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畢業的時候，改革開放的春風已經從城市吹到農村，當時的社會，工作機會變多了，人們的消費理念也在悄然發生變化。當時正處在商品奇缺的階段，幾乎販賣任何商品都能賺錢，如今很多的知名企業家，都是從那會兒的擺地攤、販小貨開始的。而我，一個剛剛從學校走出來的“毛頭小夥”，在父親的熏陶下，在自己“商業理想”的引領下，也成了“小販大軍”的一員，開始了我至今都歷歷在目的“商業旅程”。
初中畢業後，我就騎著自行車，和父親的兩個朋友，三個人一起出去做收購銀器的生意。當時，父親還不放心我一個人出去，一方面怕我涉世未深被人哄騙，另一方面也擔心我的人身安全，所以和兩個朋友商量了帶我一起出去，這樣好有個照應，也希望我多向長輩們學點東西。
但收銀器的事情，雖說是兩個長輩帶我出去的，實際效果卻是我做得更好一些。每次出去，似乎我的收獲要比他們多一些，收到的銀器質量也要比他們好一些。這可能是我家裡原本就是做金銀器生意的，我跟著父親學習摸索，有了一點基礎；第二我肯吃苦，他們跑10公裡，我願意跑20公裡，他們拜訪100戶人家，我願意拜訪200戶人家；還有我的膽子比較大，主見也比較大，自己心裡確定了，就敢盡快做主把生意做成；另外就是我比較用心，和別人談生意講策略，人多的時候，我就先發一圈煙，然後再和賣家談價格，這樣生意容易談成，人容易站在我這一邊，幫我說好話，哪怕不說壞話也好，不然人多嘴雜，說什麼的都有，一句不好的話我的生意可能就吹了。
收銀器的一年時間裡，我騎著自行車幾乎走遍了週邊的鄉鎮，也去過曲阜、臨沂等地。剛好那個年紀是長身體的時候，經常騎自行車幾個小時也算是鍛煉了，這也為我雖然不算高大卻比較健康的身體打下了基礎。
我記得在山東曲阜收到過一個德國老懷表，這塊表有個銀鍊子，表的裡外也有銀，德國貨的質量就是好，我估計那東西有年頭了，還在正常走字，當時我一眼就看上了，摸在手上就知道是真的，就和賣家談價錢，最後幾塊錢就買進了，賣出的時候賺了不少錢。
我還記得當時賣過手镯，是銅鍍銀的，很受農村婦人的歡迎。
關於買賣金銀器，還有一件說得上危險的事情。
由於各地白銀的價格不同，就產生了很大的盈利空間，記得當時在山東收銀幣是5元一個，而拿到福建福州去賣給當地的銀販子則是10元一個（福州的銀販子再賣出去則更貴），整整一倍的利潤，這是巨大的盈利，雖然當時國家不讓跨區域賣，但面對如此之大的利潤誘惑，還是有人願意冒險的。當時，有些販賣銀器的人一次性在山東收2000元，然後去福州賣，一個來回就能賺2000，我感覺這2000元（1980年前後）比現在的20萬還值錢。
當時，我父親和他的合夥人就做過把銀器從山東販賣到福州的買賣。他們把銀器貼身纏好，再穿上衣服。從山東坐火車到福州下車，和那裡的銀販子接頭。如果成功了，就賺一大筆，如果被公安抓住了，則虧一大筆。福州的公安抓得比較嚴，在火車站看誰眼神不對，看誰閃躲，就查誰。據說當時福州火車站有個“楊‘鷹眼’”，一抓一個準，一般人逃不過他的眼睛。我父親沒有被抓過，可他的合夥人被抓過一次，虧了錢，所以後來他們就不敢去了。
我當時還在上學，沒有參與，但聽我父親說起的時候，我就說，“既然福州下火車可能被抓，那就不要從福州下，先坐大巴到江蘇徐州，轉小巴到南京，再坐大巴到溫州，再轉車到福州週邊的汽車站，然後下車騎自行車到福州，這樣就不會被公安抓到了，即使公安查，拿出車票給他看，也看不出是從山東過來的。”不過我父親因為虧了一次，就沒有再參與了。
本文摘自《一個農民的億萬傳奇》
“市場運動遵循天道規律，價格趨勢源於供求動力”，這是傅海棠先生做期貨的核心觀點和具體操作的指導依據。這明顯高於目前期貨市場絕大部分的交易哲學、投資理論和操作方法。
傅海棠先生的人生故事，還有著很強的激勵意義，不單是對六七億農民，對所有進行投資和想要進行投資的人，甚至對所有奮鬥中的人，都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激勵意義。
他的操盤方法、投資邏輯、經濟思考也很有價值，體現了他的獨到思想、實幹精神和講究實效的出發點，不愧於他“農民哲學家”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