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在讀高中的時候，第一次讀到穆勒的一句話：防止加害於他人是限制個人自由的唯一合法理由。我在當時就極其贊同這句話，今天依舊如此。盡管穆勒並非自由主義者，但自由主義者們卻樂此不疲地引用這句經過時間檢驗的“傷害原則”。不過，按照我的觀點，對自由的限制必須是真正的、有足夠理由的限制。這種限制的範圍遠比自由主義者及其他反政府激進派所倡導的範圍更為廣泛。
實施經濟複蘇政策的主要反對力量是自由主義者及其他右翼政治勢力，因此，我必須審慎對待他們的觀點和理由。但是和大多數左翼評論家不同的是，我接受自由主義者對當今世界的首要基本假設：市場本身是競争性的，而人是理性的，因此，政府在限制任何個體公民的行為自由權之前，必須擁有大量證據。我們有理由接受上述每一個假設，就算我們毫無批判地全盤接受，在自由主義者内部，依舊會發出不同的聲音。
這個理論體系的致命缺陷源於其自身的一個無可争議的假設：在現實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報酬都不均等，呈曲線分佈。比如說，職業網球選手的收入並不取決於他的絕對水平，而是依賴於他在職業巡回賽中相對於他人的成績。報酬對排名的這種依賴性，徹底推翻了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間可以和諧並存的任何假設，而這個假設恰恰是自由主義者宣揚其完全競争市場體制的根基。
反對派並非是唯一沒有認識到市場交換基本規律的群體。很多進步勢力也對美國經濟和政治制度進行批判，但他們解釋這些缺陷的理由，以及他們所提出的最優化解決方案，往往是錯誤的。
例如，很多左翼批評家把市場失靈歸咎於競争不充分，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競争的固有屬性。今天的市場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有競争性，但事實上不僅沒有縮小市場失靈的範圍，反而導致市場失靈愈演愈烈。
本文摘自《達爾文經濟學》
《達爾文經濟學》描述經濟社會中的競争遠比斯密更為透徹與準確，同時其結果影響深遠。如果你認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裡，而不是生活在達爾文的世界裡，這是很危險的，因為這將讓你無法意識到：競争有時只會讓事情像“軍備競賽”一樣越來越糟糕，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