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出的學者拉里-薩默斯

　　直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拉里·薩默斯一直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他通常同時主持多個意義重大的研究專案，這是常人難以做到的。1991年，薩默斯離開哈佛大學經濟系，擔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研究部部長。1992年比爾·克林頓當選為總統，薩默斯希望能夠被任命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然而，他沒有接到這項任命，傳聞說時任副總統阿爾·戈爾不同意任命薩默斯為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很顯然，戈爾不滿意薩默斯對於環境問題的一些不明智的看法——薩默斯在世界銀行工作時簽署的一份備忘錄體現了他的這種態度，盡管這份備忘錄不是由他起草的。這份備忘錄認為發達國家將廢料運往窮國，同時給予窮國大量貨幣作為補償的方式對雙方都有好處，這在經濟推理上毫無缺點。

　　 盡管戈爾阻止總統任命薩默斯為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卻與此背道而馳，具有極大的諷刺意味。第一件事是1993年薩默斯被任命為負責國際事務的財政部副部長。盡管那時財政部副部長的職位似乎沒有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職位更有吸引力，但是由於薩默斯的傑出業績，1999年他被提升為財政部部長。因此，戈爾在不經意間促成了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的事實——雖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具有更加敏銳的觀察力，但是他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經濟學教育。

　　 第二件關於戈爾的事發生在2001年薩默斯當選為哈佛大學校長時。當時戈爾也是校長的候選人之一，但是在選舉過程中落選了。實際上，可以引用2000年12月學術委員會主席盧卡斯·斯通（RobertStone）在《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上對戈爾的評論來評價這件事，他說：“我們會把他列入候選人名單，我們也會認真考慮是否任命他為校長。但是我十分懷疑他能否得到這項任命,他在學術界和知識界毫無影響力。”

　　 可以用薩默斯幾年前對我說過的一番話概括他對經濟政策的看法，他說：“如果我對經濟學的看法和你相同，我就得另謀職業。”他的意思是如果自由市場總是運行良好，政府不需要干預經濟，那麼他會覺得經濟學研究是一種乏味的職業。幸好，薩默斯一直認為政府的積極干預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對這一信念的信仰程度也在不斷減弱。

　　 他認為經濟政策和市場調節都很重要，而且自由市場常常不能保證達到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所以，薩默斯相信經濟政策是政策制定者影響個人選擇的有效方式，無論是利率政策、環境政策，還是工作和工資政策，都能影響個人選擇。他還認為金融市場特別容易出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噪聲交易、非理性繁榮和不時會破滅的經濟泡沫。因此，薩默斯支援政府對金融市場加大管制力度，在他離開財政部時他甚至一度贊成對證券營業額徵收高額稅。

　　 在財政方面，薩默斯屬於保守主義者，他贊成實行有利於增加國民儲蓄和提高生產效率的財政預算政策。於是，他支援保持財政預算平衡，建立社會保障計劃，肯定個人帳戶的重要作用（然而，在他擔任財政部部長時，他對個人帳戶的支援力度似乎有所減弱）。薩默斯——我不無遺憾地說——堅決反對共和黨派十分贊同的全面減稅措施。我認為他反對減稅的立場是錯誤的，在本書的其他部分我將闡述薩默斯反對減稅的原因。

　　 薩默斯贊成徵收資本稅。經濟學家將資本稅定義為對資本物品或其他由於以前做出的決定而生產的產品所徵收的稅。因為以前做出的決定不能被收回，所以此類稅收不會對經濟產生不良影響。因此，薩默斯傾向於實行投資稅收減免——對新生資本進行補貼，而不贊成降低公司稅率，原因是降低公司稅率的政策將導致對以前資本和新生資本的待遇相同。資本稅的問題在於，當公司和家庭預期到政府實行資本稅時，資本稅就會對經濟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可以用遺產稅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已故的人很難改變以前的決定以達到避稅的目的，但是當人們在活著的時候就知道了遺產稅，並相應地改變一生的儲蓄計劃和遺產計劃時，高遺產稅率就不起作用了（本書的第四部分將詳細讨論稅收問題）。

　　 作為一個政策制定者，薩默斯積極地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發行指數化證券和新美分，不干預聯邦儲備委員會實施貨幣政策。但是有一點讓人納悶：自從1995年薩默斯說明墨西哥擺脫債務危機開始，他一直對解決國際債務危機問題持贊成態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不合時宜地聯合起來共同解決國際債務危機問題；後來，東亞、俄羅斯、巴西和阿根廷相繼出現了經濟問題，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心甘情願地不再插手國際債務危機問題。我認為，薩默斯解決國際債務危機遠遠不如為拉丁美洲國家實行美元化提供暫時合理的援助重要。我的意思是，如果拉丁美洲完全實現美元化，它們就能免遭不久前經歷的外匯危機。

　　 現在薩默斯已經是哈佛大學的校長[ 拉里·薩默斯後於2006年2月宣佈辞職。——編者註]。哈佛大學的校長任命書上還有一條有趣的說明，就是校長必須同時擔任某個系的教授。於是，無需長時間的讨論或深思熟慮，經濟系就再次聘任他為經濟學教授。或許哪天我們能請他給學生們開設一門新課程。

　　 我不能肯定薩默斯會給哈佛大學帶來什麼樣的變化，但是我敢肯定他不但能為學校籌到大量的款項，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會做得很出色。這一切都令人振奮，我很高興我將在哈佛大學等待這一切的到來。我只是希望薩默斯不要讓我加入太多的學校委員會。

第8章 業餘經濟學家、搖滾歌星——博諾

　　 我的同事傑夫·薩克斯喜歡參與有趣的事情，但是1999年夏天當他的秘書打電話邀請我與他和搖滾組合U2的主唱博諾共進午餐時，我還是很吃驚。博諾希望和我讨論“Jubilee 2000”的活動，這場全球性的活動旨在取消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國際債務。我的第一反應是我應該拒絕與他們共進午餐，但是後來我決定與我的女兒莉薩讨論一下這件事，她對搖滾歌星們頗有研究。她說：“爸爸，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一件事。我最終還是要感謝作為著名經濟學家的父親給我帶來的額外收益。當然，你必須去。”由於我從不放過可以給孩子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機會，於是我接受了邀請。

　　 在共進午餐時，我跟他們說，我不可能成為“Jubilee 2000”的支援者，但是有些左翼的經濟學家可能會支援這個活動。博諾說這正是他想和我交談的理由，他想看一下能否勸說思想堅定的保守派經濟學家承認這場活動的正確性。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他對20世紀80年代的生存救助計劃等其他全球福利計劃一點兒都不感興趣，他只想推行債務減免，以此作為促進債務減免國實施正確經濟政策的途徑。他甚至說，債務減免是有條件的，條件是債務減免國承諾將減免的債務用於可監督的生產性投資。

　　 聽到搖滾歌星說出這樣的觀點令我十分震驚。然而，我還是理由充分地反驳道，債務減免國的承諾是無法兌現的，並且在促進貧窮國家經濟增長的政策中債務減免根本排不到前十位。運行良好的法制制度、市場的培育、對教育和健康的有效投資、宏觀經濟的穩定等措施更有利於促進窮國經濟增長。我提到了一句歌詞：“不付出代價就獲得財富”（來自“恐怖海峽”樂隊的一首歌曲），並說一個國家不付出任何代價而獲得資源的種種方式都可以用這句話進行概括。這些方式包括債務減免、拖欠債務、外國援助，甚至是接受諸如石油之類的自然資源的捐助等。所有接受免費資源的例子都表明這種方式對經濟增長是有害的。我還認為，一個國家如果獲得了按期還債和履行其他合同的好名聲，將有利於該國的經濟增長。

　　 博諾同意國家按期還債的重要性，特別是那些重要的商業合同引發的債務。但是，他和薩克斯一致認為，非洲和其他窮國的大部分債務來自於世界銀行、其他國際組織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債權國，正是由於這些組織和國家在這些窮國推行了那些考慮不週的方案，才造成它們負債累累。其中許多貸款是為了收買當權者，而當權者又將這部分資金轉化為個人所得。他們指出，債務國根本無法償還這些債務，而且過重的債務利息阻止了債務國在國際上獲得新的有效投資。博諾說，“Jubilee 2000”的根本思想是只進行一次這樣的債務減免，因此不會助長這些國家借了新債也不還的風氣（對此我有點擔心，因為聖經上說每隔50年就有一次大赦年）。

　　 薩克斯本能地比我更同情“Jubilee 2000”，因為他從來不認為拖欠債務對一個國家的名聲有多大損害。雖然他們未能說服我支援這項活動，但是薩克斯的一番話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我們不應該從借款人的角度評價債務減免，認為他們獲得了免費的資源，而是應該從貸款人的角度評價債務減免。應當要求貸款人列出在發放給第三世界國家的貸款中哪些真正具有市場價值，特別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應當這樣做。這種要求或許能促使國際組織未來根據經濟狀況發放貸款，並將款項貸給經濟運行良好的國家。

　　 午餐結束時，我仍然認為促進窮國經濟增長的前十項政策中不包括債務減免，但是我聽到的這些觀點比我預料的要好。因此，當時我很高興為“Jubilee 2000”拘謹地歡呼了兩聲。

　　 回想起來，兩聲歡呼也太多了。比爾·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曾經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難以理解的增長探索》（The Elusive Questfor Growth）中充分論述了窮國的高額外債並不是新出現的問題，而且債務減免措施既不是新舉措也不是有效解決問題的方式。他說：“窮國負有高額外債的問題不是一個新問題，它的歷史由來已久，從公元前4世紀希臘的兩個城市拖欠提洛神廟的債務，到1827年墨西哥獨立後拖欠第一筆對外借款，甚至到1997年海地的外債與出口的比例達到484%。”

　　 盡管債務拖欠問題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Jubilee 2000”的組織者們仍然認為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探索具有創新意義，並希望通過這次活動解決債務拖欠問題。然而，伊斯特利說：“只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Jubilee 2000’的組織者博諾、薩克斯和教皇沒有認識到債務減免並不是一個新政策……20多年來我們已經不斷地進行債務減免，但是卻沒有取得‘Jubilee 2000’承諾的結果。”然後，他闡述了歷史上債務減免國家在減免債務以後的主要反應：它們繼續借新債，大多數的新債被腐敗的政府用來投資於毫無獲利能力的專案。沒有證據表明，債務減免能說明窮國達到博諾和他的同伴們預期的目標。所以人們憑什麼希望新的債務減免措施會獲得更好的結果呢？

　　 盡管博諾的政策建議存在上述一些疑慮，但是1999年夏天我們共進午餐後的那段時期無疑是博諾在許多方面取得輝煌成功的階段。他發起的活動使他有機會接觸到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其中包括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和教皇（據說他還試戴過博諾那副人人皆知的太陽鏡）。博諾成功地說服了衆多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同意他的觀點，美國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就是其中一位，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經讨論過。更令人驚訝的是，博諾不但說服了自由主義者，而且還成功地說服了一些保守主義者，其中包括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JesseHelms）——2001年6月他在華盛頓設宴招待了博諾。遊說活動最終取得了輝煌的成就，2000年11月就簽署了減免43 500萬美元債務的協定。而且，盡管博諾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四處遊說政治家們上了，U2組合在經歷了90年代的創作枯竭期以後，又於2000年推出了十分畅銷的專輯《所有你無法抛棄的東西》（All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

　　 2001年6月，博諾的“崇高之旅”途經波士頓，他順便參加了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並發表了“畢業紀念日”演說（在這次典禮上他被授予2001級榮譽學員稱號）。此外，博諾、薩克斯和薩默斯都在慶祝肯尼迪政治學院國際發展中心第一屆畢業班的餐會上發表了演說，國際發展中心還授予博諾榮譽碩士學位。博諾感謝薩克斯在債務減免活動中一直大力支援他，同時感謝薩默斯改變了最初的想法並成為債務減免的支援者。在 “畢業紀念日”的演說中，博諾引用克林頓在2000年11月慶祝簽署債務減免協定演說中的一段話：“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薩默斯部長走上前來對我說，剛剛一個穿牛仔褲和T恤衫的小伙子來見我，他只有名字卻沒有姓，但是可以肯定這個小伙子相當聪明。你們知道他嗎？……因此博諾提高了包括拉里·薩默斯和傑西·赫爾姆斯在內的每一位美國政治家的文化意識，這也為美國的現代音樂欣賞帶來了一大好處。”博諾用這段話評價薩默斯，認為他受到了文化藝術上的挑戰。

　　 在肯尼迪政治學院的餐會上，博諾要求再次與我會談，這令我很吃驚，但我已經做好思想準備，知道借這次波士頓之旅的機會他將拜見各界名人。聽完精彩的演唱會，我發現連我也能夠從文化的角度充分欣賞這樣的演唱會了。之後我們在他的旅館套間中相聚。即使剛剛進行了3個小時的緊張演出，博諾還是馬上開始與我讨論他的新使命——阻止非洲的艾滋病蔓延。U2組合的領銜吉他手“刀刃”（TheEdge）與博諾一樣說話中肯、善於思考，他也參與了這一話題的讨論。

　　 博諾說，他想把發達國家對窮國的醫療救助和擴大國際貿易兩項政策結合在一起。此外，與上次我們談論債務減免問題一樣，他希望反對他這一想法的保守主義者能夠理解並支援他的想法（我的女兒莉薩和我一起參加了這次會談，她已經26歲了，但仍是U2組合的忠實歌迷。她後來說她簡直不能相信傑出的歌星博諾會像她的父親一樣。在她看來，我適合進行冷靜的思考，而博諾卻不適合）。

　　 在波士頓的讨論和後來的電子郵件中，我都承認非洲的艾滋病蔓延危害嚴重，但是我對博諾制定的計劃是否有效仍存有疑問。誠然，迫於國際壓力，大制藥公司願意以低成本生產並出售治療艾滋病的藥物。制藥公司的生產意願可能來自於各國的政策，諸如巴西等國家取消了治療艾滋病等疾病的藥物專利權，但這種政策實際上促使制藥公司相互盜用知識產權。姑且不評價這種政策是否道德，強行取消制藥業的盈利能力的做法根本行不通，因為只有追求利潤的公司才會去研制治療艾滋病的藥物或疫苗。巴西政府可能不會因為盜用藥品專利而受到懲罰（因為巴西只是世界藥品市場的一小部分），但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只有保證藥品發明者能夠獲得高額利潤，才能保證有更多更好的藥品不斷推陳出新。

　　 另一個問題是目前的艾滋病治療需要嚴格的日常護理，在低收入國家日常護理的有效性則難以得到保證。此外，部分治療會使病菌由於抵抗治療而擴大蔓延範圍，因此部分治療弊大於利。僅僅認識到這一點還不夠，人們必須認識到雖然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治療會延長患者的壽命，但由於治療艾滋病的藥物並不能治愈艾滋病，因此實際上這還會使艾滋病加劇蔓延。

　　 此外，我還提到了提供治療麻疹和瘧疾的醫療救助——事實上只需提供幹淨的飲用水或許會更有效。比起拯救艾滋病人的生命，拯救麻疹和瘧疾病人的生命所花費的費用要低得多。然而，為了肯定他們的想法具有積極的一面，我指出這種擴大國際貿易的想法是好的，將這種正統的經濟觀念與擴大醫療救助結合在一起的思想具有相當的政治敏銳性。

　　 因為我很尊敬博諾，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相信債務減免會促進經濟增長，對艾滋病的醫療救助會拯救非洲艾滋病人的生命；但是我對經濟學的理解和對經濟增長的研究卻讓我不能相信這一切。我在想，如果博諾運用他的遊說才能去推行真正有助於經濟發展的經典自由主義思想，將會出現怎樣的結果。我希望一個國家能夠擁有產權、法制、自由市場和小政府。如果這個國家還能對教育和健康進行投資，我會更加高興。當然這只是一個夢想。順便說一句，波士頓的演唱會的確很精彩。

本文摘自《不再神聖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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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是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J·巴羅，他認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不只限於應用在宏觀經濟問題和相關政策方面上，於是他將經濟學從聖壇上拉下，依據經典經濟學理論剖析了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現象及行為；許多經濟學神話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之下，被漸次剥去了神聖的外衣。書中既對社會、政治等問題進行了舉輕若重的分析，也運用市場經濟理念對宏觀經濟趨勢及相關經濟政策進行了鞭辟入里的闡述。正如評論者所言：羅伯特·巴羅改變了經濟學家思考問題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7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