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般認為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指的就是為了賺錢而買賣商品和勞務。但是經濟活動絕非人類生活的唯一領域，無數個人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相互協作，這種協作的無意識的結果，便是在人類生活中建立起錯綜複雜的結構。
語言便是一例，它是一種不斷發展變化的複雜結構。語言有明確的規則，然而卻沒有一個中央機構對其進行規劃。誰都無法決定哪些詞匯應該進入語言當中，語法規則應該是什麼樣的，哪些是形容詞，哪些是名詞。法蘭西學院確實試圖控制法語的發展變化，但這一做法也是後來才發展起來的；在法語早已成為一種結構複雜的語言之後，該學院才成立，而且它也主要是對法語所發生的變化表示認可，卻無法對其進行控制。其他語言很少有類似的機構。
語言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在很大程度上，語言的發展和經濟秩序的發展模式是一樣的，經濟秩序是從無數個人經由市場的自願相互作用中發展起來的，同樣，語言就是從無數個人交換思想和信息當中，或者幹脆就是從閑聊當中發展起來的。在這一過程中，某個詞匯被賦予某種義項，隨著需要的發展，不斷加入新的詞匯；語法逐漸發展起來，之後被人們整理編纂為語言規則。想要相互交流的兩個人會發現，如果他們對詞匯的含義有一致的理解，那麼彼此交流起來就會很方便，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這種一致的理解有助於交流，那麼這些詞匯的用法就會傳播開來，隨後就被收入字典當中。在這一過程中根本沒有任何強制，也不存在一個有權發號施令的中央計劃者，盡管近來政府的學校教育體系對語言的規範使用開始發揮重要的作用。
這方面的另一個例子是科學知識。諸如物理學、化學、氣象學、哲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之類，各種學科的結構並非某個人精心決策的產物。科學知識是“長成的”，而不是“造出來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學者們感到這樣很方便；它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不同的需要發展變化。
任何學科的成長都與經濟中市場的成長極其相似。學者們相互合作，是因為他們發現這樣對雙方都有好處。如果發現其他人工作中的某些内容對自己有用，他們就會接受；他們通過口頭交流，相互傳閱未經發表的論文，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或者出版學術著作等方式來交換各自在學術上的發現。學術上的合作是世界範圍的，正如經濟市場中的合作一樣。在學術研究上希望得到同行們的認可和敬重，就好比在經濟市場上希望獲得金錢報酬一樣。學者們渴望贏得他人的尊重，渴望自己的工作得到同行們的認可，這就促使他們沿著科學上有效率的方向來從事學術研究。學者們在他人工作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由此整體便大於部分之和。正如汽車是商品自由市場的產物一樣，現代物理學是思想觀念自由市場的產物。特別是近來一段時期，和語言遭遇的境遇一樣，科學知識的發展再次受到政府介入的影響，政府的介入既影響了可資利用的學術資源，也影響了所需要的知識門類。不過目前政府在這方面的作用還是次要的。實際上，這種情形具有諷刺意義的一點是，很多學者清醒地意識到了中央政府對科學知識的規劃給科學進步帶來的危險，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首先來自上級部門的指示，而不是來自科學家們自發的研究和探索帶來的危險，而這些學者，正是強烈主張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中央計劃的。
一個社會的各種價值觀念、文化、社會習俗等，都是以同樣的方式發展起來的，都是通過自願的交換和自發的協作成長起來的，都是通過試錯過程及接納和拒絕的過程演化而來的複雜的結構體系。沒有哪位君主曾頒佈谕令，要求加爾各答的居民所欣賞的音樂類型應當和維也納居民所欣賞的有根本區別。各種各樣的音樂文化以一種類似於生物演化的社會演化方式發展起來，並沒有誰對其發展進行“計劃”。當然，個別君主甚至某些民選政府確曾像一些有錢人那樣對某個音樂家進行贊助，或對某種音樂加以倡導，以此來影響音樂的社會演化過程。
無論是語言、科學發現、音樂形式，還是經濟體制，這些複雜的結構都是經由自願的交換和自發的協作產生的，並且都以各自的方式發展變化，在不同的情形下，它們可以採取不同的表現形式。自願交換在某些方面可以產生一致性，同時在其他方面則產生多樣性。這種演化是一個微妙的過程，對其大概的運行規律我們很容易把握，但其中詳細的結果卻鮮有人能夠預知。
上面這些例子不僅表明自願交換是廣泛存在的，而且還表明“私利”這個概念的含義也應當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理解。狹隘地專註於經濟市場，導致了對私利一詞狹隘的理解，即理解成缺乏遠見的自私自利，僅僅關註直接的物質回報。經濟學也受到了批判，因為它聲稱僅從一個“經濟人”的概念出發，便可得出一長串結論，而“經濟人”比一台計算機強不了多少，僅對金錢的刺激才有反?。但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私利並不是目光短淺的自私，凡是人們感興趣的，凡是人們所珍愛的，凡是人們所追求的，都是私利。科學家希望自己在學科中的前沿領域取得進展，傳教士希望將異教徒轉化為虔誠的皈依者，慈善家希望能給需要幫助的人帶來舒適的生活，他們都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以他們自身的價值觀來判斷，他們認為這就是其利益所在。
本文摘自《自由選擇（珍藏版）》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其思想淵源有二：一是我們早些時候，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二是與本書同名的電視系列片《自由選擇》。同名電視系列片所讨論的問題與本書完全相同（最後一章除外）……但是，由於節目時間所限，書中探讨的許多内容在電視節目中只能删掉或點到為止。因此，書中的内容系統性更強，也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