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很多人，特別是農村的人，還不知道什麼叫“市場經濟”，不清楚什麼是“市場規律”，一般人總是跟不上市場的步伐。
我用心去觀察市場，發現了一個規律：在當年，某個農產品某一年種少了，產量下降很多，到了收獲季節以及之後的一段時間，價格會奇貴，然後下一年農戶們看到了“賺錢的方向”就都一哄而上種植該作物，一兩年内，這個農產品的價格又會快速下降，甚至到達奇賤的程度。
說實話，這樣的價格規律，對普通的農戶來說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他們往往辛辛苦苦兩三年，花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勞動，最終可能一無所獲，甚至還虧本。但對做“投資”、“投機”的人來說，則機會相對比較容易把握，有機可投。
當時的大蒜就是如此，如果大蒜特別便宜，種大蒜的農戶們連續種了兩年都賠錢，就會有不少人不種或者少種，也會疏於田間勞作和養護，那麼，下一年的大蒜必然大量減產，供應突然下降，而需求則沒有太多變化，價格就會大漲。而如果在大蒜特別便宜的時候，在一個合適的時點，買蒜種可以低於成本買到，種下後，到了豐收季節，大蒜的價格暴漲，又可以高價賣出，獲得很高的回報。
我發現了大蒜這個品種的特性，它是一個不穩定的品種。連很多行内人都不清楚這個特性，更不用說行外人了。主要原因除了上述的價格規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蒜不是最重要的農作物，即它不是口糧，而只是調味品。若是口糧，一方面每年的播種面積變化不會太大，第二方面國家的儲備比較多，第三方面國家對價格的幹預比較強硬，因此不容易暴漲暴跌。而大蒜只是調味品，播種面積由信息不完備、決策不理性的農戶們決定，國家儲備比較少，冷庫儲藏費用高，國家對價格的幹預比較少，因此它的價格波動幅度比一般的農產品要大得多、頻繁得多。另外，種植大蒜的用種量非常大，一畝地能生產2200-2500斤大蒜，但需要的蒜種高達400斤（相對來說，生產100斤小麥，用種量也就2斤），一旦行情來了，價格起來，農戶們擴種大蒜就要留或買大量的蒜種，這也是影響市場的能量，會對已經供不應求的大蒜市場形成進一步的推動力，價格因此會更高。反之，在價格便宜時，市場上的大蒜本來就多，供過於求，農戶們又沒有種植積極性，減少種植面積，本應該留下來的蒜種就不留了，這些蒜種又沖擊到市場，增加了市場的供應，價格就會低了再低。我記得當年，單單金鄉縣週邊，如果遇到擴種，一年光蒜種就需要20萬噸。這些因素導致了大蒜的價格經常忽高忽低，便宜的時候，雖然生產成本要1塊錢，但只賣2毛錢，而在貴的時候，生產成本也是1塊錢左右，卻能賣到5塊錢甚至更多。
曾經的期貨品種綠豆、紅小豆也有類似的特性，這類品種收獲的多少受天氣的影響較大，往往會有大小年。供應時多時少，而每年的需求則差不多（在生活中的用量小，消費者對其價格不敏感），導致價格大幅波動，這對農民的種植積極性影響大，從而進一步使得供應量變化多則更多、少則更少。一個品種，如果供應者對價格的敏感度高，而需求者對價格的敏感度低，就更容易形成暴漲暴跌的價格走勢。
1989年、1990年就是大蒜極其便宜的兩年，於是我在1990年認準機會種了大蒜，當時我買蒜種只要1毛8一斤，而大蒜的種植成本都要5-6毛，相當於我是低於成本價很多買了蒜種，真是有利的時候會大大的有利。這一年秋天，我種了2畝地大蒜。
我決定種大蒜的時候，親戚朋友們都勸我不要種，甚至有人說“你種大蒜，明年喝蒜湯去吧”，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連續虧了兩年了。紛紛減少種植面積，在他們的心理形成了“誰種大蒜誰虧錢”的觀念。甚至有人說“大蒜10塊一斤我也不種，看到大蒜就頭疼”。
沒有人想種大蒜了就對了，沒有一個人覺得大蒜能漲價，就對了，大家都覺得今年大蒜的價格還是會很低，就對了。農戶們這樣的心態必然會影響該年大蒜的產量，這非常有利於大蒜的上漲。當大家都轉到一個方向的時候，物極必反的時點就來了，這時也就是賺“大錢”的機會。（往往大多數人是錯的，最終，供求關系決定一切。）
1991年五一，蒜薹的上市價格比往年貴了幾倍，記得好像是從上一年的2毛漲到了當年的1塊左右，到了五月下旬，大蒜收獲的時候，產量明顯低於往年，價格就更貴了，後期最高漲到了1塊8左右。其實，蒜農、收購商、中間商、儲存商都兩年沒賺錢了，這次看到大蒜的利潤空間後，都有惜售情節，各個環節儲藏的大蒜也就多了。又到了國慶前後種大蒜的季節（大蒜的播種先於小麥幾天），看到種大蒜有利可圖，蒜種的需求又上來了，進一步推高了價格。
這一年，我種了兩畝地大蒜，賺了7000多元，對其他農戶來說簡直是“奇迹”。只可惜當時我只種了2畝，原本我想種更多的，?是本錢不夠，能讓我種的地也不多。
後來，1994年我又種了一次大蒜，大抵的賺錢效應和1991年也差不多。
本文摘自《一個農民的億萬傳奇》
“市場運動遵循天道規律，價格趨勢源於供求動力”，這是傅海棠先生做期貨的核心觀點和具體操作的指導依據。這明顯高於目前期貨市場絕大部分的交易哲學、投資理論和操作方法。
傅海棠先生的人生故事，還有著很強的激勵意義，不單是對六七億農民，對所有進行投資和想要進行投資的人，甚至對所有奮鬥中的人，都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激勵意義。
他的操盤方法、投資邏輯、經濟思考也很有價值，體現了他的獨到思想、實幹精神和講究實效的出發點，不愧於他“農民哲學家”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