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期吐蕃（西藏）人口衆多，非常強盛，藏人勇而好鬥，是唐朝最大的威脅，唐朝只好採納和親政策。自七世紀後期起，西藏軍隊開始進攻中國唐朝的邊疆地區。安史之亂之後，唐朝實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萬；[ 《歷代人口數目簡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網站：http://agri-history.ihns.ac.cn/history/renkoubiao.htm.]西藏人口有800萬。[ 《從數字看西藏》， 新華網（來源：?望新聞週刊）， 2008年04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14/content_7972647.htm]西藏軍隊曾經於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長安。唐德宗採納“北和回纥，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的戰略，使吐蕃四面受敵，吐蕃才無力大舉攻唐（《 資治通鑒R26;卷第二百三十三》）。但是西藏後面喇嘛教興起，使得大量人口出家為僧而不事社會生產和人類生產，嚴重限制了人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並且將大量財富用來修建衆多的寺廟，進一步降低老百姓養育孩子的能力。吐蕃人口減少，對中原政權不再構成威脅。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全國藏族只有277.5萬人。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藏族人口541萬，占中國人口的1/233。
毛澤東認識到西藏的制度不利於人口發展，他在1959年說：“舊制度不好，對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興，二不財旺。西藏地方大，現在人口太少了，要發展起來。”“你們一百二十萬人裡頭，有八萬喇嘛，這八萬喇嘛是不生產的，一不生產物質，二不生產人。”[ 毛澤東：《毛澤東對西藏平叛的講話》（1959年4月15日），引自：中央電視台網站： http://space.tv.cctv.com/act/article.jsp?articleId=ARTI1207035803672986]
薩滿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較快。蒙古帝國並擁有當時最重要的戰略資源--戰馬，13世紀蒙古鐵騎曾經橫掃歐亞大陸，無數的古代文明遭到徹底毀滅，無數個城池被夷為平地，數千萬人被屠殺，徵服的疆域面積超過4000萬平方公裡。但很快就因為本民族人口的局限不能承受擴張帶來的壓力而崩潰，其強大不過是昙花一現。
滿清入關之後，為了保證北方退路的安全，對蒙古民族明拉攏實打壓防範了兩百年。蒙古共被分為了200多個盟和旗，始終被束縛在各自的地域，不能統一在一起形成人口規模優勢，這樣就不會威脅滿清的統治。康熙《大清會典》規定：“外藩蒙古不得越旗畋獵。越境遊牧者：王罰馬十匹；貝勒、貝子、公罰馬七匹；台吉罰馬五匹；庶罰牛一頭。”
滿清利用藏傳佛教作為柔服蒙古的工具，控制蒙古族的人口。“修廟一座，勝用十萬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當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當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總人口數的1/3。通過物質刺激鼓勵人們當喇嘛，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則例》中規定“喇嘛轄衆者，令其治事如劄薩克”，使掌權的喇嘛有了與旗長同等待遇和權力，上層喇嘛享有與蒙古王公同等的優厚待遇。人們願意當喇嘛（類似於現在的“少生獎”、“丁克獎”）。為了盡快推廣喇嘛教，不僅給喇嘛優厚待遇，而且清帝親自從國庫中撥出國帑修建寺廟。[ 《興安盟科右前旗葛根廟歷史初探》，内蒙古新聞網， 2004年9月4日， http://xam.nmgnews.com.cn/article/20040904/22889_1.html]1792年乾隆皇帝親自撰寫了《喇嘛說》碑文，立此碑的目的就是為了告誡他的子孫後代“興黃教即所以安衆蒙古”的根本宗旨，闡明這是“所系非小”的“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的大政方針。[週潤年：《 北京雍和宮禦制《喇嘛說》碑文校錄考诠》，《西藏研究》 1991年第3期]
經順治至乾隆一個半世紀（數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長期）的優禮，藏傳佛教的地位日崇，影響很大，其勢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額魯特整個蒙古地區，擁有寺廟千餘座，僧侶數十萬人。在中國總人口由數千萬增加到4億多的同時，蒙古族人口卻不斷減少。如鄂爾多斯地區，清初人口有40萬，到清末下降到僅有8萬左右。
馮玉祥將軍說：“談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滿清長期統治之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滿清利用喇嘛教以統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須當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須當喇嘛；僅有一人可為娶妻生子的平民。當喇嘛者有紅黃緞子穿，又可坐享優厚的俸祿。女子沒有充當喇嘛的福氣，但又難找得相當的配偶，於是都做了内地人洩欲的對象。因為由本部内地來的文武官吏及軍隊、商人，都以道遠不能攜帶家眷，他們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臨時太太。……事實上形成一個亂交的社會。……染上淋病、梅毒以後，惟有聽其自然。……這種現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繼續存在，馬上就會有滅絕種族的危險！那次和蒙古國民黨的朋友談及這個問題，他們把這一點也作為他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理由。他們說：‘你看，中國政府就這樣防制我們，使我們即要滅種，使我們民族無法生存，你看我們怎麼還能和你們在一起？’我詫異道：‘你這是什麼話？這明明是滿清政府防制你們的，怎麼說是中國政府？我們中國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們受滿清政府同樣的壓迫和虐害的嗎？’”[馮玉祥：《我的生活》，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三十三章 赴俄途中。]
1908年《民報》發表了署名蒙裔多分子，題為《蒙古與漢族結合共伸讨滿複仇大義之宣言書》一文：“滿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牽制，使勢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將軍，都統，辦事大臣於各地方。以握我實權，制我死命。而設喇嘛教一端，設計之毒，以滅我蒙古種族。”[蒙裔多分子:《蒙古與漢族結合共伸讨滿複仇大義之宣言書》，《民報》，1908年第20號《來稿》，第113頁。]
解放後由於擺脫黃教的束縛，中國的蒙古族人口快速增加，據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内蒙古蒙古族人口為88.8萬（占中國總人口的1/676），2000年增加到399.53萬（是1953年的4.5倍，占中國總人口的1/317）。而蒙古國的人口也從1950年的78萬增加到2000年的241萬（是1950年的3.1倍）。可見滿清政府對蒙古族的“計劃生育”是“卓有成效”的。公正地說，解放後中國政府的政策是有利於蒙古族的人口發展的。
本文摘自《大國空巢》
大陸版的《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持論更溫和，内容更精簡，數據更紮實，觀點更明確，如作者在《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自序中所言：“從文字來看，香港版去除了一些‘酒糟’，只濃縮為《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20％的内容，新增了80％内容……香港版裡主要用的是自制的‘鳥铳’……這一版添置了一些‘槍炮’（複習了大學和研究生時學過的人口統計學，並向一些人口學者請教，使得方法更符合規範）。”可以說，這是作者的一本心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