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過互相詢問對方，哪一種會更容易被接受來達成共識。比如你可以問：你為什麼這麼說？有什麼證據嗎？我們還需要查看其他的標準嗎？我們如何達成一致？我們應當找誰來幫助我們推進工作進展，達成共識？諸如此類的問題。這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很有意思的。如果分歧是有關投資決策過程的，那麼三個首席投資官（戴利奧，同為信息總監的鮑勃R26;普林斯和格雷格R26;詹森）必須達成共識。大體上，我們總是可以達成一致的。如果我們不能達成一致，我們就什麼也不會改動。
這是不是意味著，你每次變動倉位的時候，所有關鍵人士都必須意見一致呢？
不是的。我們制定決策的過程是為了決定我們在市場中投資的標準。這些我稱之為原則的標準是系統化的。這些原則決定了在不同的環境下我們應當如何做。換句話說，我們的決策是決定我們投資的標準。我們不會為單獨的某一次投資做決策。
對於任意的交易策略，我們可以回顧它贏利的時點，損失的時點，並且發生贏利和損失時的環境。每種策略都有相應的歷史記錄，方便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並隨之添加到投資組合中。如果一種策略在實戰中的表現沒有預計的好，我們可以對它重新評估，如果我們依然認為這種策略很有價值，那就會去修正我們的系統。我們這樣做已經36年了。在這些年，我們不斷有新的認識，並且不斷地將這些想法添加到我們即成的認知系統中。
在過去的20年裡，你的最大回撤只有兩次大於12%，最糟糕的一次也只有20%。你在運用趨勢策略時是如何控制最大回撤的呢？
這要分兩部分。首先，就像我們剛才談到的，我們將風險分攤到多個獨立的資產，避免將投資組合集中於某一個資產。其次，我們在多期限和多情景下對投資策略進行壓力測試。
我認為那些實際最大回撤高於預期的人，從來都不真正明白他們的投資策略在不同的環境下是如何運作的。有很多從事多年交易的基金管理人這樣認為，我的歷史記錄很出色；這種投資策略是有效的。但他們不清楚他們的投資策略是如何在不同的環境下運作的。以基金經理最近的經驗為基礎的投資策略總有一天會失敗。
相對而言，我們對標準進行測試，以保證這些標準沒有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沒有時間的局限意味著可以在任何一段時間内適用，而沒有空間的局限意味著可以在任何一個國家適用。有的策略確實會在任何一段時間、任何一個國家都適用，而這類廣泛的跨越時間和地域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非常獨特的視角。舉個例子，要弄明白現在美國的零利率和減債環境，我們就要理解在這之前的很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比如20世紀30年代發生了什麼，以及其他國家的情況，比如經濟泡沫破裂之後的日本發生了什麼。減債和衰退是不同的。除了正在發生的減債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尚未發生過減債之類的事。
有針對每個持倉頭寸單獨的風險控制指標嗎？
有持倉倉位的限制標準，但沒有價格限制標準。我們不用止損命令。我們交易的市場大概有150個左右，這裡的市場，像其他單一市場一樣，將價差頭寸也作為獨立的市場對待。然而，在任意給定的時間，大約80%的風險由我們所持有的20個左右的重要倉位承擔，而這些倉位之間完全不相關。
當你的最大回撤十分巨大的時候，你會採取什麼特別的措施嗎？你會降低所暴露的頭寸嗎？
我認為在你虧損的時候減少頭寸是沒用的。我想再說的清楚一些。最關鍵的問題是虧損的頭寸所處的點位對接下來的價格趨勢是否有統計意義。結果是沒有。所以我不會僅僅因為虧損而調整倉位。
本文摘自《對沖基金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