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都認為，對高收入者徵收稅超過一定額度，註定會抑制經濟增長。比如說，如果採取100% 的稅率，將此稅收再分配，從而使每個人的稅後收入完全一致，那麼人們將沒有動機從事任何有償勞動。在這種情況下，也就不存在任何可以進行分配的收入了。
涓滴理論根本就不能說明，如果提高高收入者的稅率將發生什麼，譬如說提高到接近於100%。為了讓涓滴理論真正有趣，我們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按大多數工業發達國家的現行稅率，進一步提高高收入者的稅率將放緩經濟增速。
這樣的說法真的對嗎？表面上似乎正確，因為它源於一個經過實踐檢驗的觀念：人的行為依賴於動機。由於提高高收入者的稅率會削弱努力和風險的回報，我們就似乎可以理所當然地推斷出，高稅收會誘使人們減少努力工作，承擔更小的風險，而這都將削弱經濟增長。
每一本經濟學教科書都會清晰無誤地告訴我們，稅後工資的下降對因而提供了一種逆轉動力，促使人們更加努力工作或者承擔更大風險。我們可以假設，一個喜歡花錢的人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每天消費2 000美元。如果他目前的稅收工資為每小時250 美元，那麼，他就必須每天工作8 小時。但是，如果由於提高稅率而使他的收入減少到每小時200美元，他每天就必須多工作兩個小時，或是賣掉自己的“法拉利”汽車。其他人或許會對增稅產生不同的反應。由於較高的邊際稅率減少了休閑時間的機會成本，這就導致某些人會減少工作時間。增稅到底引發哪些反作用，所有經濟理論都沒有提供解釋。
如果經濟理論不能為涓滴理論提供論據，數字又能說明什麼呢？在這裡，我們看不到任何依據。評論家們提出一個檢驗方法：如果說降低實際工資誘使人們縮短工作時間，反之，提高實際工資則促使人們增加工作時間。自1900 年以來，去除通貨膨脹影響後的美國平均小時工資增長了5 倍多。根據涓滴理論，今天的美國人應該大幅增加工作時間，但目前美國人的工作時間只有1900 年時的一半。
我們根據涓滴理論預測，工作時間較短的國家真實的稅收工資也較低。在這裡，數字則給我們講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例如，盡管日本公司CEO 的收入還不到美國公司CEO 的1/5，而且還要面對更高的邊際稅率，但他們的實際工作時間卻遠遠長於美國同行。
涓滴理論強調的激勵措施促使許多人預測，貧富差距程度應與經濟增長率成正相關關系。由此進一步推斷出，貧富差距擴大應讓後富的人感覺到更加難以追趕先富的人。根據第4 章的讨論，不平等性確實會影響到消費模式。但是在檢驗個別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時，研究人員發現，在經濟增長率和貧富差距程度之間呈負相關關系。比如說，在“二戰”結束後的30 年間，按歷史標準看，貧富差距程度較低，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卻高得驚人。相比之下，從1973 ～ 1983 年10 年期間，大多數國家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而經濟增長率也下降了50%。
跨國比較也反映出經濟增長與之間的負相關性。根據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提供的65 個工業化國家的數據，哈佛大學的艾爾波托·艾萊斯經濟增長也會形成次要的反作用力。稅後工資的下降讓人們感到更貧困，那（Alberto Alesina）和達尼·羅德裡克（Dani Rodrick）發現，經濟增長率與收入最高的前5% 和10% 國民的比例成反比。各項研究都反複表明，現實狀況與涓滴理論預測的結果相悖。
本文摘自《達爾文經濟學》
《達爾文經濟學》描述經濟社會中的競争遠比斯密更為透徹與準確，同時其結果影響深遠。如果你認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裡，而不是生活在達爾文的世界裡，這是很危險的，因為這將讓你無法意識到：競争有時只會讓事情像“軍備競賽”一樣越來越糟糕，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