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比較
當我們放眼世界時，美國不僅有著發達工業化國家中最高程度的不平等，而且其不平等程度相對於其他國家的不平等程度是絕對增長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就是發達工業化國家中最不平等的國家，迄今它一直保持著這一位置。92實際上，美國與其他許多國家的差距已經增大了：從20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法國、匈牙利和比利時的不平等沒有顯著增長，而土耳其和希臘的不平等事實上下降了。美國的不平等程度現在正接近於功能失調社會的程度，包括伊朗、牙買加、烏幹達以及菲律賓，這個“俱樂部”顯然不是我們想加入的。93
由於我們有這麼嚴重的不平等，而且它還在加劇，所以人均收入的變化不足以告訴我們太多關於普通美國人所經歷的。如果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的收入都上漲了，那麼美國的平均收入也就跟著上漲了。因此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中位數收入的變化，即社會中層家庭的收入變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收入近年來一直都沒上漲。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開發出一種對於“人類發展”的標準測量法，是把對收入、健康和教育的測量數據合計起來，然後校準它們以反映不平等。在進行校準之前，美國在2011年的排名相當好——第4名，排在挪威、澳大利亞和荷蘭三國之後。但是一旦根據不平等進行校準之後，美國就排在了第23名，落後於很多歐洲國家。這種考慮和不考慮不平等因素的排名差異之大名列發達工業化國家榜首。94所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排名都遠遠高於美國，這些國家都對自己的公民不但提供全民教育還提供全民醫療。對此，美國標準的口頭禅是資助這些福利所需的稅收會扼殺經濟增長。事實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比如，2000～2010年，高稅收的瑞典增長得遠遠快於美國（瑞典的平均增長率超過了美國的），前者是2.31%，後者是1.85%。95
正像這些國家中一個國家的前財政部長告訴我的，“我們的經濟增長如此之快、運行如此之好，全仗著我們有高額稅收”。當然，他這話並不是說稅收本身導致了高增長，而是因為稅收提供了公共支出（教育、技術和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公共支出是維持高增長的動力，這完全抵消了較高稅賦帶來的不良影響。
基尼系數
測量不平等的一種標準方法是基尼系數。假如收入是與人口成比例分享的——底層的10%群體大約得到收入的10%，底層的20%群體大約得到收入的20%，以此類推，那麼基尼系數就會是零。也就是沒有不平等。另一方面，假如所有的收入都集中到最上層的一個人手中，那麼基尼系數就會是1，在某種意義上達到了“完全”不平等。比較平等的社會的基尼系數是0.3或更低，這樣的社會包括瑞典、挪威和德國。96最不平等的社會的基尼系數是0.5或更高，這樣的社會包括非洲的一些國家（尤其是有著種族歧視史的南非）和拉美的一些國家（以其分裂甚至失調的社會和政體著稱）。97雖然美國尚未成為這種“精英”群體的一員，但是它已經踏上這條路了。1980年時美國的基尼系數剛剛觸及0.4，今天已達到0.47了。98根據聯合國的數據，美國比伊朗和土耳其還略微不平等，99比歐盟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更為不平等。100
在結束這種國際比較時讓我們再回到先前提及的一個話題：對於收入不平等的測量數據不能充分反映不平等的關鍵方面。實際上，美國的不平等也許比那些數字顯示的要嚴重得多。在其他發達工業化國家，老百姓不必擔心看病的費用，也不必擔心父母的醫療問題；在那些國家，享受體面的醫療被看成是一項基本人權。在那些國家，失業對人們來說也是件沉重的事兒，但至少政府還提供了比較好的安全網。沒有哪一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要為失去住房而擔心。對於身處社會中底層的美國人來說，經濟不安全已經成為殘酷的現實。這一點真實存在，這一點非常重要，但它沒有在統計數據中反映出來。如果把這一點也加入到統計數據中的話，那麼國際比較就會顯示出美國的情況更加糟糕。
結語
在危機爆發之前的年代裡，很多歐洲人都把美國當成榜樣，詢問如何能改革自身經濟使之像美國經濟一樣運行良好。歐洲當然也有自己的問題，問題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衆多國家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貨幣聯盟，但同時卻沒有制定必要的政治和制度安排以使之正常運轉，對此歐洲國家將要付出巨大代價。但是除了那一點以外，他們（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現在知道了，人均GDP不能充分表達社會中絕大多數公民的實際生活——並且從根本上講，也不能充分顯示經濟的實際運行情況。他們也曾被人均GDP數據誤導，認為美國做得好。今天就不再是那麼回事了。當然，那些透過表面看内裡的經濟學家們早在2008年就知道美國那種債務驅動的增長難以持續，並且即便當一切都看上去很好時，大多數美國人的收入和財富實際上在下降，雖然那些上層人?的巨額收益扭曲了整體情況。
一個經濟的成功與否只能通過一種方式評價，那就是看大多數公民的生活標準在持續的一段時間内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這種方式評價，美國的經濟運行得就不算好，而且持續了至少1/3世紀。盡管美國已經設法提高了人均GDP，1980～2010年提高了3/4，101但是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大多數全職男工的收入實際上卻下降了。對於這些工人而言，美國經濟沒能夠提高他們所期待的生活標準。這並不是因為美國經濟引擎失去了產出能力，而是因為美國經濟引擎的運行方式把經濟增長的收益給了社會上層越來越集中的一小夥人——甚至拿走了一些原本給予底層群體的福利。
本章闡釋了關於美國經濟的某些嚴酷和令人不舒服的事實：
（a）最近的美國收入增長主要出現在收入分配中頂層的1%群體。
（b）因此就出現了日益加劇的不平等。
（c）並且中底層群體今天的處境比21世紀初實際上是更差了。
（d）財富的不平等甚至大於收入的不平等。
（e）不平等不僅體現在收入上，還體現在其他反映生活標準的變量上，比如不安全和健康。
（f）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尤為艱難——經濟衰退使之雪上加霜。
（g）中產階級被挖空了。
（h）收入流動性小——把美國視為充滿機會的國度的想法是一個神話。
（i）美國的不平等多於任何其他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在糾正不平等方面也比其他國家做得少，於是不平等比其他許多國家都增長得多。
美國右翼人士會發現本章所描述的事實讓他們感到不太舒服，因為我們這裡的分析背離了右翼人士所希望宣傳的那些他們珍愛的神話：美國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度，大多數人都從市場經濟中受益，尤其是自裡根政府解除對經濟的管制和縮小政府規模以來。雖然右翼人士想否定這些事實，但是越來越多的數據讓他們無能為力。他們尤其無法否定的是社會底層和中層群體的人日子都過得很差，而上層群體卻攫取了國家收入中的一大塊——數量如此之大以至於留給其他人的就被減少了；他們也無法否定處於底層和中層的人想要擠進上層的機會大大小於那些處於上層的人繼續留在那裡的機會；他們更無法否定政府是能夠幫助改善貧困的——這方面對於老年人就做得特別有效。那意味著對包括社會福利計劃在内的政府計劃的削減極有可能增加貧困，除非這些計劃經過精心設計。
作為回應，右翼人士提出了四條反駁意見。
第一，任何年份中，總有人窮困潦倒，也總有人興旺發達，平等與否最重要的不是看一時，而是看一生。那些最低收入的人們大體上都可能會在後來的歲月裡獲得更高的收入，因此終生不平等的情況就不像那些數據描述的那樣不可改變了。經濟學家認真審視了終生收入的差異，令人遺憾的是，右翼人士的願望並不符合今天的現實：終生不平等是非常大的，幾乎和每一時點的收入差異一樣大，而且近年來增長很多。102
第二，右翼人士有時也聲稱美國的貧困不是真正的貧困，畢竟美國的窮人大多數都享受著其他國家的窮人得不到的生活便利設施，因此他們應該感恩生活在美國。他們有電視機、室内衛生設備、供暖（大多數時間）以及免費上學。但是正如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一個專門問題研究小組發現的，103人們不能忽視相對匮乏。美國城市的基本衛生標準使每個家庭都能享用室内衛生設備，廉價的中國產電視機意味著就連最窮的人家也買得起——實際上甚至在印度和中國的貧困鄉村一般也都有電視機了。在今天這個世界，擁有電視機已不再是什麼富裕的標志了，並且擁有電視機並不意味著人們不再面對極端的貧困，也不意味著他們開始實現美國夢了。104
右翼人士的第三點回應是對統計數據吹毛求疵。有些人會說通貨膨脹率被高估了，因此收入增長就被低估了。但是，如果真有高估或低估的話，我倒是懷疑統計數據其實低估了普通美國家庭所面臨的痛苦。當家庭成員出於“為了家人”的目的而延長工作時間以維持生活標準時，家庭生活質量經常受到影響。我們在本章的前面描述了美國社會中窮人和中產階級所共同面臨的越來越強烈的不安全感，這一點也沒有在收入統計中反映出來。因此極有可能的是，真實的不平等或許比測量收入不平等的顯示數據要大得多。實際上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當美國人口普查局最近又更仔細地查看了關於貧困的統計數據時，發現2010年美國的貧困率從15.2%上升到了16%。105
右翼人士的最後一點反駁是從經濟和道義上對不平等進行辯護，聲稱採取任何措施來改變不平等只會得不償失，那樣會弱化美國經濟，窮人就會跟著遭殃了。106就像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所說，不平等這種事情應該私下裡悄悄地讨論。107在這個充滿機會的國度裡，窮人們只能自己責怪自己。對這樣的看法，我們將以事實證明，我們不但不應該責備窮人的悲慘處境。而且上層人物所宣稱的他們是憑自己的本事掙錢的話並沒有多少讓人稱道的地方。我們將看到那1%的群體基本上不是那些憑借著對社會的巨大貢獻而獲取收入的，不是那些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的偉大思想家或者改變了我們經濟的偉大創新者。我們將解釋為什麼創造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能夠創造一個更?富有活力的經濟。
大衰退帶來的創傷（使多數人失去了工作和住房）已經引發了連鎖反應，受影響的不僅是那些有關的個人，而且還有作為整體的社會。我們現在看到，對多數美國人而言，甚至在危機爆發前，美國經濟的表現就沒達到它應有的水平。我們不能再忽視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它造成的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後果。但是如果我們要了解怎樣應對不平等，那我們必須先要了解產生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力量。
本文摘自《不平等的代價》
1%的少數群體雖然享受著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醫生、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樣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那就是意識到他們的命運是與那99%的大多數命運捆綁在一起的。縱觀歷史，這些1%的群體最終都會明白這一道理，只不過他們常常明白得太晚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通過走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與他們交流，發現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滿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很多方面都失敗了，並且二者都相當不公平。由此誕生出全球一個新趨勢——服務大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