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超：中國現代經濟增長究竟有多快1

　　中國經濟趕超究竟有多麼偉大？要談論這一問題，我們必須依賴統計數據。不幸的是，人們對中國1952年之後的官方統計數據存在著普遍的質疑。由於數據的基礎重要性，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重點研究，例如香港理工大學教授伍曉鷹、已故經濟史大師麥迪遜等都匯集了詳細的資料。

　　 麥迪遜是荷蘭人，國際上享有盛譽的經濟史學家。他這輩子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為全球所有國家建立經濟數據檔案，尤其是各國的歷史經濟數據。這一工作極為重要，對經濟學家總結與研究歷史提供了基礎素材。他本來極有望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可惜還未等到就去世了。麥迪遜在其最新著作《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中，根據國民經濟賬戶體系（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原則對中國官方經濟數據重新進行了調整，並構建了自宋代以來的較為完整的經濟歷史數據系列。

　　 國民經濟賬戶體系中最主要的總量指標是GDP，它全面完整地反映了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初始流量；GDP被定義為 “作為衡量生產的總尺度，等於從事生產的所有常住機構單位的總增加值之和”。通俗地講，GDP衡量了一個國家一年中生產的所有產品與服務的價值，也就是一個國家當年經濟產出的規模。

　　 我們知道，正確地分析問題的前提是得到正確的數據。西方國家歷來十分重視統計，其統計數據繁複無邊，有些數據系列可以上溯到文藝複興時期。比較而言，我們現在可以得到的中國統計數據不僅數據系列稀少，每個數據系列的質量與穩定性均有較大改進空間。這既有先天不足之處，也有體系限制的因素。從中國現代統計歷史的角度看，1952年國家統計局成立，當時中國已經決定全面學習蘇聯經濟模式，所建立的統計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蘇聯物質產品核算體系（MPS）的翻版。這一體系與現代經濟運行方式格格不入，不承認市場經濟基本原則，與1980年之後的數據系列缺乏可比性。按照伍曉鷹教授在2002年一篇論文中的觀點，中國統計數據的錯漏在很大程度上被歸結於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在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之前，中國一直沿用蘇聯物質產品體系的國民經濟核算方法。這種方法高估了增長而低估了國民經濟實際規模。第二，中國的統計活動數度遭到破壞，統計局本身一度被解散，20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統計活動沒能夠正常運行。同時，統計數據具有一種拔高指標、迎合政府官員施政目標的内在傾向。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的統計體系得到系統改造，建立了現代規範的統計體系，實現了從MPS系統向SNA體系的逐步轉變，統計數據質量有了質的飛躍。即使如此，仍舊存在很多問題尚未解決。例如，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認為現行的官方統計體系中,產業部門分類和支出項目分類仍然過粗, 經常性的服務業統計調查制度欠缺,缺乏GDP的分季度生產核算和使用核算,價格指數資料存在缺口,未被觀測的經濟存在統計遺漏。

　　 這樣，我們目前可以得到的統計數據其質量並未得到學術界普遍接受。實際上，統計局自身也在不斷根據最新信息對歷史統計數據進行修正。例如，1993年經濟普查之後，1978年～1993年的數據被調整，1992年當年第三產業規模被調高了32%，GDP規模被調高了9.3%；2004年經濟普查之後，1993年～2004年數據被調整，2004年當年GDP規模被調高了16.8%。如此巨幅的調整暗示，以前的統計工作質量難以信任。

　　 更長時間即近代以及古代中國經濟規模的評估方面，麥迪森估計，公元1600年中國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9.12%，1820 年占32.19 %。按1990 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中國人均GDP 在公元元年和1000 年為450 美元，1300年～1820年為600美元。

　　 麥迪遜構建的經濟數據系列也存在瑕疵，同樣需要進行評判性吸收，下面我們描述我們進行的調整程序與得到的結果。

　　

本文摘自《中國經濟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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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走到今天，其賴以增長的結構基礎正在崩塌，而累積的風險正在逐漸發揮力量。未來數年内，經濟運行方式以及增長速度都將發生大幅變化。表面繁榮背後的大陷阱，中國是否能避過？ 　　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從三個方面解剖： 　　我們的經濟制度有什麼問題？ 　　我們的經濟政策犯下什麼錯誤？ 　　我們的外界環境出現了什麼變化？ 　　本書正是從這三個方面來展開論述。 　　《中國經濟下一步：繁榮還是陷阱——觀察中國經濟未來的15個維度》各章環環緊扣，邏輯嚴密，作者開發的定量反饋模型獨一無二，對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獨特的評判。 　　讀懂本書，你就讀懂了中國經濟！閱讀本書可以幫助非專業讀者對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所有問題有清晰的認識，助長讀者對經濟問題和現象的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