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並於1980年將其納為一項基本國策，在全國範圍内嚴格執行。計劃生育規定一個城市家庭只能生養一個孩子，一個農村家庭在頭胎是女孩的情況下可以再生育一個孩子，如果頭胎是男孩不能再生育，即一個半孩政策。為此，國家不僅對超生人口進行巨額罰款，還動用行政力量對已生育婦女強行結紮，而對正在懷孕且已生育的婦女則進行強制引產，即便已受孕七個月以上的婦女都未能幸免，全國發生了大量因強制引產而母子俱亡的悲劇，而執行引產任務的計生人員的冷漠和殘忍也歷來飽受千夫所指。
這實在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政策。利用國家工具強行對婦女結紮和引產，剝奪她們神聖的與生俱來的生育權利，這是對廣大女性同胞的極端羞辱，她們在接受這種侮辱性的手術時要飽受肉體與心靈的雙重創傷，日後還要付出身體健康的代價，今天，幾乎所有實行過結紮手術和被強行引產的婦女都患有或大或小的婦科疾病，甚至產生了一定的心理障礙。這是國家機器對生命的最殘忍屠殺，也是對人權的最無恥踐踏。人類生育的權力是造物主賦予的，任何個人或組織都沒有權力將其剝奪。
撇開人類道德不談，單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講，這個慘無人道的政策徹底破壞了一個經濟體的自然秩序，並造成了種種阻礙其發展的社會問題。
上世紀50年代，美蘇冷戰下的世界格局極不穩定，新的世界大戰很可能成為各國的威脅。為此，我國採取了人口戰略，鼓勵廣大婦女多生多育，並造成了人口的爆炸性增長。到70年代，有限的資源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人口增長的需求。
在這種背景下，處於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要負責解決新增人口的糧食需求，還要解決他們的就業分配問題，國家已經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終於在70年代初實行了計劃生育。
政府給出的實行計劃生育的理由是，人口的過快增長將會消耗大量的資源，致使國家的負擔過重，拖慢其經濟發展的速度。人口數量誠然是影響資源消耗量的一個原因，但工業化進程才是其決定性因素（工業化進程必然導致資源消耗）。2000年-2008年間，能源人均消費量的增長率是人口增長率的20倍以上，這充分說明，影響資源消耗的主要因素並不是人口，而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水平。而生產方式和生活水平與人口並無直接聯系。據聯合國2011年的統計結果顯示，歐洲每平方公裡人口為71.6人，北美洲每平方公裡人口為20人，兩者的人口密度差異巨大，而生產方式和生活水平卻幾乎相同，生活質量都非常高，南美洲每平方公裡人口為21.4人，人口密度十分接近於北美水平，但生產方式和生活水平卻存在巨大差距。這足以證明，人口與經濟發展之間並無任何正相關或負相關的明顯聯系。至於我國70年代出現的資源負擔過重，與其說是人口的爆炸式增長造成的，不如說是計劃經濟下造成的農民積極性不高和社會就業的匮乏的綜合結果。而且，與人口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很難被證實不同的是，這一點可以得到充分的證實。1970年我國人口總數為8.2億，2011年我國人口總數為13.4億，與70年相比，人口明顯增多，就業率也明顯上升，但今天的資源負擔卻並沒有70年代那般嚴重。這充分說明，計劃經濟下的生產模式遠遠滿足不了當時人口的各項生活需求。
人口多，底子薄，是政府經常拿來解釋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借口。但有著同樣底子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卻走上了一條經濟騰飛的道路，所以底子薄並不能成為一個有說服力的理由。至於人口多，同樣沒有足夠的站住腳的理由來支撐其拖累了經濟發展。
即便計劃生育是勢在必行的，政府也完全可以用一種溫和的手段來執行，而不是採用強制上環，強制堕胎種種粗暴的手段殘忍地對待生命和人權。可以說，世界各國都面臨著不同情況的人口問題，並採取各種措施有效配置人口與資源。歐洲的人口密度雖然比較大，但卻面臨著自然增長率比較低這一問題，於是各國政府便採取了鼓勵生育的措施，每個家庭每生一個孩子都會得到一筆獎勵金，且由政府承擔一個孩子的教育經費，在獎金的驅使下，人們生育的積極性便有了提高，從而促進了國家人口的增長。我國想要控制人口增長，也可以採取獎金的政策鼓勵人們節制生育。比如對願意採取避孕措施只生一個孩子的家庭進行獎勵，這對當時生活水平低下的百姓來說一定是一個不小的誘惑，從而驅使他們自覺地配合政府的工作。而中國政府卻採取了只罰不賞的單項措施，因為沒有顯而易見的好處，計劃生育對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國家庭來說就意味著損失，這必然激起他們的強烈反抗。而且，由於當時的百姓嚴重缺乏衛生常識，即便夫婦真的有意響應政府的號召，也因為對避孕知識的缺乏而致使“意外”懷孕，但政府卻沒有任何孕育方面的知識普及，計生人員對婦女進行結紮時的粗魯表現又激起了人們的反感。
既然實行計劃生育的動機和方式都是錯誤的，那麼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是否會造成中國人口的失控性增長？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這種情況絕對不會發生。
一個生物圈中的物種數量始終是有限的，一個物種的過多繁殖將會造成生態平衡的破壞，最終因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而使物種的數量下降至自然能夠承載的合理範圍。人類與土地之間的關系也同樣如此。在市場經濟的機制下，國家不再統一發放糧食，也無需為新增人口分配就業，轉而由市場自行解決。而一個家庭能夠養活的人數是有限的，父母必須保證生育的孩子的數量在自己能夠養活的範圍内。只要生養一個孩子的家庭能夠負擔得起他成長的一切生活需求，那麼他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如果家庭負擔不起，那麼他們也不願意生養過多的孩子，這是自然法則，也是經濟規律。國家無需為家庭做擔心，因為家庭在生育一個孩子之前，早就做好了養活他的準備。50年代後的人口爆炸式增長恰好也是自然法則的作用，由於一個家庭中的新增人口的衣食所需完全由國家統一供給，那麼家庭便不會感到有所負擔，他們便無所顧慮地迎合國家的需要，大量生育。今天，即便一個家庭的生育率受到家庭經濟狀況的限制，可能也會有人擔心，如果父母甯可過著比較貧窮的生活，也要生養盡可能多的孩子，是否會造成資源的消耗而使經濟發展的速度緩慢呢？我前面已經論證過人口的多少並不是造成資源消耗的主要原因，而是由人們的生產技術和生活水平引起的。至於人口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通過不同大洲之間的對比也完全看不出兩者的内在聯系。經濟發展的水平，是由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決定的
而且，即便父母願意生養盡可能多的孩子，這種意願也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根據聯合國公佈的1975和2005兩年世界各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總和生育率（一個國家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兩者顯示出明顯的負相關關系。人均GDP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總和生育率下降約0.013. 經濟越發達，總和生育率就越低。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世界總和生育率下降了一半，1950-1955年為5.0, 2005-2010則降至2.55. 這是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生養子女的成本會越來越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導致生活質量的提高，人們的需求大大增長，原本只需要提供足夠的糧食就可以把孩子撫養成人，現在卻不得不為孩子的玩具，零食，教育，興趣愛好，健康保險等等做必要的支出。我國現在的城市家庭生養一個孩子的費用在1970年時可以養活3個孩子。
經濟的發展使得社會的分工越來越細致，人們越來越忙碌，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父母需要在個人工作和事業上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多生養孩子無疑會耗去他們原本可以用於工作的時間和精力，成為個人發展的障礙。這與農業社會中多生養一個子女就多增加土地分配和勞動力的情況截然不同。快節奏的城市生活方式極大抑制了人們的生育意願。那麼，在我國穩定的城市化進程中，總和生育率必然隨著城市化率的上升而下降。這在流動人口中更為明顯。流動人口因為本身的流動性質，照顧孩子十分不便，且因為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中無法為孩子争取到正常的教育機會，而將孩子留守在家中父母又於心不忍，於是這大大抑制了流動家庭的生育率。自上世紀90年代，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遷徙，2011年流動人口的數量甚至達到3億，即便沒有了生育管制，這三億人口中的家庭也因為自身颠沛流離的生活而不願意超計劃生育。而且，避孕藥物和人工流產這些現代科技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人口增長。所以，我國的人口並不會像50年代時一樣繼續呈爆炸式增長，而是隨著經濟的增長人口增長率緩慢降低。
即便我們今天證明了計劃生育是一個極其錯誤的政策，但當時困於自身經濟體制而使經濟發展緩慢的國家卻硬是從人口上解決問題，強制推行了計劃生育，並成功引發了後來的諸多社會問題。
1970年，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並迅速收到顯著效果。我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2下降到1980年的2.238，短短十年的時間裡下降了60%以上。但政府似乎對這一巨大成果仍不滿意，1980年之後，我國實行了更為嚴厲的一胎政策，新增人口數量有了直線下降。201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18，人口自然增長率低至0.57%，這實在是個極為可怕的數據，按照這種增長率計算，我國將在2020-2030年間達到人口的峰值，此後進入不斷惡化的人口負增長階段。
未來總讓我們覺得十分遙遠，即便是現在，計劃生育的負面作用已經完全顯現出來，它首先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衡。由於計劃生育規定每個家庭只能生養一個或兩個孩子，受養兒防老這一傳統觀念影響的中國百姓便希望自己唯一的孩子是個男孩，甚至不惜通過虐殺女嬰的方式來實現。這造成我國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衡，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我國男性人口為686852572人，占比51.27%，女性人口為652872280人，占比48.73%，男女性別比為105.2：100.這意味著，如果按性別把總人口一男一女拉成一對，那麼中國約有3000萬男性沒有伴侶，這3000萬男性的情感需求和性需求都將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且幾乎是一個無解的問題。?雖然國際通婚是一個出路，但不同國家的人們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中國又長期排斥普世價值觀，所以能夠與異國人結婚的男性少之又少，這不會成為解決我國男性剩餘問題的有效辦法。）
有人將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歸咎為中國百姓“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卻鮮有人追問這一觀點形成的原因。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長期處於非常落後的狀態，大部分百姓一生的收入也無法在他們年老體衰無法繼續從事勞動生產時養活自己，而社會保障體系也非常落後，無法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於是，依靠自己和國家都無法解決養老問題的中國百姓只能將希望寄托在子女的孝心上，而女兒往往要嫁給男方並孝敬男方的父母，只有兒子才能承擔養老的大任，於是養兒防老便成了中國百姓根深蒂固的信仰，並造成了重男輕女的現象。如果國家承擔起養老的義務，沒有了後顧之憂的百姓便無需依賴“養兒防老”，重男輕女的現象也會自動消失，說到底，這是由我國的養老保障體系決定的。
計劃生育產生的第二大惡果便是人口負增長。今天，以歐洲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正在通過種種激勵措施避免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自然出現的人口負增長，而中國卻人為地導致了這一現象。我國能夠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在國際競争中謀得制造業大國的一席之地，人口紅利起了關鍵性作用，現在，這種紅利卻不可避免地走向負債，致使我國制造業普遍出現用工短缺，人口負增長的時代一旦到來，占GDP最大比重的第二產業極有可能同時出現負增長。我國的國際競争優勢將大大降低。
老齡化是計劃生育造成的第三大負面影響。這幾乎是發達國家的專利，處於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卻提前未富先老。2000年，我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6.96%，這標志著此後我國正式進入老齡化國家。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都將成為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難題。與大部分老齡化國家不同，我國老齡化呈現出明顯的“中國特色”：我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老齡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老齡人口的增長率是總人口增長率的3倍以上，按照目前的人口發展速度來看，再過三十年，我國老年人口的比例將超過30%，甚至不到2個勞動年齡人口就要負擔一個老年人；老齡人口面臨的普遍難題是生活困難——大部分老人的經濟水平都無法滿足自己的生活所需，需要依靠子女贍養或國家保障，同時，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十分不佳，2010年，我國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年人口已達3300萬；老齡化先於工業化則是我國面臨的最大難題，我國進入老齡化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為1000美元，而老齡化的發達國家則達到2萬美元。
上述種種情形都將使我國經濟在接下來的發展中面臨巨大的挑戰，首先，老齡化必將拖慢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和經濟增長。老齡化的增長必將對應著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人口的減少將造成國民整體收入水平的下降，而由於老年人口的增多，需要支付的老年人口的贍養費用也增多。國家整體上的入少出多必將造成經濟發展的減緩。老年人口的增多也將帶來健康和醫療的挑戰。在現有醫療資源已經不能滿足百姓的需求的情況下，老年人口的快速上漲必將使得這一矛盾更加突出，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看病難。
老齡化除了加重我國百姓個人的生活負擔之外，還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國家權威人士預測，老齡人口相關支出（養老金支出和醫療衛生支出）占GDP比重將由2000年的19%上升至2050年的26%，而隨著勞動力比重的減少造成的財政收入的增長率的減少，這將給國家造成嚴重的財政赤字。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政府不惜採用提高退休年齡的方式來減少養老保養的支出，今年，退休年齡就被上調至65歲，然而，一旦退休年齡被上調，這勢必會增加原本就緊張的大學生就業壓力（能夠享受養老保養的準退休員工必定不會在民營工廠中從事體力勞動）。這只是把老齡化問題轉嫁給了就業，而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而為了減少醫療衛生支出，國家大大消減了對醫療保障體系的投入。這造成在醫院的總收入中，政府醫療投入所占的比例從80年代的30%下降到今天的10%。而醫院為了填補政府投入減少造成的收入空白，便大大提高了醫療服務的利潤，這使得百姓在醫療上的負擔大大加重，人均門診費從90年的10.8元直接上漲到2005年的126.9元。2003年我國衛生部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有48.9%的百姓應就診為未能就診，23.7%的人應住院而未住院，其中有70%的百姓是急於經濟困難的原因，尤其是老年人普遍因貧困未能及時就醫。
當然，看病難，看病貴，老年人口比重不斷上漲是加劇這一難題的一個原因，但卻不是造成此問題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近年來廣泛出現的醫鬧事件，更是說明了我國的醫療體系存在嚴重問題，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並不是一個人口的問題，而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問題。
我用下面的話作為計劃生育的結語，計劃生育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在今天市場經濟的體制下，一個人成長所需的糧食不再需要國家配給，就業也不再需要國家分配，而是由市場自行解決，國家沒有理由繼續實行這一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的政策。
本文摘自《中國經濟盛世背後》
本書從人們的日常經濟生活入手，分析了當今中國經濟盛世背後的諸多問題，指明了我們與世界存在的巨大差距，告訴了人們盛世背後的冰冷真相。
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法制不健全、政府權力過大、市場失靈、投機盛行、民衆道德滑坡……這些問題不僅是當今中國經濟的弊端，更為我們未來的發展埋下隐患。要想讓中國人過上更好的生活，我們必須直面這些棘手的問題，而不是盲目地高唱贊歌。盛世與否並不重要，改善民生，讓每個人過得更好才是政府最應該關註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