神秘的“黑色幽靈”，飄蕩在每一個廟堂之上和治國者的心裡。他的施政手段雖然暴烈，但真正達到了強盛國家和統一天下的目標，被證明是有效果的和成功的。蘇轼在批評商鞅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客觀地說，商鞅徹底改變了戰國乃至後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態，甚至，以兩千年的歷史跨度而論，他的基本治國理念頑強地延續了下來，核心理念被衆多獨裁者所沿襲。在中國的統治術裡，貌似水火不容的儒家、法家其實誰也沒有淘汰誰，在很多朝代，實際上呈現出“半法半儒”、“儒表法裡”的景象。美國學者約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便論證道，中國的皇朝體制有著一個“自相矛盾”的運行規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礎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則。[ 約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頁。]餘英時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中也論證道，儒家到西漢董仲舒時已出現“法家化的傾向”，此後“它幾乎貫穿了全部中國政治史”。[ 餘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187頁。]法家的“不允許思想”與儒家的“只能有一種思想”，本質上都是要“統一思想”。
商鞅學說從陰暗之處重新回到明亮的主流舞台，是在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争之後。
其時，中華帝國遭遇前所未有的外辱，強國禦敵成為了時代的唯一主題，儒家的抱殘守缺以及懷柔學說不再適用，因此年輕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決絕口號，而商鞅的強國之道煥發出讓人難以抵抗的魅力，於是，舉國争說法家，國家幹預主義成為意識形態的主流，如梁啟超所言及的，圖國家生存發展為第一要務，圖人民個人的幸福則次之。倘若個人的幸福與國家的生存發達不相容，則毋甯犧牲個人以裨益國家。其時的大政治家及知識分子，無論改良派或革命者，從孫中山、陳獨秀到康梁、胡適，無不推崇國家主義和計劃經濟。[ 在民國學者中，胡適是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據餘英時的考據，胡適從1926年到1941年，一直對蘇聯和社會主義抱著比較肯定的態度。參見餘英時：《重尋胡適歷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頁。]
在所有政治人物中，對商鞅最為尊崇的正是毛澤東。早在1912年，就讀於湖南省立一中的19歲少年毛澤東寫作《商鞅徙木立信論》一文，這是他留?至今的最早文稿，在這篇500餘字的作文中，毛澤東寫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記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他的國文教員柳潛讀後贊其“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及至晚年，沉迷於“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毛澤東對儒學嗤之以鼻，而獨尊法家，他最欣賞的兩位政治改革家，便是商鞅和王安石。1973年8 月，毛澤東創作《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一詩，將孔孟儒學貶為“秕糠”並公開替秦始皇“焚書坑儒”翻案，全詩曰：“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頁。
]
“百代都行秦政法”，實際上是毛澤東對兩千多年前的商鞅前輩的一次遙遠的致敬。
本文摘自《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期的管仲改制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為霸主，傲視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為之緩解；公元1978年，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回強國之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革，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革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隐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内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