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和戰爭私人化

　　恐怖主義不是新事物，也非當今世界的唯一威脅。它是一種由來已久的沖突方式，通常被定義為：以平民及非戰鬥人員為對象，以散佈恐懼和恐吓為目的的蓄意攻擊行為。一個世紀前，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就已經對恐怖分子的精神世界做過一番令人難忘的描繪，因此到了20 世紀，人們對恐怖主義並不感到陌生。無論是土生土長，還是跨境蔓延，恐怖主義是中東、北愛爾蘭、西班牙、斯里蘭卡、克什米爾、南非和其他地方衆多沖突的主體。除了南極洲以外，恐怖主義現身各大洲，幾乎波及每個國家。2001 年的“9·11 ”恐怖襲擊事件是這一頑疾的急性大爆發。21 世紀，兩方面的因素發展使恐怖主義變得更加致命，更加難以掌控。

　　這些發展趨勢中，有些源自科學技術的進步。首先，當代文明的基本體系本身既複雜，又具有高度技術化的特性。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一個委員會曾經指出，市場力量和開放性相結合提高了諸如交通、信息、能源、醫療等關鍵系統的運行效率，但這種複雜和高效也導致部分系統變得更加脆弱，且易受攻擊。34

　　同時，科技進步還導致了“技術民主化”，這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變得尺寸更小、價格更低，使得更多個人和團體有能力獲取它們。舊時的炸彈和定時器體積笨重而且價格昂貴，如今的塑膠炸藥和數位定時器既輕巧又便宜。劫持一架飛機的成本比一張飛機票高不了多少。

　　此外，信息革命的成功為原本局限於各地、處於各國警力管轄之下的各類組織提供了廉價的通信和組織手段，使它們得以形成全球性的規模。30 年前，全球即時通信費用十分昂貴，只有那些擁有大額預算的大型機構才用得起，比如政府、跨國公司、羅馬天主教會等。如今，互聯網的出現讓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免費的全球通信服務。35 同樣，互聯網也降低了搜集信息的成本，以及為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進行各種聯絡的成本。

　　恐怖分子也需要依賴媒體和互聯網迅速向受衆傳遞信息——“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四處散佈的拉登電視採訪錄像即是例證。恐怖主義要奪取最後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軟實力，即其獲得大衆支援的能力和摧毀敵人戰鬥意志的能力。發展趨勢之二反映了恐怖組織在動機和組織結構方面的變化。20 世紀中葉的恐怖分子一般都有相對明確的政治目標，並輔以大規模的破壞行為作為手段。恐怖分子號稱其目標是讓人們目擊破壞，而不是殺死他們。這些人經常受到一些國家政府的支援和暗中控制，例如利比亞、叙利亞。20 世紀末，在某些宗教的非主流群體中滋生出一些激進組織。為數最多的是那些當年為抗擊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戰的伊斯蘭教青年男子。他們接受過多項技能培訓，許多人被以聖戰為宗教義務的激進組織招募。歷史學者沃爾特·拉克說過，“傳統的恐怖分子，不管其屬於左派、右派，還是民族分裂分子，對大規模的破壞活動都不是很有興趣……但後來，恐怖分子變得更加殘暴，而且不分青紅皂白。”36

　　如今，恐怖分子的行為動機已經發生了變化，從單纯的政治目的發展成獲取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不著邊際的回報。這種變化也使恐怖分子變得更加具有破壞性。所幸，與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同，伊斯蘭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僅限於伊斯蘭社會內部。但即便如此，這個群體內還是有超過10 億之衆的人口可供招募。另外，恐怖組織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例如，“基地”組織網羅了數千人，以鬆散的小團體形式分佈在大約60 個國家，其規模堪稱史無前例。相比以往那些等級森嚴的準軍事組織，如今即便是小規模網路組織，要想滲透其中難度也要比過去大得多。

　　技術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這兩種趨勢導致一系列新情況：恐怖主義越發具有致命性，管制恐怖主義的難度日益加大。鑒於“9·11 ”恐怖襲擊事件和“基地”組織規模的空前壯大，當前人們的關註焦點是與伊斯蘭極端分子相關的恐怖主義。但如果僅將註意力和應對措施集中在伊斯蘭恐怖分子身上，那也是錯誤的。那樣就會忽視技術民主化必然導致的其他廣泛影響，以及必須應對的更多挑戰。隨著技術進步，以往局限於政府和軍隊手中的殺傷能力流入了一些非正常組織和個人手中。每個大的群體中都會出現偏離正軌的人，還有些人則一心想搞破壞。值得一提的是，“9·11 ”恐怖襲擊事件前美國最大的一起恐怖活動正是由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狂熱的反政府分子蒂莫西·麥克維一手制造的。同樣，1995 年在日本東京地鐵站釋放沙林毒氣的奧姆真理教也和伊斯蘭教沒有任何瓜葛。即使當前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和以往的恐怖浪潮一樣具有時代性或者週期性，這個世界仍然需要面對由技術民主化帶來的普通威脅。恐怖活動的殺傷力正在逐步增強。20 世紀70 年代，慕尼黑奧運會惨案和意大利紅色旅制造的殺戮震驚世界，造成數十人死亡；80 年代，錫克族激進分子引爆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機?奪去300 多人的生命；2001 年的“9·11 ”恐怖襲擊事件則造成了數千人死亡——上述所有日漸升級的恐怖活動中，都沒有運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依照恐怖襲擊的這種致命性發展趨勢，未來數十年內一旦某些社會激進組織擁有了生化武器或核材料，那麼它們將有能力毀滅數百萬條生命。20 世紀，像希特勒這樣的病態者運用極權政府的國家機器殺死了大批人。而不幸的是，現在任何激進組織或個人根本不需要借助政府手段就能輕易殺死數百萬人。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戰爭私人化”，它反映了世界政治的戲劇性轉變。而且，恐怖主義的升級還會對城市文明產生深遠影響。如果下一次恐怖襲擊不再僅僅針對兩幢寫字樓，而是將目標直指曼哈頓金融區、倫敦市區、巴黎左岸，那麼人們還願不願意住在城市里，人們還有沒有能力保持文化制度呢？新型恐怖主義既不像20 世紀70 年代的愛爾蘭共和軍和巴斯克分離運動武裝“埃塔”，也不像意大利紅色旅，它們的弱點也不僅限於某個社會。因此，以“一切照舊”的態度來遏制當前的恐怖主義是遠遠不夠的。21 世紀，軍事力量仍在世界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其性質卻發生了變化。科技提高了恐怖分子獲取殺傷性武器的能力，還大大增強了他們的溝通能力——與其他法律管轄範圍內的恐怖分子交流，與全球範圍內的傾聽者交流。本書第三章中將談到，許多恐怖分子既有硬實力也有軟實力。2001 年“9·11 ”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政府將國家安全戰略轉移到反對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上，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佈什政府選擇的鬥爭方式過於註重硬實力，沒有動用足夠的軟實力，這也是一種錯誤，因為恐怖分子正是通過軟實力來獲取支援和新生力量的。

本文摘自《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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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談到亞洲軟實力時，奈認為，亞洲國家的悠久的歷史、傳統文化對其他國家來說形成了強大的軟實力，但從近代來看，亞洲國家明顯落後於西方國家，其軟實力也大大削弱。但亞洲的軟實力正在急劇上升，作者預計到2025年亞洲的軟實力就可以達到歷史的最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