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回過頭看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我們會看到中國人既缺乏實證精神，也缺乏形式邏輯。在中國大量的史料中，我們看到的記錄是，皇帝今天晚上寵幸了哪個妃子，我們看到的是韓信密謀政變，最後沒有成功。我們很少看到對世界的運行作出的有系統的測量、觀察和記錄。
中國的先秦時期也有很激烈的辯論，這種辯論也推動了邏輯的發展，其到達的高度中國人在後來再也沒有超越過，但是它跟古希臘的形式邏輯相比是不在一個量級上的。
在朱熹或是更晚的時代，知識分子都醉心於解讀古代的典籍。這種解讀首先沉迷於對定義的辯論。比如對《論語》的解讀，首先沉迷於這句話在字義上如何解讀、如何定義，而沒有嚴密的邏輯推演和合理預測。
舉例來說，康有為如何解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然之”呢？中國古代是沒有標點的，這句話在很長時間裡大家的解讀是一樣的，但是康有為提出了新的解讀，認為原意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然之”，意思是“如果老百姓答應，那就這麼辦，如果老百姓不答應，就跟他們講明白”。這個倒有點兒像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但是包括梁啟超在内，對這樣的解讀都非常地懷疑。
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中國人古代的治學方法：命題的本身沒有非常清晰的含義，命題的基礎沒有非常嚴密的定義，命題的展開過程沒有密實的邏輯，命題本身也沒有提出任何預測。有時候即使提出預測，人們也不用系統性的觀察去驗證這個預測。
例如，在中醫的著作中，關於生男生女在理論上是這樣解釋的：夫婦雙方如果在奇日行房，則生男；在偶日行房，則生女。這也是一個理論，這個理論作出了很重要的預測，但是你沒有看到哪個中國人去系統性地搜集事實來驗證這個理論。
中國人在漫長的文明史中既缺乏形式邏輯，也缺乏實證精神，所以中國自始至終科學很不昌明。
為什麼我們要從這麼遙遠的孔子時代講起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當代。即使是洋務運動和五四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的思想在中國開始廣泛的傳播，但是在骨子裡，中國學者，至少在社會科學領域，仍然非常深刻地缺乏實證精神，非常深刻地缺乏形式邏輯。餘緒所及，影響很廣。
本文摘自《經濟運行的邏輯》
在高善文眼中，經濟運行的邏輯是什麼？如何近距離觀察中國經濟？用什麼方法預判經濟前景？他分析中國資本市場的思路是什麼？
高善文入行以後，經歷了券商研究業務從乏人問津到門庭若市的海天變遷，目睹了市場從絕望到瘋狂的幾度輪回。在這些紛繁複雜的市場變化後面，他始終追求對中國經濟的獨特理解和統一的邏輯分析體系。
《經濟運行的邏輯》一書中，作者對通貨膨脹、經濟週期、產業週期、資產重估等問題都進行了自成一體的論述，與讀者分享他對中國經濟過去與未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