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西方民主是什麼樣子
民主，其實沒有那麼深奧，也無須太多的理論描述。它實際上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與人之間通過協商解決争端的妥協和寬容精神。
西方國家，公司的大門嚴格把關，閑人莫入，議會和政府的樓，一定是開放的，而且，議會的樓所處位置要高於政府，表現出俯瞰政府、監督政府的態勢。我們總把美國的國會稱做國會山，那是因為它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恰好可以俯瞰白宮。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國會也是俯瞰政府。
都是國會，歐美不同。美國國會和歐洲國家的議會不同。在歐洲國家，領導人可以解散議會，提前舉行大選，而在美國，總統不可以解散國會，國會卻可以彈劾總統，可以決定大法官的人數，可以任命大法官，在三權分立的政治體系中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
2004年我去美國國會參觀前，導遊史蒂夫不時地和對面走過來的議員打招呼。最可惜的是，史蒂夫只顧聊天，在新任中央情報局局長走過去好久才回過味來告訴我們，讓我錯過了打個招呼、問個問題的機會。
這就是民主國家，領導不是隔離於民衆，也不是刻意高高在上凸顯其神秘感。在德國波恩開會後，主辦方帶我們參觀波恩市，我們的導遊，竟然是一位退休的將軍，在繁華街區參觀時，街角忽然轉出一個衣著普通的人，笑著自我介紹說：“我是這個城市的市長。”
2009年奧巴馬訪華時，有一張照片被中國媒體不約而同地搬上報紙的頭版。照片上奧巴馬自己打著雨傘，出現在空軍一號的出艙口。當時，我應邀參加鳳凰衛視的《锵锵三人行》節目，另外一位嘉賓梁文道先生就此調侃說，堂堂總統自己打傘，這讓中國那些啥事都有人伺候的小局長、小處長情何以堪啊！
當然，最令我震驚且難以忘懷的，還是2004年訪問奧巴馬的一幕。
當時，我和鳳凰衛視評論員邱震海等同行，來到伊利諾伊州威爾縣溫德哈姆湖工業園附近的一個棒球場内，和民主黨的擁趸一起，等待著巴拉克·奧巴馬的到來。
那時，奧巴馬在競選伊利諾伊州的參議員。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幫我們租了輛車，我們就去了，沒有任何申請，也沒有領導簽字。去了之後，和現場的民主黨支持者聊天，還吃免費的熱狗，也沒有人因為我們是外國人而嚴防死守，或者說，沒有人以為我們是外國人。
奧巴馬激情四射的演講結束後，我立即沖上前去，截住正欲離開的奧巴馬，先是由衷地稱贊他的演講“非常深刻”，而奧巴馬則笑笑說：“那真是太好了。”當他得知我來自中國時，就脫口而出：“你是我見的第一個中國記者。”我馬上逮著機會要求與奧巴馬合影與對話，他非常爽快地答應了，並且招呼身邊那個人高馬大的胖子拍我與他的合影，然後還拿著我的相機問是否滿意。
2004年9月28日，我把此行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標題是“他可能成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競選集會紀實”。
其實，那趟旅行由於是美國國務院邀請，我還心存芥蒂，認為這是“和平演變”，不得不防。後來，德國、法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等歐美國家走過多次後，才越發認識到民主盡管不是完美的制度，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迄今為止人類的確沒有比它更好的制度。
民主，有欺詐，有謊言，有金錢政治，有巨族當道。有時候，選舉就是從兩個笨蛋當中，選出一個不太笨的人來。但它的好處在於，給予民衆機會，給社會調整的機會，也防止希特勒那樣的人把人類帶入災難。
民主國家各有不同。大大咧咧的美國人，一般不會隐瞞自己的政治傾向，聊天時，支持誰，反對誰，毫不含糊，你問他投誰的票，他也不會隐瞞。而日本人卻不一樣。2005年選舉時，我在大阪採訪，碰到投票後的市民，我就問你選民主黨還是自民黨，日本人都禮貌地拒絕回答：對不起，要保密。
看到民主的好處，也需要看到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曲折。
隨著蘇聯集團的崩潰，前共產主義的國家朝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轉變。一方面，中東歐以及三個波羅的海的國家在許多方面迅速地演化為真正的自由民主，但還有不少缺陷；另一方面，12個前蘇聯集團國家已經從民主的可能性中退出，或者重建了“沒有共產主義的獨裁統治”，其中，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和白俄羅斯迅速變為威權主義國家。
而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則實現了轉型。這些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對中國而言，均是寶貴的財富。
1989年之後，東歐國家的變化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私有化。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沒有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私有化便會陷入暗箱操作；而沒有公平、公正的經濟私有化，公衆便無法享受政治民主化的益處。
這兩句話說起來簡單，操作起來卻極其複雜。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傳統和文化，用我們的俗話說是“國情不?”。比如說，捷克有著強大的工業基礎和民主傳統，民主化之後領導層甯可犧牲效率，也要公平，在私有化時“只分不賣”，用證券形式讓全民都享有國企私有化的利潤分配。
根據捷克私有化部統計，兩波證券私有化轉給620萬捷克公民的股份共3430克朗，平均每個公民分到5000多美元的資產，平均每人每年有300美元的收益。捷克出現了起點平等的“全民皆股東”時代。（《十年滄桑》，第112頁，金雁、秦晖著，東方出版社。）
波蘭則又是一番景象。該國工人力量強大，工會的談判地位不容置疑。因此，它們與政府、資方的各種矛盾攪在一起，使得波蘭的私有化每邁出一步都要經歷許多回合的談判，但正因為如此，在防止“暗箱操作”，防止少數人任意私有化，防止寡頭形成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秦晖先生認為，這種謹慎、穩妥、民主而註重公平的政策對當權者來說似乎很麻煩，但長遠看來未必是壞事。
如美國學者本傑明·巴佈爾（Benjamin Barber）所言，民主就像一本好書，但需要時間。
在本書截稿前，我參加“鳳凰十大名博澳洲行”活動，訪問澳大利亞。對話前總理陸克文時，他就一個人走進酒店，好久後秘書才進來，沒有保镖，也沒有警車。在堪培拉，我們乘車去參觀國會大廈，接受安檢後進去，連護照也沒有人看，這個澳大利亞的“人大代表”開會的地方，就這麼自由地出入，“人大代表”開會時，你想聽，就可以聽聽，因為這是人民選出來的代表，人民當然有權利來聽他們到底是怎麼開會的。
爬上國會大廈的樓頂，俯瞰堪培拉，俨然有一種把澳大利亞政府“踩在腳下”的感覺。人民自己選出來的代表，負責監督政府，負責立法，當然要比政府高才行。當時的感受是：這，恐怕才是澳大利亞人幸福的根源所在，也是西方國家民衆安居樂業的根本所在。
本文摘自《差距》
假如按照人口總量計算，中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假如按照經濟總量計算，中國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可是，假如按照人均生產效率計算，那麼，中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弱小國家；假如按照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計算，中國在世界排名跌落到100 位以後。“落後就要挨打"，這道理現在很多人都明白，但為什麼會落後，真正懂的人不多。如何能改變落後的現狀，藥方也很多：科教興國、經濟建設、軍事強國等等。但這些沒有觸及根本的原因。中國為什麼是今日之中國？歐洲為什麼是今日之歐洲？日本為什麼是今日之日本？美國為什麼是今日之美國？在中國的強國之路上，我們的差距在哪裡？中華民族的複興之路，我們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