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農立國:第一個在土地改革中嘗到甜頭

2013-08-29 07:40:52

  商鞅變法的第一階段花了三年時間,把秦國改造成了一個百分百的農業國。

  商鞅頒佈的第一條變革法令叫《墾令》,其主題只有一個:把全國人民都變成農民。商鞅認為,治國之要就是讓民衆“歸心於農”,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風就樸實而純正,國力就可強大,他把所有不願意從事農業的人統統歸類為“惡農、慢惰、倍欲之民”。在《墾令》中,有二十種具體的辦法鼓勵及資助農耕。

  在農業政策上,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以“廢井田,開阡陌”為主題的土地改革。

  井田制是一種土地國有制度,自商時就有文字記載,西週盛行。後世史家對之解釋不一,按《孟子·滕文公上》 中的記載,國家以九百畝為一個計算單位,把土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週邊為私田,中間為公田,各家分得百畝私田,同養公田。耕作之時,先要把公田的農活幹完,才能各治私事。由此,春播秋割,守望相助。這一制度頗類似原始人民公社制。

  到戰國中期,隨著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經敗壞,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實。當時的知識界對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視之為“禮崩樂壞”的根源,強調要恢複井田制。商鞅則反其道而行之,宣佈廢除井田制,允許民衆開荒耕作、買賣土地,這自然大大激發了民衆的生產積極性,使變法的“農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顯然,在先秦時期,糧食是最為重要的戰略物資,商鞅的一切變法都以此為根本,這可以說是典型的“唯生產力論”。[ 《漢書·食貨志》:“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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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井田,開阡陌”是中國土地史上的重大變革。從此以後,土地私有化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各朝代也有各種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數量上都遠不及私有土地。

  在古今中外的所有變法或革命中,土地從來都是政治力量與人民進行交換的最重要的籌碼。就近世而言,列甯發動蘇維埃革命的承諾是“和平、面包、土地”,孫中山推翻帝制的經濟承諾是“平均地權”,毛澤東上井岡山宣傳“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是最近的改革開放,也是以“包產到戶”政策率先穩定了農民。商鞅是第一個在土地改革上嘗到了甜頭的政治家。

  要讓國民都去種地,就必須堵住其他的出路。商鞅說:“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如果工商業沒有過高的利潤,那麼從商的人就沒有什麼興趣了,而如果不去經商,那就只有去務農了。在歷代治國者中,商鞅也許是最仇視商人及商業流通的一位,他視之為“國害”,並出台了衆多限制商業的法令,其中不乏極端之舉。下面試列舉四條。

  其一,控制糧食買賣和礦山國有化。在商鞅看來,只要不允許糧食交易,商人就無從得利,家家必須去種地,由此,糧食產量必然提高,而國家則控制了最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和交易權。他把“山澤之利”全部收歸國家,這既可以增加國庫收入,又阻擋了一條非農的發財之道。按他的說法,把礦山收歸國有了,那些不願耕作、懶惰刁鑽、追求暴利的民衆就丢掉了飯碗,不得不重新回到田裡去種地。[ 《商君書·墾令》:“使商無得籴,農無得粜。……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

  其二,對工商業堅持重稅政策。中國歷代思想家,無論哪一學派,一般都主張輕稅,唯有商鞅獨樹一幟。他認為,只有“重關市之賦”——加重商品的流通稅,才能讓商人產生“疑惰之心”。秦國的租稅有多重,迄今已無完整記載,不過商鞅曾提出,大幅提高酒肉的價格,按原價徵課十倍的捐稅,[ 《商君書·墾令》:“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由此類推,工商稅率之高可以想見。

  其三,推行戶籍登記,限制人口流動。商業之繁榮,關鍵在於流通,商鞅深谙其中奧秘,所以,他針對性地出台了幾條極其嚴苛的法令。他下令在全國進行戶籍登記,命令百姓不得擅自遷居,這是中國戶口登記制度的開端;此外,他還出台法令禁止私人經營旅館,其目的是嚴格限制人口的流動。現代社會講人有“四大自由”,其中之一便是遷徙的自由,然而,中國人的這個權利從商鞅變法開始就受到了限制。

  其四,取締貨幣,實行以物易物。商鞅對貨幣抱持敵視的態度——這是古今中外所有計劃經濟主張者的“傳統”。他對貨幣和糧食有一種很奇特的看法,在他看來,這兩者是互相排斥的,“貨幣活躍了,糧食就萎縮了;糧食豐裕了,貨幣就沒有用了”——“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在他變法的二十餘年中,秦國一直是以物易物,直到他死後三年,秦國才開始鑄幣,由此可見,秦國的商業流通在各國之中是非常落後的。

  從商品經濟的角度來講,商鞅所推行的這一整套經濟變革,與三百多年前的管仲相比,無疑是大大的倒退。但是,這些政策卻能在很短的時間裡聚集國力,讓國民經濟充滿紀律性,並因專制而產生高效率。《史記》記載:“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也就是,變法實施之後,民怨沸騰,三年之後,居然大見成效。說到底,這就是專制的力量。

本文摘自《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兩千七百年前,春秋時期的管仲改制變法,使得齊國一躍成為霸主,傲視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時國庫充實,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為之緩解;公元1978年,鄧小平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百年積弱的中國經濟再度崛起,重回強國之列。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歷了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革,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出了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歷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革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了系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式改革的歷史脈絡,又剖析了隐藏在歷代經濟變革中的内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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