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斯蒂格勒的智慧

　　1982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同年，喬治·斯蒂格勒獲得志趣相投的經濟學家在公衆面前替政府辯解一下。毫無疑問，為了保持政治上的獨立性，斯蒂格勒很快地提出當時的經濟低迷是經濟蕭條的表現。因此，他在其自傳《不受管制的經濟學家回憶錄》（Memoirs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中寫道，他“被人從歌舞表演時代的舞台上驅逐出來，而那個時代只適合存在於影視城里”。

　　 人們可能會稱贊斯蒂格勒的誠實，但是當時他們難以接受“1982年的經濟狀況類似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觀點，因為1982年失業率最高才達到11%，而大蕭條時代的失業率為25%。然而，1982年的經濟衰退確實相當嚴重，在這一點上，斯蒂格勒的看法是對的。

　　 1982年斯蒂格勒舉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新聞發佈會，這件事情提醒我們，斯蒂格勒和其他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一樣，是通過科研和發表文章兩個途徑來影響經濟學和經濟政策，而不是通過為政府出謀劃策或直接與公衆進行交流來施加影響的——尼克鬆總統曾經邀請斯蒂格勒擔任外貿顧問，但被他委婉地拒絕了。斯蒂格勒非常信奉凱恩斯關於經濟學家具有微妙影響的名言（摘自凱恩斯的《通論》）：“經濟學家的思想……無論正確與否，其實際產生的影響都遠遠超出想象……政治家們認為他們並不受知識界的影響，其實通常他們會受一些已故經濟學家思想的支配。野心勃勃的當權者聽取著同時代的人提出各種意見，卻在某些已故的拙劣學者的思想指導下制定政策。”總的來說，斯蒂格勒不在政府任職，卻能使他的學術文章影響政府決策，同時影響關於政府經濟職能的各種觀點。根據凱恩斯的思想，我敢肯定，斯蒂格勒對於政策和政治家的影響必然超出絕大多數在政府工作的經濟學家，盡管他們在政府工作了很長時間。

　　 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都是芝加哥學派的主要創始人。斯蒂格勒在他的回憶錄中記錄了為什麼弗里德曼來芝加哥是他的功勞：“1946年春天，我接到了芝加哥大學的聘請信，聘請我到他們學校擔任教授……於是我來到芝加哥大學，見到了校長……他告訴我因為我的研究實證性太強，所以不能聘我做教授……因此，教授職位被讓給了弗里德曼，而科爾韋爾校長和我則創辦了新芝加哥學派。”直到1958年斯蒂格勒才回到芝加哥（擔任職位更高的華爾格林經濟學教授），很早以前他在那里研讀理論家兼社會哲學家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的研究生課程。

　　 芝加哥學派的主要信條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市場都能夠運行良好，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該是有限的。第二個信條不但適用於狹義的經濟領域，而且對於各類廣泛的社會問題、對真實發生的現象都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這與加里·貝克爾強調的一樣（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將進行詳細論述）。

　　 斯蒂格勒對芝加哥學派的最突出貢獻是他對政府管制效應的實證研究，例如對電力使用和財政部門的研究。盡管斯蒂格勒早期著重於強調壟斷帶來的危害以及理論上反壟斷的好處——在這些方面他的觀點或多或少與亞當·斯密的思想比較相近，但後來他開始相信公司規模大並不一定是壞事，政府管制和反壟斷法的實施往往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他認為，政府經常會阻礙市場競爭，加劇無效率的發生，並被政治勢力較強的行業所牽制。

　　 政府管制的不良後果增加了斯蒂格勒的疑慮，他不斷地思考既然這樣，政府為什麼還要干預經濟。他提出，我們應該通過認真研究成功企業和失敗企業所帶來的相關政治影響來預測政府將來會做什麼，而不是預測政府應該做什麼。因此，如果受關稅保護的部門組成一個強有力的遊說團去說服政府，那麼關稅就會提高。這個道理同樣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政府機構會保護本來打算進行管制的部門，維護它們的壟斷利益。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相互影響正說明了這種分析的特點，而且這種分析已經對政治學家的研究方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由於20世紀60年代斯蒂格勒在信息經濟學領域做出的貢獻，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他闡述了市場中的價格擴散取決於尋找成本的理論，並運用這一理論框架解釋廣告、零售商及其他具有類似特徵的市場的作用。他認為通過觀察競爭者的價格來維持壟斷價格是很難做到的，他還證明了政府實行公開採購意味著政府將會支付高昂的價格。信息研究在產業組織理論、勞動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領域中開辟了許多當前重要的研究領域。

　　 斯蒂格勒的第一個研究領域是經濟思想史，而且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他不僅僅局限於描述經濟學理論的變化，更註重分析經濟學家的思想如何影響著未來經濟學家和評論家的工作。他還運用引證相關的數據，例如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鑒，來客觀地衡量這些研究成果對以後學術研究的影響。

　　 在之前描述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文?中，我曾提到1974年弗里德曼的一番話打消了我出席“朝聖山學社”會議的念頭，後來正是斯蒂格勒再次說服我參加這個組織。為了說明我加入這個組織，1990年他向該組織的委員會提出，我已經參加過他們舉辦的兩次會議，因為這是成為會員的必備條件。在斯蒂格勒的說明下，該組織委員會吸收我作為他們的成員。據我所知，我是唯一一名既不是該組織的創始人、以前也沒有參加過他們舉辦的會議而被吸收為會員的人（希望我的坦白不會導致被“朝聖山學社”開除）。

　　 斯蒂格勒一生成就卓越，直到80歲他的研究仍然碩果累累，這可能與他的興趣極為廣泛有關。人們認為他是一個具有大智慧的人——即使被他批評的人也這樣認為，他優美的文風也使廣大的讀者獲益匪淺。因此，用一個有關他的智慧小故事來結束這篇文章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當時斯蒂格勒正在積極籌備1992年8月在溫哥華召開的“朝聖山學社”大會。早先他就一直打算讓我當選為會員，因此他邀請我在溫哥華的會議上發言，但他告訴我這個組織只為與會者提供最便宜的交通方式。我知道斯蒂格勒從來不坐二等舱，於是我接受了他的邀請並說我會按照他的建議坐頭等舱去溫哥華。我的這點幽默比起斯蒂格勒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回答道：“你可以多花一些時間搭過路車去溫哥華。”

　　 1991年12月，在溫哥華會議舉行的前期，斯蒂格勒逝世了。我懷念他的經濟學思想，同樣，我也懷念他的智慧。

本文摘自《不再神聖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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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是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J·巴羅，他認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不只限於應用在宏觀經濟問題和相關政策方面上，於是他將經濟學從聖壇上拉下，依據經典經濟學理論剖析了各種社會、政治、經濟現象及行為；許多經濟學神話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之下，被漸次剥去了神聖的外衣。書中既對社會、政治等問題進行了舉輕若重的分析，也運用市場經濟理念對宏觀經濟趨勢及相關經濟政策進行了鞭辟入里的闡述。正如評論者所言：羅伯特·巴羅改變了經濟學家思考問題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7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