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明戈-卡瓦洛——又一位阿根廷救世主？

　　20世紀前期，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後來由於多年的政策失誤，阿根廷倒退到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1913~1990年間，阿根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均增長率只有0.6%。

　　 當多明戈·卡瓦洛（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擔任阿根廷的經濟部長後，情況有所改變。阿根廷實行了一系列旨在培育市場的經濟改革，包括建立貨幣發行局制度。這種管理體制能夠保證阿根廷實行固定匯率制——將阿根廷比索和美元的匯率固定在1∶1，因此有利於保持穩定的通貨膨脹率和利率水平。

　　 然而，有些時候，例如1994~1995年間墨西哥發生債務危機和貨幣貶值時，金融市場紛紛推測阿根廷將不再維持1比索兌換1美元的固定匯率制。由於通貨危機以及相關債務拖欠危機的加劇，阿根廷比索貶值的預期提高了利率水平，接著阿根廷經濟開始緊縮。盡管出現了以上這些困難，其中包括1995年墨西哥經濟危機引起的阿根廷經濟衰退。在卡瓦洛時期，阿根廷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仍為4.8%；1996年卡瓦洛被趕出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Menem）政府，這個時期就此結束。

　　 由於巴西是阿根廷最大的貿易伙伴，1999年初巴西的財政危機和貨幣貶值使阿根廷的經濟形勢雪上加霜。進口自巴西的商品和服務成本下降，迫使阿根廷比索相應地貶值。國際上，美元的堅挺也加劇了阿根廷比索貶值的壓力。因為比索與美元的匯率為1∶1，所以美元的堅挺使阿根廷的商品價格和工資水平高於其他國家的商品價格和工資水平。因此，阿根廷的出口商品不再具有競爭力，阿根廷吸引的外商投資也越來越少。市場運行的結果要求阿根廷的商品價格和工資下降，但是緊縮通貨需要花費時間，與此同時經濟也會趨向於緊縮。至少上述機制解釋了1998~2000年間阿根廷人均GDP下降3.2%的部分原因。

　　 2001年初，費爾南德·德拉魯阿（Fernando de la Rua）總統的經濟部長墨菲（Murphy）提出縮減公共支出的建議。這項建議是合理的，但是由於政治阻力而失敗，因此他未能使阿根廷恢復經濟增長。出於無奈，阿根廷總統只得求助於他的政治對手卡瓦洛，試圖讓他第二次拯救阿根廷的經濟。許多觀察家——包括我在內，最初都覺得此舉將有利於阿根廷經濟复蘇。然而，2001年已不是1991年，而且卡瓦洛的政策建議似乎仍然像10年前一樣註重信心的建立和市場導向，缺乏新意。

可以看出，2001年春天，卡瓦洛最初提出的方案是為了解決兩個問題：財政赤字規模和幣值的高估。考慮到墨菲可能曾在建議中過於坦率地提出縮減教育支出的想法而受到政治勢力的阻撓，所以卡瓦洛強調通過增加稅收消除財政赤字。稅收新計劃的主要措施是通過銀行體系對金融交易徵稅，但該措施存在的一個問題卻是：減少支出比徵收高額的稅收更能促進經濟增長。卡瓦洛許諾過最終將縮減支出，但是在這個最初的方案中並沒有明確提出縮減支出的方式。

　　 該措施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對金融交易徵收的新稅種不久就會產生嚴重的扭曲。然而，卡瓦洛希望能在短期內徵收大量的稅收，然後將這種稅制發展成為預扣稅制。另外一個問題是，阿根廷需要通過降低公司收入所得稅率來提高較低的投資水平。卡瓦洛承諾將減少公司方面的賦稅，但沒有說明具體措施。

　　 至於貨幣發行局制度,卡瓦洛在2001年春天提出的方案只是對其可兌換性進行了修改，並沒有廢除它，他盡量不通過大幅度提高消費品的進口關稅來實現貨幣貶值。後來他提出了一種複雜的措施：在對進口商品徵收關稅的同時對出口商品進行補貼，而且以一種難以理解的方式將關稅和補貼與歐元和美元的匯率聯繫起來。從根本意義上講，這些政策可以稱為靈活的保護主義方式。保護主義的不良後果人人皆知，宣告暫時徵收關稅本身也是不可靠的。

　　 補充說明一點，免去資本品的大部分關稅是非常重要的有利措施。另外一個有利因素是，新的進口稅結構使阿根廷與它的關稅同盟伙伴巴西分開。這種改變意味著阿根廷可以像智利一樣自由地與美國和其他國家進行談判以組建自由貿易區。在原先的制度安排下，由於所有關稅同盟的成員國對同盟以外的國家必須實行一個共同的關稅，阿根廷不得不遵守這個包括巴西在內的協定。從政治角度講，如果不包括巴西，阿根廷加入北美貿易協定（NAFTA）或其他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會更大。

　　 由於阿根廷實施了零財政赤字法，該法規承諾通過大幅度縮減公共支出以達到迅速消除財政赤字的目的，因此2001年8月阿根廷的財政狀況似乎有所好轉。零財政赤字法是一個非凡的政治成就，而且在當時看來，阿根廷不通過任何形式的債務拖欠或貨幣貶值來抵抗經濟危機的可能性也加大了。

　　 自從1991年實行經濟改革以來，阿根廷政府對公共部門的管理始終堅持兩個重要原則。第一是貨幣不貶值，這一原則被明確地寫進兌換法。兌換法建立了貨幣發行局制度，保持比索與美元的匯率固定不變。

　　 阿根廷政府很清楚貨幣發行局制度的缺點，它會使貨幣政策的實施失去外部紀律。由於缺乏這種外部紀律，阿根廷可能會像1991年以前那樣發生經常變動的高通貨膨脹。對通貨膨脹前景的認識加強了這種貨幣制度的可靠性，盡管事實證明僅靠這種認識是不夠的。

　　 政府的第二條原則是不拖欠債務。阿根廷政府認為，償還債券持有者的債務是一個有誠信的國家必須履行的義務。因此，就像讓阿根廷比索的持有者認為1比索值1美元一樣，阿根廷債券的持有者同樣有理由相信阿根廷政府將償還債務。由於這個原因，直到2001年末，阿根廷政府仍然不認為放棄歸還債務是解決財政問題的適當途徑。

　　 盡管阿根廷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不算太高，但是財政赤字問題還是引起了國際上的關註，國際社會普遍擔心阿根廷將違背其中一條原則，或者幹脆兩條原則都放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政府面臨的高利率使財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匯率保持不變，政府也有可能拖欠債務。為了消除國際社會的擔憂，也為了緩解財政壓力，卡瓦洛在2001年8月的零財政赤字法中寫入第三條原則：不借債。

　　 零財政赤字法規定，每個季度的政府支出不得超出預期的政府收入，某些政府支出甚至根據月度數據加以調整。這樣一來，政府不必從金融市場上借新債，只需要在已發行的債券到期時償還這部分債券即可。

　　 因此，計劃縮減支出的規模比2001年3月前經濟部長墨菲提議縮減的規模大得多。由於墨菲縮減支出的建議受到政治勢力的反對，他最終被政府辞退。盡管如此，在2001年8月卡瓦洛還是勸說各黨派接受一個改革力度更大的縮減支出計劃。更為引人註目的是，首先縮減的是最具政治敏銳性同時也是預算中最難控制的部分：工資和養老金。最近幾年隨著政府規模的盲目擴大，這部分支出也與日俱增，而且私人部門工資的降低顯得公共部門的工資比私人部門的工資高出許多。因此，這部分支出的縮減方式和規模具有重要意義。但令人驚訝的是，這個計劃竟然能夠取得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認可。

　　 應當承認，從某種意義上講，始終保持政府預算的平衡並不是理想的狀態。更為理想的情況應該是，政府在經濟衰退時借入債務（例如阿根廷目前的情況），而在經濟繁榮時償還債務。然而，2001年這種“平衡賦稅”的措施在阿根廷根本行不通。

　　 如果卡瓦洛在2001年3月接替墨菲時就實行新的預算平衡原則，情況也許會比現在好得多。那時大幅度縮減政府支出在政治上已經是可行的方案，然而卡瓦洛似乎低估了財政狀況的嚴峻性，盡管當時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已經顯示出這種嚴峻的形勢。

　　 兌換法中還有一個值得探讨的問題。2001年春天，卡瓦洛決定不再將美元作為比索的盯住貨幣，而是將由一半美元和一半歐元組成的一攬子貨幣作為比索的盯住貨幣。然而，只有在歐元和美元幣值相等時，這種提議才會真正起作用。“歐元和美元幣值相等”這段話使我迷惑不解，因為沒有人能夠準確地預測歐元和美元匯率的未來變化趨勢。從這個問題上，我發現由於阿根廷與歐盟之間的貿易額遠遠超過與美國之間的貿易額，把歐元作為一攬子貨幣中的一種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如果阿根廷從零開始建立貨幣發行局制度，那麼把一半美元和一半歐元組成的一攬子貨幣作為盯住貨幣要優於完全將美元作為盯住貨幣。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2001年阿根廷不是從零開始建立貨幣發行局制度的，20世紀90年代簡明扼要的兌換法也已經成為該國信用度不斷提高的重要支柱，而維護該國的信用要比獲得更好的一攬子貨幣更重要。事實上，卡瓦洛在實施平衡預算原則時已經認識到了這種利害關係。有時政策制定者為了維護國家的信用必須放棄本來非常可取的政策。例如，在經濟衰退時允許有預算赤字，或者把歐元作為一攬子貨幣中的一種。

　　 我認為，不應該改變一攬子貨幣的組成，而應該實現完全的美元化。也就是說，阿根廷可以完全使用美元作為流通貨幣，最好能在實現美元化的同時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並由於實現美元化的緣故得到美國的補償（也許會以美元钞票的形式提供）。當然，實施這些政策需要美國支援自由貿易和其他有效的經濟改革。在某種程度上，貿易的擴大將使美國獲益，不得不解決少量的國際金融危機也將使美國獲益。但是，目前還不確定美國是否願意向阿根廷提供援助。

　　 2001年9月以後，阿根廷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經濟迅速衰退的部分原因來自於“9·11”恐怖襲擊事件後世界經濟形勢的下降，還有部分原因來自於阿根廷的預算緊縮。結果是，政府收入減少的速度大於支出縮減的速度，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在卡瓦洛出台的最後一個官方法案中，他凍結了銀行存款，這無疑是經濟體制和法律體制濒臨崩潰的徵兆。此後不久，卡瓦洛和總統德拉魯阿就被迫辞職。

　　 2002年初，阿根廷不斷地更換臨時總統，經濟上也不再實行兌換法，不僅無法償還公共債務，還採取各種手段重新分配存款人、債權人和銀行所有者的財富，政府只?靠發行貨幣來平衡預算。於是，外國投資者紛紛收回投資，政府的工作重點則成為勸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給阿根廷更多的款項。花費10年時間建立起來的有效的政策體系和政府信用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化為烏有，政府不再保證貨幣、政府債券和存款的價值，產權已經取決於無能的政府官員們的奇怪想法。

　　 2002年初，我對阿根廷局勢最好的預測是：它正在向惡性通貨膨脹的方向發展，而且必將受到其他錯誤政策的危害。1991年前，這種情況曾經困擾過阿根廷，然而，如果一個有能力的政府願意實行明智的改革措施，那麼仍然存在扭轉目前局勢的可能。

　　 我的第一個建議是實現阿根廷經濟的完全美元化，其中包括使用美元作為阿根廷的流通貨幣。2002年，像貨幣發行局制度這種不起作用的制度或許已不能使阿根廷恢復信用，也不能提供一個重建穩定貨幣政策的規則。但是，既然比索已經貶值，在目前的市場匯率下實現美元化似乎比較可行——大約2比索兌換1美元——而不是試圖在1比索兌換1美元的匯率條件下實現美元化。貨幣貶值會使阿根廷的價格和工資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價格和工資有所下降。如此一來，完全美元化將會阻止阿根廷再次發生惡性通貨膨脹。

　　 阿根廷實行美元化需要得到美國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援助。最好的援助形式是提供美元钞票以保證阿根廷完全使用美元作為流通貨幣，援助的補充措施是推動美國和阿根廷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斷擴大的同時，其他國家也可以進入該協定，比如智利。

　　 阿根廷政府可以實行的國內政策還包括放開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相應地減少工會的權力；另外一個重要的政策是限制政府支出，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支出；最後一個政策是改革稅收體制，使之有利於促進投資。然而，我認為僅僅依靠改革稅收體制仍難以吸引外國投資，還需要做大量的相關工作。

本文摘自《不再神聖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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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是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J·巴羅，他認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不只限於應用在宏觀經濟問題和相關政策方面上，於是他將經濟學從聖壇上拉下，依據經典經濟學理論剖析了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現象及行為；許多經濟學神話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之下，被漸次剥去了神聖的外衣。書中既對社會、政治等問題進行了舉輕若重的分析，也運用市場經濟理念對宏觀經濟趨勢及相關經濟政策進行了鞭辟入里的闡述。正如評論者所言：羅伯特·巴羅改變了經濟學家思考問題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7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