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勢：中國做對了什麼

　　毫無疑問，過去30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創造出舉世矚目的奇迹，主要是因為中國做對了很多事情。那麼，中國到底做對了哪些事情呢？

　　 首先，通過採取外向型經濟政策、設立經濟特區、人民幣大幅貶值、加入世貿等一系列日益深化的改革措施，中國得以建立起與國際經濟的緊密聯系，並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紅利。

　　中國對外貿易開始以遠高於全球水平的速度增長。以出口為例，從1998年至2011年的年均增速達到23%，幾乎每3年就翻一番。以中、日為核心的東亞一體化貿易圈得以成型，並整合進歐美主導的全球經濟商貿圈。

　　 伴隨著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大量流入，沿海省份成功建設起面向國際經濟的制造業產業鍊群，並通過產業升級換代、本地化、多元化、城市化、重工業化，將國際、國内生產率落差帶來的收益轉化為經濟租金。這方面，中國龐大的海外華僑、香港與台灣的特殊作用，都對中國大有助益。在工業化大潮裹挾之下，最多時候每年2000萬人的農村勞動力被整合進現代工業體系。中國強大的人力資本優勢得以發揮，既是出口工業呼嘯前行的動力，又是它的後果。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強化了人民幣低估地位，而後者又反過來強化了中國的出口競争力。這些因素令中國外向型經濟擴張暢行無阻。

　　 筆者的定量分析也充分支持上述定性分析。這一分析顯示，美國國際貿易逆差的變動方向對中國經濟運行具有重要影響。其運行機理體現為：當美國貿易逆差擴張的時候，向全球註入更多的流動性；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首當其沖，工業增加值增速開始提升，拆借利率降低，貸款利率與拆借利率之間的利率差也開始降低，帶動中國經濟走出上升波。相反，如果由於各種原因（如2009年美國金融危機帶動美國銀行業去槓桿化），美國貿易逆差大幅收窄時，以上流程逆轉，帶動中國經濟增速下滑。

　　 這表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中國經濟發展取決於中國通過國際貿易對發達經濟體已經存在的發展機會的引入速度與規模。這不僅在機理上如此，甚至在短期波動形態上亦如是。

　　中國做對的第二件事情，是對產權的保護日益明確，鼓勵了億萬民衆努力追尋與實現發展機會。

　　 這一變化，貫穿了從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到鼓勵資本市場發展的相關政策。歷史經驗是，凡是華人從政府手中贏得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個人經濟自由，他們的創業精神與實用理性態度，都可以鼓勵他們創造出巨大的個人財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發生的就是大體同樣的事。

　　 通過國際貿易超常規發展所引進的發展機會並沒有被浪費，而是被億萬民衆發揮充分的企業家精神，落實在各個層面。衆多的小企業被建立起來，無數人每時每刻都在試驗最好的發家致富路徑。沿海出口加工業的興旺作為一個重要源頭，其為其他行業提供的機會，例如國產化、服務業的發展、基礎設施建設、高科技企業孵化，等等，都被充分地追逐利用。

　　甚至是政府官員的腐敗都沒有徹底毀壞這一圖景：對於政府官員而言，拿錢辦事，並分享私人企業家投機成功的收益，比“殺雞取卵”式的豪奪，要更加符合其長遠利益。在某種程度上，地方政府以及各級官員對私人冒險所獲得的剩餘索取權的參與，起到了產權保護的作用，並令政府利益與商人利益一致化。這種保護固然天然地有利於強勢階層而沒有惠及全體民衆，但鑒於強勢階層擁有更多的發展機會以及實現發展機會的資源動員力，不公正的保護對經濟發展的損害被有限化。

　　 中國做對的第三件事情，是中國政府在克服發展機會外部性上發揮了積極作用。所謂外部性，也可以稱為溢出效應，指一個行為人（包括組織和個人）的行動使別的行為人受損（或受益），即行為人從事經濟活動時其成本與後果不完全由該行為人承擔。外部性可以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 ，如果別人受損，則是負外部性；反之，是正外部性。在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中，負的外部性是其中重要的力量。

　　 按照羅德裡克《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的論述，存在兩種類型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與協調外部性。這兩種外部性都導致發展機會的私人收益低於社會收益，以至於許多發展機會被浪費。例如，一條公路的開通會對該區域所有行業或個人有利，但鑒於公路收費的技術困難，公路投資可能不足；或者，如同羅德裡克舉例所言，雖然在台灣發展蘭花養殖業從整體上而言有利可圖，但單個農戶無力承擔全部信息與協調成本。此時，以增長為導向的政府的介入可以起到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例如，政府出資修建遺傳實驗室、檢疫設施、運輸與倉儲場所、展覽廳等，而農戶們得到勸誘，設立有利可圖的溫室經營蘭花種植業。

　　 從中央到地方，中國各級政府在過去30年來都具有強烈的增長導向。各類產業規劃與區域規劃有助於克服發展機會識別與實現過程?的信息外部性與協調外部性。即使項目本身難以做到有利可圖，只要該項目的社會收益有利於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政府可以從財政收入的大幅增加中獲得回報。

　　 這個過程當然也充滿失敗，但各地競争的結果是令成功的政策得以延續，而失敗的被淘汰。這個過程當然也充滿腐敗，但這屬於經濟租金被創造之後的再分配過程，而不涉及到發展機會之實現與否本身。前面分析的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四大循環（出口、城市化、投資與儲蓄），政府在這四大循環耦合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正是依靠政府介入的整體正面作用，提升了出口、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速度，推升了中國本來就居高不下的儲蓄率與投資率，“中國奇迹”橫空出世。

　　

本文摘自《中國經濟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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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走到今天，其賴以增長的結構基礎正在崩塌，而累積的風險正在逐漸發揮力量。未來數年内，經濟運行方式以及增長速度都將發生大幅變化。表面繁榮背後的大陷阱，中國是否能避過？ 　　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從三個方面解剖： 　　我們的經濟制度有什麼問題？ 　　我們的經濟政策犯下什麼錯誤？ 　　我們的外界環境出現了什麼變化？ 　　本書正是從這三個方面來展開論述。 　　《中國經濟下一步：繁榮還是陷阱——觀察中國經濟未來的15個維度》各章環環緊扣，邏輯嚴密，作者開發的定量反饋模型獨一無二，對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獨特的評判。 　　讀懂本書，你就讀懂了中國經濟！閱讀本書可以幫助非專業讀者對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所有問題有清晰的認識，助長讀者對經濟問題和現象的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