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高等動物，生物學特性決定了其很多社會學特性。1975年美國哈佛大學生物學教授愛德華·威爾遜出版《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揭示了生物的社會屬性。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認為：“生物科學，無疑將對社會學基礎理論的重建產生無與倫比的影響”，“生物學的深層的哲學觀將極大地改變我們的思想方法。”
細胞生長分為潛伏期、指數增生期、停滞期。細胞潛伏期與細胞密度密切相關，細胞太少的時候生長速度會很慢，甚至全部死亡，這是因為細胞生長需要一些細胞自身產生的輔因子，若細胞太少，會導致這類因子不足。細胞增加到一定數量，細胞間形成縫隙連接，允許細胞之間的電耦合（比如通過電耦合，心髒的所有心肌細胞可同步動作）和化學通信，細胞功能很活躍，進入指數增生期，每個細胞的“占地面積”也有所縮小。指數增生期持續3～5天後，空間漸趨減少，能抑制細胞的運動，這種現象稱接觸抑制。當細胞密度進一步增大，培養液中營養成分減少，代謝產物增多，則發生密度抑制，進入停滞期。繼而培養液中營養漸趨耗盡，代謝產物積累、pH降低，細胞會中毒，重則死亡。將細胞消化下來，稀釋後種植在新培養瓶，細胞又快速增長。但是如果傳代過晚，因細胞已受損，傳代後細胞也生長不好。也就是說，要讓細胞保持完善的功能，需要較高的細胞密度，但又需要有足夠的“私人空間”；既有“社會性”，又有“獨立性”。
人口和文明發展也存在類似的規律。當人口很少的時候，很難產生文明。有些邊遠地區的民族往往因為人口太少而文化落後，甚至人口滅絕。只有當有足夠人口數量的時候，有人口密度優勢和規模優勢才能產生文明。在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後，由於人均耕地減少、土地兼並、吏治腐敗等，出現接觸抑制和密度抑制，假如不改善吏治、提高農業技術的話，會出現社會動蕩、饑荒、瘟疫、甚至戰争，人口很難再增加。戰後人口又快速增長。新的技術（如農業技術、建築技術）使得承載人口的空間增加，人口相對變稀了。
100多年前，恩格斯說過，250萬人集中於倫敦，使每個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人口越多，大家可以共用很多公共的東西，土地、基礎設施（水、電、道路、通訊）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公共服務越便利，人均公共投資反而越小，同時有利於環境污染的處理。[薛小和：《城市化道路怎麼走？》，人民網（來源：經濟日報），2000年05月19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7/36/20000519/70435.html]
人口越多，微小的需求也能形成市場，刺激產業化，分工更細，智力資源越豐富，技術優勢也就越容易發揮並被所有人分享，產業間會形成產業鍊，於是就業增加、消費增多。比如說在甲地8個人應聘1個職位，乙地80個人應聘10個職位，比例都一樣。但對於求職者來說，在乙地多了10倍的應聘可能性；對於公司來說，甲地8個人可能沒有1個合格的，公司只好空著職位，乙地因為有80個應聘者，公司就算不能招到10個合格的，也可以招到六七個合格員工，相對來說乙地就業率更高(對公司和個人都有利)，並且在乙地還可以增加1個服務行業人員。這就是為什麼加拿大人都願意往美國跑、小城市的人和企業都願意往大城市跑的原因。
企業間相互競争，迫使企業加強管理、改進技術、提高質量、降低價格，使消費者和企業實現“雙贏”。由於人口集中，經濟主體間的交往多，資金流量大，也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便可大顯身手。各大行業間的互動性，使城市的經濟總量像滾雪球般地增長。[王東京：《看準城市規模效應》，中國城市化網站， 2004-03-07，http://www.curb.com.cn/pageshow.asp?id_forum=001267]
人口密度效應在交通運輸上體現得最充分。人口密度越大，人均交通成本就越低。在同等條件下，一個國家人口密度越大，在單位時間内，這個國家的人均單位貨物長距離遷移的距離越短。人口稠密的日本人均鐵路只是澳大利亞的1/10（人均建設成本也低），但日本鐵路運輸更便利，服務質量更好，並且發展起高速鐵路。小城市由於人口少，公共汽車的班次少，乘一次車要等很長的時間；大城市人口多，幾分鐘一趟車。
娛樂產業也不例外。相同成本拍攝的電視、電影因為觀衆增加，賺的錢也多。賺的錢多，競争也就激烈，結果是導演和演員的素質提高，可以花費更多的錢進行娛樂投資。老百姓花費很少的錢就可以看高檔次的表演。美國在電影業方面的壟斷地位就與其人口數量很有關系。
旅遊業也一樣。一個旅遊景點要是有大量的遊客，就有資金進行景點建設，提高服務質量，遊客人均擔負的費用就越低。要是遊客太少，很多有潛力的旅遊景點就無法開辟。
美國之所以是發達國家中最強大的國家，原因之一是美國是發達國家中，人口最多的國家，在發達國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規模效益。現在中國和印度（可能還應包括巴西）在崛起，也是因為有人口規模和密度優勢。
城市化就是盡量利用人口優勢。每個國家的都市圈大都是該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一個城市人口達到25萬，才能顯示出規模效應。而我國兩千多個縣級城市只有不到20%達到了應有的規模。人口流動就是實力的流動，茅於轼註意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榮，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敗壞。[茅於轼：《大國空巢》序，易富賢：《大國空巢》，香港：大風出版社，2007年。]隨著人口大量遷往沿海和大城市，内地將成為老弱病殘的基地。今後内地的地級市都難以形成規模效應，更不用說縣城了。現已出現民工荒，今後到哪裡去找勞動力發展内地經濟？
當然，城市規模過度膨脹，也會帶來額外的代價，如交通擁擠，生態惡化等。其實目前這些“城市病”並非不可救藥，也不是必然要發生的，而且這些負作用根本無法抵消大城市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人類近兩百多年的工業化過程就是不斷解決“城市病”的過程，城市也越來越大。比如從人力車、馬車到汽車，再到輕軌、地鐵，交通大為改觀。從柴到煤炭，再到液化氣和電，城市的環境承載力也提高了。
其實現代最嚴重的“城市病”不是交通擁擠和環境污染，而是超低生育率。由於城市規劃的不合理，城市容積率高，人均室内空間和戶外空間小，出現了現代意義的接觸抑制和密度抑制，房價高，民生壓力大，民不聊“生”，日本、新加坡、韓國、香港、台灣地區生育率只有0.9-1.2。
而美國生育率能夠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與城市規劃、合理的房價有關。美國人均住房面積是日本的二、三倍，中位房價只是人均GDP的5倍，戶外空間也大，每個社區都有公園。即便芝加哥（生育率為1.9左右）這樣高密度的大都市，人口密度也只有4000人/平方公裡。而美國德州生育率能夠穩定在2.3左右，與其住房寬敞而價廉也有關。
中國正處於城市化加速階段，但由於嚴格限制城市土地供應，是以每平方公裡超過1萬人這種高密度進行城市規劃的，北京、上海超過1.5萬人/平方公裡，其實正在走日本、韓國、台灣那種民不聊“生”的城市化老路，光“利用人口”，不“生產人口”。目前上海、北京即便沒有計劃生育，也養不起兩個孩子了。
並且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住房的要求也提高，比如中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由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31.6平米；30平米房子的家庭在1978年能夠養2個孩子，現在卻不行了。美國1950年人均住房面積只有26.6平米，現在超過70平米了。中國現在城市是獨生子女家庭為主，但是今後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個孩子，住房面積和設計會與現在大不一樣。中國城市今後將面臨根本性的改建，但是今後老年化嚴重，勞動力成本將非常高，城市改建的成本將非常高（如日本和歐洲國家那樣），那麼今後中國也會像日本、韓國、台灣那樣陷入超低生育率的泥坑中。
因此，中國西部欠發達地區，應該重點建設中心城市，形成人口規模效應和密度效應，增強輻射能力。而東部發達省市，應該借助發達的交通，引導人口向郊區分流（倫敦人口在1939年達到頂峰後開始減少），降低城市的容積率，防止低生育率這一“城市病”，讓城市既能生產物質財富，也能生產人口財富。
本文摘自《大國空巢》
大陸版的《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持論更溫和，内容更精簡，數據更紮實，觀點更明確，如作者在《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自序中所言：“從文字來看，香港版去除了一些‘酒糟’，只濃縮為《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20％的内容，新增了80％内容……香港版裡主要用的是自制的‘鳥铳’……這一版添置了一些‘槍炮’（複習了大學和研究生時學過的人口統計學，並向一些人口學者請教，使得方法更符合規範）。”可以說，這是作者的一本心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