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肯·加爾佈雷思與大衛·李嘉圖

　　1997年4月，我和哈佛大學的同事肯·加爾佈雷思及其當·斯密的專題讨論會。我的評論就從我與肯的第一次見面開始。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還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當時我是個彻頭彻尾的左派，我深信在解決任何社會問題的適當措施中都應該包括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預。因此，加爾佈雷思很自然地成為我的崇拜偶像。1964年他為支援林登·約翰遜競選總統到我們學校講演，這使我無比興奮。坦白地說，我現在已不能回憶出當時演講的具體細節，但我仍能記得那次演講令我很失望，特別是加爾佈雷思關於“大政府”的論證始終不能令人信服。這次演講無疑使我開始思考是否應該進行政府干預，並且我開始認識到市場調節的偉大作用。

　　 30多年以後，當我與加爾佈雷思談起那場演講時，他的反應竟出乎我的意料——他為那場拙劣的演講向我道歉。他說約翰遜發動了越南戰爭因而受到自由主義者的強烈譴責，因此他很後悔支援約翰遜競選總統。如果我是他，最令我遺憾的將會是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但是不知為什麼，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讨論期間我冒出了這樣的預言：如果重新舉行1964年的總統大選，肯和我都會投保守主義者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一票。但是加爾佈雷思有力地驳斥了我的觀點，而且聽衆們也都支援他的看法。

　　 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是美國政策受左翼思想影響最深的時期。從約翰遜執政開始我們就有了諸如醫療保險、醫療救助、公共住宅、食品券和教育資助之類的社會福利專案；尼克鬆執政後，我們又有了職業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環保局（EPA）、《濒危物種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而且社會保障受益範圍急劇擴大；政府還進行了價格管制，並制定了每小時55英里的駕駛時速。然而，這些政府行為都是不合理的，因此我認為比起“水門事件”來，尼克鬆更應當因其失誤的經濟政策而受到彈劾。

　　政府只有不斷地干預經濟以消除經濟週期、刺激長期經濟增長，才能出現經濟繁榮的局面，這是宏觀經濟領域中普遍被人接受的真理。我們知道，中央計劃和社會主義的相關政策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而備受稱贊，在一些非洲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如此。

　　如今，經濟形勢已經發生很大的改變，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已被看作是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這些國家正在向市場經濟制度轉軌，其中一部分國家取得了成功。目前人們一致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必須培育市場體系，保護產權，進行法治。這個真理不是從意識形態中得出的，而是從真實的數據中得出的。1960年以來，100多個國家的發展歷程表明，保持良好的法制環境、大力提高國內及國際市場的開放度、減少非生產性的政府支出，都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和投資增加。教育和健康的投資、低出生率和低通貨膨脹率也有利於經濟增長。事實上，世界經濟正在市場調節和中央計劃之間進行選擇，而且現在是市場調節——也就是亞當·斯密——贏了。

　　僅僅由於亞當·斯密對市場和有限政府的推崇，就應當受到贊美。但其思想的最傑出之處在於，他指出每個人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在“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下會達到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他在其著名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The Wealth ofNations）（以下簡稱《國富論》）一書中寫道：“由於他管理產業的目的在於使其生產物的價值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場合，就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情並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能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那些假裝為公衆謀取幸福而經營企業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這個觀點閃耀著智慧的光芒，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個觀點與《國富論》的其他觀點一樣都產生於作者無與倫比的深邃洞察力而並非來源於理論推導，人們不需要借助數學或其他工具就可以讀懂這些觀點。斯密主要運用“因此”進行推理，根本沒有用“如果”，也沒有在“如果”和“因此”之間進行連接。不過，這並不妨礙斯密得出正確的結論，也不能否定《國富論》是一部曠世巨著。但是常人甚至是經濟學家都很難運用該書的理論框架來評價經濟政策，也很難得出比斯密更好的答案。

　　斯密還特別強調了壟斷會導致定價過高和管理無效率的思想。例如，他說：“同行業的人很少聚集在一起，即使在一起消遣娛樂也是少有的，但是串謀以對付公衆或預謀提高價格的會談卻能把他們聯合起來。”他又進一步講道：“壟斷……是有效管理的大敵，在壟斷的情況下不能進行高效率的管理，只有在……普遍進行自由競爭的情況下才可以。”

　　出於這種考慮，人們可能認為斯密會支援反壟斷政策以促進市場發育。但是斯密還說過：“事實上，不可能使用任何有效執行的法律或符合自由和公正原則的法律來阻止同行業的人串謀。”他的思想與當今主張市場調節的經濟學家們關於實施反壟斷法的觀點相同——即反壟斷弊大於利。原因之一是政府經常屈從於要求管制的行業所提出的要求；原因之二是反壟斷措施經常用於懲罰成功的企業，特別是對一些成功的創新進行處罰。最後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反壟斷法案並不能發揮多大作用，原因是除非政府支援壟斷行為，否則壟斷是不會長久的。

　　與斯密尚不完善的理論相比，其思想的繼承者大衛·李嘉圖提出了能被證明、修改及應用的完整理論體系，這基本上是第一個宏觀的經濟學模型。盡管李嘉圖研究的領域沒有斯密那麼廣泛，思想也沒有斯密那樣具有創見性和洞察力，但他在理論表述方面更勝一籌。這就是李嘉圖的宏觀經濟學分析（例如公共債務的意義）比斯密的分析更加有條理、更加實用的原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嘉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證明了稅收和公共債務的等價關係。也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預算赤字的大小並不重要。一些經濟學家指出，因為李嘉圖對人們的行為是否符合理論假設的理性原則有疑問，所以他並不確定自己提出的這個結論是否準確無誤。有意思的是，盡管這個理論是李嘉圖獨創的，但關於人們行為的疑問卻與斯密《國富論》中的論述一字不差。既然這樣，我們可以把李嘉圖的理論缺陷和自我懷疑精神歸功於斯密，但不能把李嘉圖的思想歸功於斯密。

　　可以說，喬治·斯蒂格勒是亞當·斯密最忠誠的追隨者，我在下面一篇論文中將展開篇幅對他加以讨論。我對斯密的批評一定會引得斯蒂格勒大怒，他最不願意聽我說《國富論》是由成段的話組成的集合。我的這些想法讓斯蒂格勒感到惱火，因為他非常喜歡這一段段的語句。讓他最感自豪的回憶就是在一次拍賣會上，他只花幾百美元就買到了《國富論》的第一版（斯蒂格勒將這部著作放在一個木頭箱子里，並把箱子擺在家裡的地闆上，讓它看起來很不起眼，以免遭到偷竊）。

　　我不得不承認市場驗證了我對斯密和李嘉圖的比較。幾年前，《國富論》的第一版在倫敦市場上的售價超過了2萬英鎊，而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Taxation）的售價僅為6 500英鎊。更加令人困惑的是，託馬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沒有斯密和李嘉圖的著作那麼著名，但卻是最貴的經濟學著作，售價達3萬英鎊（當然，這種分析存在的問題是沒有將每本書的質量考慮在內）。

　　不管怎樣，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我在與肯·加爾佈雷思進行辯論時運用的是亞當·斯密的理論，很顯然我是斯密的忠誠追隨者。而且，我的目的是贊頌斯密和他的市場理論，而不是埋沒它們。

本文摘自《不再神聖的經濟學》

　　本書作者是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J·巴羅，他認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不只限於應用在宏觀經濟問題和相關政策方面上，於是他將經濟學從聖壇上拉下，依據經典經濟學理論剖析了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現象及行為；許多經濟學神話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之下，被漸次剥去了神聖的外衣。書中既對社會、政治等問題進行了舉輕若重的分析，也運用市場經濟理念對宏觀經濟趨勢及相關經濟政策進行了鞭辟入里的闡述。正如評論者所言：羅伯特·巴羅改變了經濟學家思考問題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7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