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的人們完全不了解那種機制，我們已經看到，營利的概念被認為是亵渎神明。如果更進一步，主張人人競相求利有助於整個社群密切整合，那一定會被當作瘋子。
這種無知情有可原。市場會分配產品，但是“土地”“勞工”與“資本”這三個基本生產要素在中世紀、文藝複興時代以及宗教改革時代——也就是16世紀或17世紀之前的整個世界根本不存在，所以人們無從想象市場體系。當然，土壤、人力與工具一直與社會並存，但是人們並沒有關於土地或勞工的抽象觀念，就跟沒有關於能量或物質的抽象觀念一樣。土地、勞工與資本這三個生產“要素”成為客觀而且沒有人性的經濟個體的概念，並不比微積分的出現早多少。
以土地而言，直到14、15世紀，都還沒有將土地視為可以自由買賣、收租的財產。當然，莊園或採邑之類的土地確實存在，但它們顯然不是可以看情況出售的房地產。這些土地形成社會生活的核心，是聲望與地位的基礎，並且奠定了社會的軍事、司法與行政組織。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土地可以買賣，但這並不是常態。一個有地位的中世紀貴族不會想要出售他的土地，就好像康涅狄格的州長不會想要把幾個郡賣給羅德島的州長一樣。
勞動力也同樣不可買賣。今天的勞動市場意味著一個個人可以將其勞務出售給提供最高工資者的廣大求職網絡，前資本主義社會沒有這種網絡。各種各樣的農奴、學徒與工人在工作，但很少能夠進入一個可以買賣勞動力的市場。在鄉下，農人的生活系於其領主的地產上：他在領主的爐子上烤面包，在領主的磨坊裡磨面粉，在領主的田地裡耕作，並且在戰時為其領主服兵役。做這些服務幾乎都領不到酬勞，因為這是身為農奴所應盡的義務，而非可以自由締約的個體所提供的“勞動”。在城鎮裡，學徒替他的主人工作，關於要做多久的學徒、他同事的人數、他的待遇、他的工作時間，以及具體的工作方法，都由同業公會統一規定。除非由於情況實在難以忍受而引起了零星的罷工事件，否則雇工幾乎沒有與主人讨價還價的餘地。
再以資本來說，私有財產當然存在於前資本主義社會，可是人們卻沒有將資金投入新穎且具有進取精神用途的沖勁，人們的座右銘不是“冒險”與“改變”，而是“安全第一”。人們選擇的生產方式不是耗時最短且最有效率的，而是歷時最長、最耗費勞動力者。不可以做廣告，若一個主要的公會成員生產出的東西比他的同業更好，就會被認為是一種背叛。當紡織業的大量生產在16世紀的英格蘭首次露出其“可憎”的面目時，同業公會向國王提出抗議。據說，這家“奇迹作坊”擁有200台紡織機，以及一群包括屠夫與面包師在内，可以供應工人所需的服務人員。由於這種工作效率與財富集中會樹立不好的先例，於是國王陛下判定它不合法。
由於未能想象出關於生產的抽象要素，中世紀自然無法想象出市場體系。盡管有著多姿多彩的地區商業中心與商旅，但中世紀仍然沒有市場。社會運作有賴於地區的指令與傳統，生產依據領主的命令而增減。若沒有命令，就蕭規曹隨。假如亞當·斯密生在公元1400年以前，就不會覺得有必要建構一個政治經濟學理論了。關於中世紀社會為什麼能凝聚在一起，並沒有什麼秘密可言，其秩序與設計也是一望即知。關於低階領主和高階領主以及高階領主和國王之間的關系，還有教會的教導與商人階級根深蒂固的營利傾向之間的沖突等，在倫理學與政治學方面的問題確有許多需要解釋和辯護之處，但在經濟學方面則沒有。在一個僅憑莊園、教會和城市的律法，以及一輩子都不會改變的習俗就能明白地解釋的世界裡，誰會去尋找抽象的供需法則，或是成本或價值的概念呢？在那個早先的時代，亞當·斯密或許會成為偉大的道德哲學家，但絕不會成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因為那時根本沒有值得他去研究的經濟事務。
在忙亂、急促而又一切自由的18世紀迸發出來之前，任何經濟學家皆無事可做。對於一場歷時數百年，而非在一次暴烈的發作之後才出現的變遷而言，“迸發”一詞或許過於戲劇化。這場變遷為時雖長，卻絕非和平演變，而是痛苦的社會動亂，是一場革命。
就以土地的商業化來說，將社會的上下階層關系轉換為許多空地和具有商業價值的地點，就須將已根深蒂固的封建生活方式連根拔起。不論在原先父權制度的借口下，對農奴與學徒的剝削有多嚴重，要將這些“工人”從他們的寄身之處解放出來，就要創造出一個受到驚吓而又不知所措的無產階級。要讓同業公會的領袖變成資本家，意味著把受人豢養的膽小的家畜扔到叢林裡去自求生路。
這個過程幾乎不可能平靜無波，沒有人想要讓生活商業化，唯有再對經濟革命進行最後一次觀察，才能體會到它曾遭遇多麼激烈的抗拒。
我們回到1666年的法蘭西。
市場機制逐漸被擴張之後，必然?致變革——當時的資本家就面臨著這項令人不安的挑戰。
紡織同業公會的領袖是否可以改革其產品？這就是問題所在。官方的裁決是：“若一名紡織工人有意依據其發明來織佈，就必須得到城鎮法官們的許可。至於他想採用的絲線數量與長度是否得當的問題，要由同業公會中4名最資深的業者與4名最資深的紡工來考慮，否則，該紡工不可以依其發明來設定織佈機。”我們可以想象，到底有多少改革的提案。
就在紡織問題獲得處理後不久，紐扣制造業公會發出怒吼。裁縫師開始用佈料來制作紐扣，這是前所未聞的事。這種創舉會對一個既有的產業構成威脅，於是政府憤怒地對用佈料制作紐扣的人課以罰金。但是紐扣公會的會長們還是不滿意，他們要求當局授權，以利於搜索民宅與衣櫥，甚至當街逮捕穿戴這種破壞性產品的人。
對於變革與創新的恐懼，不僅僅反映在一小群惶恐商人的滑稽的抵抗上，資本正在認真地對抗變革，各種反動的方式都可以被採用。數年前的英格蘭，不僅駁回了一項關於長襪架的革命性專利申請，樞密院甚至下令禁止這種危險的新玩意兒。在法蘭西，進口印花佈已對紡織業造成損害，為此所採取的應對措施，竟造成16,000人喪生！僅僅在瓦朗斯一地，某次就曾為了非法印花佈的案件判處77人絞刑，58人被輪子碾死，631人被發配到船上做工，只有1個幸運者被釋放。
資本並非是唯一狂熱地去避免市場生活方式的危險的生產要素，勞工的處境更為絕望。
讓我們回到英格蘭。
16世紀末，是英格蘭向外擴張與探險的偉大時代，伊麗莎白女王剛完成巡視全國的凱旋之旅。然而，她卻帶著異樣的悲歎回到宮中：“到處都是貧民！”這確實很奇怪。僅僅在100年前，英格蘭的鄉間大都是自耕農，他們是英格蘭的驕傲，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群獨立、自由而又富足的人民，如今卻“到處都是貧民”！究竟在這段期間發生了什麼事呢？
在這段期間，土地所有權正開始大規模移轉。羊毛已成為一種新穎而有利可圖的商品，而生產者需要牧草地來牧養綿羊，原本的公有土地在這個過程中被轉為私人牧場。本來零星錯落、沒有設籬笆的小地塊，僅僅用這裡或那裡的一棵樹或一塊石頭來分界。人們可以在這些零散土地與公共土地上牧養自己的牲口，或撿拾泥炭。突然間，莊園領主宣佈，這些土地都是他的財產，於是當地居民便不能再使用了——自耕農被綿羊取代。一位名叫約翰·墨爾斯的人在1549年記述道：“從前養活十幾個人的土地現在被一個人和他的羊群占據……沒錯，羊群就是把農民趕出鄉間的罪魁禍首。從前生產各種糧食的地方，現在只剩下綿羊。”
很難想象這種圈地過程的範圍與影響。早在16世紀中期就有反圈地暴亂發生，其中一次造成了3500人喪生。在18世紀中期還有大規模動蕩，這個歷史性的恐怖進程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中期。在美國獨立之後將近50年的1820年，薩瑟蘭公爵夫人還將794,000英畝土地上的15,000名自耕農趕走，改為放牧131,000只綿羊。為了補償這些人，平均每戶自耕農獲準承租兩英畝產量不高的土地。
值得註意的不只是大規模奪取土地的現象，真正的悲劇還發生在農民身上。使用公地的權利被剝奪後，他們就無法再維持“農夫”身份。即使願意改行做工，那時卻連工廠也沒有，於是只能變成最悲慘的農業無產階級。若無農活可幹，就成為窮光蛋，有時變成盜匪，通常都是乞丐。英國國會對全國貧民大增的現象感到震驚，於是想把問題就地處理。為了讓窮人們留在家鄉，國會提供了些許救助金，同時對於離鄉背井的流浪者施以鞭刑、烙刑以及斷肢之刑，與亞當·斯密同時代的一位教士認真地將教區裡的貧民收容所稱為“恐怖之家”。最糟的是，英國以救濟金讓貧民留在家鄉過活的措施，反而妨礙了此問題唯一的可能解決途徑。英國統治階級並非完全冷酷無情，但是他們不了解，市場可以讓想找工作的流動勞動人口移往有工作的地方。就像將資本商業化時所遭遇的情形一樣，將勞動力商業化的每一個步驟都遭到誤解、懼怕與反抗。
因此，包含土地、勞工與資本這三大要素的市場體系是在極大的痛苦中誕生的。這種痛苦從13世紀就已開始，直到19世紀，市場體系才能自行發展。從來沒有一個像這樣不被了解、不受歡迎，而又缺乏計劃的革命，然而，創造出市場的這股偉大力量勢不可當。不知不覺中，這股力量粗魯地撕裂了傳統習俗，盡管遭到紐扣制造業者聲嘶力竭的反抗，但佈質紐扣還是贏得了勝利。盡管樞密院曾經禁止使用長襪架，但是它卻變得更有價值，以至於70年後，樞密院下令禁止長襪架出口。盡管面臨被車輪碾死的刑罰，印花佈業還在急速成長。在打倒了最後的抵抗後，經濟性的土地就從代代相傳的地產中被創造出來。雇員和老闆們的哀恸抗議也無法阻止經濟性的勞工在失業的學徒與無產的農工之中奠定基礎。
社會這輛大型馬車向來都是在傳統的坡道上平穩前進，如今卻發現自己被一具内燃機推動。交易、交易、交易，賺錢、賺錢、賺錢，成為新穎而又讓人驚訝的強大動力。
本文摘自《經濟學統治世界》
他們不是軍隊指揮官或帝國統治者，沒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也幾乎沒參與過締造歷史的決策。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比許多聲名顯赫的政治家對歷史更富決定性，比指揮前線?隊的將領們更具震撼力，比總統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響社會的吉兇禍福。
他們之中有哲學家和瘋子、有教士和股票經紀人、有革命軍和貴族、有唯美主義者、懷疑論者和流浪漢。
他們所信仰的哲學系統，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世俗的一種——賺錢的欲望。
他們是誰？就我們所知，他們是“偉大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