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到過曼哈頓的人都知道，此地的行人很少註意紅綠燈。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闖紅燈穿越馬路。而且他們全都當著巡警的面這麼做，因為他們知道，雖然法律要求遵守交通規則，可事實上很少有人吃罰單。反之，在羅馬，警察照規定給亂穿馬路的人開罰單，所以該市闖紅燈的人相對較少。這一差異的原因何在呢？
紐約和羅馬兩地的交通狀況，存在一個顯著的差異，這一點大概有助於解釋執法上的不同。在紐約，基本上所有道路上行駛的都是汽車和卡車。如果行人竄到汽車前面，他很可能會受重傷甚至死亡，但不會給汽車司機造成什麼身體傷害；反之，羅馬的大多數道路上穿梭著自行車和摩托車。在羅馬亂穿馬路的行人，傷著自己的可能性比在紐約低，但傷著別人的可能性相對更高。
最後，罰款方法上的差異，似乎和稅收政策的差異存在著間接關系。意大利的油價高，汽車稅高，街上騎自行車和開摩
托的人比紐約多，所以，必須對亂穿馬路的人嚴格執法。
對有害行為多徵收1 元錢的稅，就可以減少對有益活動徵收1 元錢的稅。由此形成的收入不僅可以減少聯邦赤字，還能減少高度累進性的工資稅。毫無疑問，減少聯邦赤字和工資稅不僅可以刺激就業，還能幫助低收入家庭享受對有害行為徵收的稅負。
當然，我們還需盡可能削減浪費性的政府開支。不過，軍費開支和石油公司補貼卻逃過了近期的預算削減項目，同樣避過一劫的還有因毫無實效而臭名昭著的乙醇補貼項目。這樣的項目還值得細查。
不過，不合理的費用削減政策反而會適得其反。比如說，推遲公路維修只會導致未來更多的交通事故，因為維修工作的拖延必然會導致將來的維修成本大幅上漲。
對有害行為徵稅是籌集資金的最優途徑，這些資金可用來削減赤字。只有那些認為人們有權侵害他人利益的人才會強調，這種稅收會侵害某些人的權利。不過，既然稅收會讓整個“國民經濟蛋糕”越做越大，那些反對的聲音自然也就無足輕重了。
至於新設稅種，則應在經濟恢複充分就業之後逐步實施。不過，即使聯邦稅已降至20 世紀50 年代以來的新低，只要我們的領導者還堅持“所有稅收都是罪過”的觀念，就不可能指望他們會採取措施調整稅制。
按照這種思路改革稅收政策將會更好地鼓勵有益活動，限制有害行為，而兩者都將增加我們的可支配收入。在無需犧牲任何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我們即可創造更多的收入，這些收入足以削減政府債務，讓很多年久失修的公共設施煥然一新。
當然，這樣的斷言有點貿然。不過，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它完全符合絕大多數人認可的邏輯和依據。對於任何一個社會，只要能更清楚地認識各種侵害他人利益的行為，並以更智慧的手段加以制約，就會有大把的鈔票隨之而來。
本文摘自《達爾文經濟學》
《達爾文經濟學》描述經濟社會中的競争遠比斯密更為透徹與準確，同時其結果影響深遠。如果你認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裡，而不是生活在達爾文的世界裡，這是很危險的，因為這將讓你無法意識到：競争有時只會讓事情像“軍備競賽”一樣越來越糟糕，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