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後人所漠視的治國思想是“以商止戰”。
“止戰”——防止戰争(無論是内戰還是外戰)是治國的第一要義。後世思想家提出過很多“止戰”的主張，如墨家、道家提倡“以農止戰”，法家是“以戰止戰”，儒家是“以仁義止戰”，明清兩朝是“以閉關鎖國止戰”，及至晚清時，魏源、鄭觀應提出“兵戰商戰”之論，凡此種種都不同於管仲的“以商止戰”。
就國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戰”就是發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而不至於造反。
管仲有很強烈的民本思想。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主張用嚴酷的刑罰來威懾百姓，因為“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順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從其四欲”，即“百姓厭惡勞苦憂患，我就要使他們安逸快樂；百姓厭惡貧困低賤，我就要使他們富足顯貴；百姓厭惡危險災禍，我就要使他們生存安定；百姓厭惡滅種絕後，我就要使他們生養繁衍”。他認為，為政者只要懂得這些道理，把給予看成是取得，就是從政的法寶了。[ 《管子·牧民》：“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基於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倉廪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在諸國中，齊國是食鹽、冶鐵以及絲綢的輸出國，是稅率最低的自由貿易區，是糧食產銷最穩定的國家。管仲的經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產階級的勝利。
就與各諸侯國的關系而言，“以商止戰”就是擴大對外貿易，並以軍事的威懾力維持均衡。
齊國因經濟改革成功而坐擁最強之國力，它有三萬裝備精良的軍士，當時無人敢於争鋒，管仲卻鮮用兵徵伐四野。終齊桓公一代，只滅過譚、遂兩個小國，甚至當宋、鄭等鄰國發生了内亂之後，管仲還設法幫助其君主複國。
齊桓公曾多次召集諸侯會盟，俨然成為諸國的盟主，《史記》說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也就是九次召集各國諸侯到齊國開會，每次會盟，除了炫耀國力之外，重要的内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統一各國的關貿稅賦。公元前679年(齊桓公七年)，齊國會盟諸侯，達成關稅協定，市場交易的稅賦為百分之二，進出口關稅為百分之一。第二年，齊國再度會盟諸侯，規定與會各國要修建道路，劃一度量標準，統一斤兩稱數。[ 《管子·幼官》：“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管仲的這些做法，好比是在創建一個區域經濟的關稅同盟體，這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是國際貿易的遊戲慣例。
當齊國與週邊國家關系不協時，管仲似乎更樂於用商戰的辦法來削弱其他國家的勢力。在《管子·輕重戍》中便記載了一則十分精彩的案例——
魯國和梁國都是東方的大國，特別是魯國，向來與齊國並稱“齊魯”。魯、梁兩國的民衆擅長織绨，這是一種厚實而光滑的絲織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當時最高檔的服裝。管仲就懇請齊桓公帶頭穿绨衣，還讓他的左右侍從也跟著穿。很快，穿绨織的衣服成了齊國上下的時尚。雖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應求，管仲卻不允許本國人生產绨織品，而是一律從魯、梁兩國進口。管仲召集這兩國的商人，對他們說：“你們為我織绨十匹，我給你們三百斤銅，如果織了百匹，我就給三千斤銅。這樣一來，你們兩國即使不向人民徵收賦稅，財用也足夠了。”魯、梁兩國果然中計，在政府的鼓動下，民衆紛紛從事绨的紡織，農事因此荒廢。一年多下來，糧價暴漲。到了這時，管仲下令關閉與魯、梁的通商關口，不再進口一匹绨佈。兩國經濟頓時崩潰，難民紛紛湧入齊國，管仲順勢讓他們去開拓齊國的很多荒地，反而促進了農業生產。魯、梁從此一蹶不振，魯國的國君不得不親自到齊國去納幣修好。
管仲還曾用同樣的手段制服過莒國和萊國。這是中國古代史上罕見的商戰案例，管仲無疑是利用了國際貿易中的供求關系，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讓人歎服。
本文摘自《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期的管仲改制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為霸主，傲視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為之緩解；公元1978年，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回強國之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革，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革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隐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内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