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佈什總統引用涓滴理論的另外一個演化理論，並在2008年被約翰·麥凱恩再次提及，而這兩個人的目的都是為了給美國高收入者減稅做辯護。他們提到的這個演化理論並未闡述減稅對人們投入有償勞動時間會帶來哪些影響。兩個人的主要觀點為：富人通常都擁有自己的小企業，這些小企業每年為美國創造了超過50% 的就業機會，因此，減稅將刺激出更多的就業機會。
從表面上看，這種說法似乎說得過去，而且在現實中也沒有招致多少诟病。但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它從經濟理論上根本就講不通。它不符合企業人力決策理論。
這種說法基於一種假設：企業主有能力且願意雇用更多的工人。但是在現實中，有能力做某件事情與應該做某件事情根本就沒有關聯。比如說，你可以買一張不喜歡的歌手發行的CD，但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你有責任買。企業主有能力雇用更多工人這個事實同樣不能說明，他們應該雇用更多工人。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雇用更多工人能否帶來更多利潤。
在企業管理的入門級教科書中，最基本的雇佣標準都講得非常明白：如果新增工人生產的商品至少可以按相當於成本的價格出售，那麼，就應該雇用這些工人；否則，就不應該雇用他們。不管企業主多麼囊中羞澀，只要滿足這個標準，雇用更多工人就是可取的。相反，即使企業主比蓋茨還富有，只要不滿足這個標準，雇用新工人就是不可取的。企業主的稅後個人收入與他的雇用決策毫無幹系。
減稅政策的維護者往往反駁道：在新工人開始生產並提高產量之前，企業主需要投入新工人的招聘及培訓成本。減稅可以幫助他們支付這筆成本。盡管這個理由很公平，但卻不足以改變基本雇佣決策。
用減稅省下的資金支付招聘新員工初始成本的企業主，相當於為了謀取未來收益而借給自己一筆錢。實際上，他們是在把自己銀行裡的錢借貸給自己的企業。而檢驗這種貸款是否合理的標準也完全等同於對外部貸款的檢驗。
對於銀行貸款，公司新增工人帶來的收益不僅能支付新增工人的工資，而且還足夠償還本息，這就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内部貸款滿足這個標準，同樣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在雇佣決策中，内部貸款的隐性成本與外部貸款的顯性成本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及重要性。
按照經濟學教科書的基礎原理，我們都可以推論出對企業主實行低稅率有利於他們雇用更多工人。長久以來，小企業始終被盛贊為美國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的發動機。這並不否認另一個事實，個人所得稅率並不影響他們的雇用決策。
如果管道公司新增一名管道工每週可以為其增加2 000 美元的收入，而企業每週需要向他支付1 500 美元的工資，此時，管道公司就有動力再雇用一名新工人。減稅的確會把一筆錢送到管道公司所有者的腰包。但即使沒有減稅，只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標準，管道公司就一樣會雇用新工人。反之，如果新增一名管道工每週可以為管道公司帶來的收入不足1 500 美元，不管減稅幅度有多大，管道公司都不會雇用新工人。
總之，無論是經濟理論還是實證依據，都不支持涓滴理論的上述演變。我們根本找不到有力的證據說明對高收入者增稅會抑制經濟增長。不過，這種說法已經被人們經常引用而且極少受到質疑。
相反，我們有足以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對高收入者實行低稅率會限制資源的利用效率。例如，對高收入者的低稅率並不會鼓勵人們更勤奮地工作，但他們卻似乎有可能選擇生產效率更低的工作。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名牌大學優秀畢業生進入華爾街成為基金經理的比例呈持續上升趨勢。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2007 年畢業班中，全部已就業學生中的45% 進入金融服務業。這些工作的職位描述在許多方面都沒有吸引力。有些人認為工作時間太長，工作壓力太大，在智力上缺乏挑戰性。但有一點是任何人都認可的：這些工作的報酬非常可觀。這些最聰明、最優秀的人紛紛湧入金融服務業，屢創新紀錄，原因很簡單：在這個行業中，每個成功者都能賺得盆滿缽滿。
本文摘自《達爾文經濟學》
《達爾文經濟學》描述經濟社會中的競争遠比斯密更為透徹與準確，同時其結果影響深遠。如果你認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裡，而不是生活在達爾文的世界裡，這是很危險的，因為這將讓你無法意識到：競争有時只會讓事情像“軍備競賽”一樣越來越糟糕，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