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弗里德曼主義者

　　20世紀60年代，我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時認識了米頓·弗里德曼，當時他被認為是來自中西部地區的右爾翼主義者。大部分人嘲笑他對貨幣的看法，其“通貨膨脹在任何時候都是貨幣現象”的觀點也同樣受到嘲笑。然而，即使是消費的永久收入假說——這個論證嚴密的模型說明消費需求取決於家庭的長期預期收入——也受到了毫無道理的批評。

　　 弗里德曼對於公共政策的貢獻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表述得最為確切，但是由於人們的忽略而被遺忘。因此，我在讀博士時未能學習到弗里德曼具有預見性的思想，其中包括實行發放學校代金券、統一個人所得稅稅率、士兵全部自願入伍、通過實行負收入所得稅進行福利改革、社會保障私有化、實行浮動匯率等政策，也未能學到貨幣數量增長和平衡預算之間的規則。20世紀50年代，弗里德曼提出的思想在當時看來是比較激進的，但是他的許多思想如今已經成為主流政策得以實施，還有一些也已被列入議事日程。例如，士兵全部自願入伍的措施已經實行了許多年，已得收入抵減稅額也成為負收入所得稅的一種形式，統一稅率的個人所得稅可能會成為國會未來讨論的重要議題，華盛頓地區和其他一些州正在考慮推行學校代金券。目前對美國社會保障改革的讨論主要集中於個人帳戶的程度和範圍，而不是能否實行私有化。從現在開始，我們可能會遇到與社會保障私有化類似的讨論，即有關毒品合法性問題的讨論，這也是弗里德曼最近提出的政策建議之一。我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將會談及這一問題。

　　 1976年弗里德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只是經濟學界承認弗里德曼做出重大貢獻的一個方面。事實上，20世紀在政策影響方面，唯有凱恩斯可以與弗里德曼相媲美，但二者關於政府作用的觀點卻截然不同。凱恩斯之所以具有影響力，是因為他認為大蕭條起因於個人經濟的失靈，他主張政府應較多地干預經濟；與凱恩斯相反，弗里德曼則認為大蕭條是由於政府失靈，特別是貨幣政策失靈造成的。因此，大蕭條並沒有使弗里德曼成為大政府的支援者。此外，他還將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在防止通貨緊縮上的失敗經歷作為支援貨幣規則的依據。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保持低通貨膨脹率已成為中央銀行的主要任務，自由市場和產權保護也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政策——弗里德曼無疑成了這場思想較量的獲勝者。

　　 想了解弗里德曼思想的非經濟學專業人士最好讀一下他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和《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兩本著作。他的自傳《兩個幸運兒》（Two Lucky People）（由他和妻子羅斯合著，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記錄了他從非主流學者轉變為主流經濟學家的個人經歷。但是，我認為弗里德曼的影響主要來自於其思想的力量，而不是因為他直接參與了政策制定。事實上，弗里德曼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政府工作了一段時間，包括說明政府建立收入所得稅預扣制度。因此，在他的自傳中對學院派經濟學家提出了一條至關重要的建議，即“一定要在政府里工作幾年——但僅僅幾年就已經足夠了。如果你在政府工作超過兩三年，你就會深陷其中，不能再把精力集中到學術研究上”。我不同意弗里德曼的看法，我也只在這件事上與他的意見不同，我認為對於一個希望始終在學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學者，在政府工作兩三年也很長。

　　 弗里德曼認為向國會論證某項政策有效的做法也是無用的，他曾說過：“長期以來，我都覺得試圖向國會論證某項政策的有效性是在浪費時間……花相同的時間寫篇文章發表……或發表演說，在影響政策決策方面都要比向國會論證更為有效。”（“發表文章就是有效利用時間”的看法令我很興奮，因為我是《商業週刊》的長期撰稿人。）在1966~1984年弗里德曼為《新聞週刊》（Newsweek）撰稿期間，他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特別大。但是之後為了一些記者的利益，《新聞週刊》終止了他的撰稿工作——這也許是其職業生涯中最不明智的決定。

　　 弗里德曼沒有把在我看來他最好的那張照片收錄進自傳，我認為這是該自傳最大的遺憾。這張照片由芝加哥學派的喬治·斯蒂格勒拍攝，照片上的弗里德曼在駕車去芝加哥湖邊遊玩時被警察處以超速駕駛罰款，從這張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正在真誠地和地方當局合作。

米爾頓和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都是 “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創始人，這個社團是一個重要的自由主義者的國際組織。1974年當我還在芝加哥大學做米爾頓的學術助手時，我收到了來自“朝聖山學社”的邀請函，希望我出席他們在香港舉行的會議並發言。毫無疑問，我徵求了米爾頓的意見，詢問他我是否應該出席會議。出乎意料的是，他認為這個組織應該停止活動。他解釋說，二戰以後這個組織在促進小國與美國和其他大?的自由主義者進行思想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也認為1974年以來，關於自由主義的讨論可以通過許多途徑來進行，因此這個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此外，他覺得此類組織有永久存在的傾向，即使它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也不會自動解散。他甚至認為“朝聖山學社”應該主動宣佈該組織已經達到既定的宗旨，然後自行解散。

　　 遺憾的是，我聽從了米爾頓的建議，回絕了對方的邀請，沒有出席香港的會議。因此，多年來我都沒能與出席“朝聖山學社”會議中的其他傑出思想家進行交流。直到1992年，我第一次參加了該組織的會議，才得以和這些思想家相互切磋。

　　 令人欣慰的是，面對衆多左翼經濟學家和記者們的嘲諷，弗里德曼始終保持著良好的幽默感和自信心。多年前攻擊他的那些人，現在也在思想上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借用他對凱恩斯的著名評論——“現在我們都是弗里德曼主義者”。

本文摘自《不再神聖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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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是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J·巴羅，他認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不只限於應用在宏觀經濟問題和相關政策方面上，於是他將經濟學從聖壇上拉下，依據經典經濟學理論剖析了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現象及行為；許多經濟學神話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之下，被漸次剥去了神聖的外衣。書中既對社會、政治等問題進行了舉輕若重的分析，也運用市場經濟理念對宏觀經濟趨勢及相關經濟政策進行了鞭辟入里的闡述。正如評論者所言：羅伯特·巴羅改變了經濟學家思考問題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7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