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群雄紛争，最終統一天下的，不是強大的楚國，也不是殷實的齊國，而是起初很不起眼的秦國。歷史學者衆說紛纭，但是卻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人口。
戰國初期的秦國地處偏僻的雍州，人口稀少，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比較落後，大家都用夷狄的態度對待秦國。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登基，憤然喊出：“國家内憂，未遑外事……諸侯卑秦，醜莫大焉”，下令求賢，商鞅應召入秦。經過商鞅變法，使秦國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
商鞅認識到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人衆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當時制約人口發展的是糧食，只有發展農業才能獲得足夠的糧食。因此，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農戰”：對内讓民衆專註於農耕，對外讓民衆專心於作戰。商鞅的變法非常有利於人口發展：
1、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織。原來井田制下的奴隸轉變為封建制度下的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舍地而稅人”，將軍賦從過去的“因地而稅”改為按人口徵收（等於是鼓勵開荒）。獲取秦爵的途徑只有兩種：作戰時，可以憑借立下的戰功獲取爵位；休戰時，爵位則可以根據農耕的業績獲得。於是老百姓便“喜農而樂戰”。
2、增加農業人口比例。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需要絕大多數勞動力從事農業才能獲得足夠的糧食，商鞅主張應盡量減少非農人口比例，手段之一是提高糧價，“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使商無得籴，農無得粜”。現在生育率低，從事人口再生產的人口比例低是重要原因。
3、降低農業稅賦。對農業是“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使得“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農業就能得到發展。
4、防止超前消費。商鞅提出“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擡高耗糧的酒肉等奢侈品的價錢，那麼糧食就可以最大程度用來養活人口。現在，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可持續發展；如果以2012年的消費能力追求2050年的消費，必然降低養育孩子的能力。
5、營造有利於生育的社會環境。推行小家庭政策，鼓勵生育：實行嚴格的一夫一妻制；還規定凡一戶有兩個兒子，成年後必須結婚分家。縮小貧富差別，“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強”。樹立清純的民風，反對淫亂。禁止私鬥，加強社會治安。
6、理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商鞅認為：“國好生金於境内，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於境内，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這種觀點非常符合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物質資本的報酬是遞減的，如果積聚黃金，那麼會貶值的；人力資本的報酬是遞增的（人口分母可以轉變為GDP分子），如果積聚糧食，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轉變為人力資本，人財兩旺。現在中國的很多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還達不到商鞅的學術境界，認為減少人口分子可以提高人均GDP分母，犧牲可增值的人力資本換取不可增值的物資資本。
7、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資源。商鞅認為：“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者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者同。”商鞅的這一觀點與管子、墨子的觀點一致。管子認為，“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衆而不治，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正，命日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墨子認為，缺少人口耕種的土地，只是一種得不到收獲的“虛地”；所以，賢明的統治者應當使國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現在中國很多學者卻反其道而行之，不積極利用人口資源，而認為是“人滿為患”，希望減少人口。中國現在一方面是“人滿”，一方面是“地滿”（土地無人耕種，工廠缺人幹活）。
8、掌握準確的人口統計數據。戶籍法規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舉民衆口數，生者著，死者削”。商鞅認為不知道準確的人口數據，土地即使肥沃，人民雖然衆多，國家也難免越來越弱，直到被別國分割。而中國現在的人口危機很大程度是因為人口統計出了問題，經歷了兩次人口普查，竟然連生育率都拿不準，人口總數竟然靠推測。
9、積極解決“人地矛盾”。商鞅認為如果“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那麼“民勝地務開”。就是說，人多地少就應當開荒、辟土，比如秦國修建都江堰和鄭國渠，使得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為秦國的糧倉。而中國現在一些學者卻主張採取用“減少人口”的消極的方法來應對人口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而不是通過科技進步來提高土地對人口的承載能力。
10、積極的移民政策。商鞅認為如果“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那麼“地勝其民者事徕”。換言之，地多人少就應當吸引移民。商鞅總結認為，秦國以前雖然也打過勝仗，但是對方並不屈服，就是因為秦國僅能獲其地，而不能奪其民。商鞅建議秦孝公發佈優惠政策，凡是各諸?國來歸附的人，免除他們三代的徭役，不用參加作戰；秦國四界之内，嶺坡、土山、窪濕的土地，十年不收賦稅。秦國讓原居民徵戰，讓新移民務農，農戰兩不誤。商鞅建議用軍隊春天圍敵國農田，夏天去吃其貯糧，秋天收其秋糧，冬天挖其倉糧，敵國的人口就無法繁衍起來；秦國同時用寬厚的文德吸引他們的人口、安撫他們的後代，秦國人口卻不斷增加。除了吸引外來移民外，還必須防止本國人口外移。商鞅認為，民衆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資本就會增多；作戰積極，鄰國就會危險。民衆資本多就不容易帶著出逃，鄰國危險就不會去投靠。美國是很好地繼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既鼓勵生育，又吸引移民。而中國目前一方面不讓生育，一方面卻又缺乏凝聚力，大量富人攜帶巨資外移。
秦國在其後的徵伐中，“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光是獲得土地，更獲得人口（包括張儀、範雎、李斯等人才）。李斯繼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提出“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士壤，故能成其大；……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士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李斯認為，即使像秦國這樣資源豐富的國家，也有很多東西不能自足，需要通過貿易等途徑從其他國家獲得。而現在中國很多人口學家卻以資源不足為理由而要求減少人口。
公元前230年，秦始皇發動統一戰争的時候，秦國土地和人口已經超過其他國家總和。商鞅的戰時經濟學在135年之内將弱秦變為強國並最終統一中國；但其過分崇尚行政權力、軍事徵服，“嚴而少恩”，“仁義不施”，剛性有餘，彈性不足，又播下了得天下後 “二世而亡”的種子。
由於秦國鉗制思想，雖然人口衆多，但智力來源卻非常有限，治理國家主要依賴於客卿，即便秦二世沒有滅亡，但是統一之後沒有了客卿來源，也很難繼續治理好國家的。春秋戰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但是秦國統一中國之後，法家獨強，焚書坑儒，“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妨礙了文明的發展。漢朝再度實現統一後，繼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又以道、法並用，王道、霸道兼行，才贏得一段穩定發展期。但是公元前134年，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至今沒有恢複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繁榮。如果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如司馬遷所描述的那樣“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用陰陽家、道家奠基，法家立柱，儒家蓋頂，墨家砌牆，名家裝修，那麼其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文明必將更加輝煌。
唐代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也”。“後人複哀後人”，正好反映了中國歷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宿命。
本文摘自《大國空巢》
大陸版的《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持論更溫和，内容更精簡，數據更紮實，觀點更明確，如作者在《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自序中所言：“從文字來看，香港版去除了一些‘酒糟’，只濃縮為《大國空巢: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20％的内容，新增了80％内容……香港版裡主要用的是自制的‘鳥铳’……這一版添置了一些‘槍炮’（複習了大學和研究生時學過的人口統計學，並向一些人口學者請教，使得方法更符合規範）。”可以說，這是作者的一本心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