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進步的意義

　　一個人在生活中的選擇範圍，是由前面提到的許多因素共同決定的，其中最重要的社會因素，我以為就是由一個民族的全部歷史進程（包括各種“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所決定的社會環境和一個人在整個社會關係中所處的地位。“社會環境”在經濟學中也稱“制度環境”，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概念，包括許多因素，既包括法律、規章、政策等構成的正式的政治經濟制度，也包括社會上通行的或占統治地位的道德規範、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實際上，所謂制度、法規、政策等，在一定意義上，所起的就是為人們劃定選擇範圍的作用，規定你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能做怎樣的選擇、不能做怎樣的選擇。“制度”說，取消大學教育制度，你就失去了上大學這個選擇；“政策”說，不在應屆畢業生中招工，你就不再能當工人；“章程”說，“右派”的孩子不能參軍，於是你就不能當兵；“規定”說，土地必須都種糧食，於是沒了菜吃，等等。人的選擇範圍由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所決定，也就意味著，當社會環境即社會經濟體制、法規、政策等發生變化的時候，你的選擇範圍也就會發生相應的變化。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中，最突出的還不在於選擇如何受限制，而是一個人的選擇範圍如何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個人生活這個小“變數”，是怎樣由社會環境這個更大的“變數”所決定。也許是我們這一代人特別有幸（還是“不幸”？）生活在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在不知不覺當中，從自己經歷的生活、經歷的時代里，我確實相信了那個辯證法的最基本原理：一切都是可變的，一切都還會變；任何時候都不要相信一切都已“定型”了、不會再變了。它不一定總是往好了變，不出現“曲折”，更不一定按照我們自己的願望變，但它一定還是可變的，許多情況下是以出乎我們意料的方式變化的。往小了說，當初怎麼能想象我這樣“早年失學”的小學畢業生還能上大學、出國進修，當博士、研究員？往大了說，僅僅在幾年前，誰能想到柏林牆會被推倒、前蘇聯會解體？兩個超級大國的對抗，在當時看似乎是一個無解的難題，唯一的“解”似乎就是兩個核怪物你把我摧毀幾十次、我把你摧毀幾十次，當然還要“捎帶上”我們這個只能被摧毀一次的星球。但誰想得到，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個事情變得面目全非，蘇聯這麼一個“巨人”落到向西方要救濟的地步。我一生中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世事的“可變性”，是在“林彪事件”以後。記得那天是在山上伐木，一個好朋友趁著山林僻靜，身邊無人，悄悄地告訴我他得到小道訊息說團部正在傳達中央文件，說林彪出事了，他自己表示還無法相信。我倒是很快就信了。那時雖然才18歲，但由於早早地“關心國家大事”，早早地接受了“革命的急風暴雨的洗禮”，多少已有了一點“政治敏感性”，因此已經在此之前就註意到了批陳伯達時批到了林彪一貫挂在嘴上的“天才”一詞，還有“十一”沒有遊行，國慶活動中林彪沒有露面等。但我還是感到莫大的震驚。從“文化大革命”我接觸到“國家大事”開始，林彪就是“副主席”、“副統帥”，是寫進黨章的法定接班人，我們天天要祝他“永遠健康”，說完蛋這麼一下子就完蛋了，這世道在我的眼中從此也就大變了一個樣。

　　社會環境變化大，個人生活變化多，有一個好處，就是便於對生活的研究，便於對我們在生活中所面臨的決定我們命運的各種因素有更深入的理解。經濟學中曾發生過的一個爭論是，有人認為只有現代人才懂得進行“理性選擇”，而中世紀的人只會按“習慣”辦事。其實仔細想一下，一種“習慣”最初也是人們在一定條件下的一種選擇，只是到了後來，各種條件長期不變，人們沒有必要去改變最初的那種選擇，結果形成了“習慣”，甚至形成了按習慣辦事的習慣，形成了“積習難改”的麻煩。漫長的中世紀，生產力水平本來較低，人們在很多情況下都靠戰爭掠奪重新分配財富和經濟收入，循環往复的戰亂更阻礙了生產技術的發展和進步，結果生產條件長期不變，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所面臨的經濟社會條件幾乎沒有什麼差異，多數人自然沒有什麼重新進行選擇的必要，對他們來說，“最經濟”的辦法或“最優的選擇”其實就是按習慣辦事，按上一代人已經作出的選擇辦事，不必去費什麼力氣去作分析、比較、思考、選擇。而長此以往，人們“重新選擇”的能力自然也會衰退。而在現代經濟中，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產品花樣不斷翻新，逼得人們不斷地在新的條件下作出新的選擇；人們選擇的能力也越來越強，以選擇為主題的經濟學也才得以發展起來。而在一個變化大的時代，我們則正可以對生活中的“理性選擇”問題進行一番深入的研究，也較容易感受到新的選擇餘地的出現，對人們意味著什麼。

　　我們是在“文革”最激烈的日子里懂事成人、走入社會的。因此，從個人生活選擇的角度看，我們最初走入社會時所面臨的選擇範圍最窄，以後逐步有所加寬。因此，我們沒有像我們的前輩一樣經歷選擇範圍由寬變窄的過程，而主要經歷的是在“文革”結束後的這十幾年里，它如何一步一步地由窄變寬。最早是1977年“恢復高考”，使我們有了一個新的改變現狀的機會。記得我是在一個公社鑄鐵廠“體驗生活”（作為縣文化館的創作人員）的時候，從收音機里聽到“恢復高考”的訊息，當晚就趕回縣里與我哥哥和其他好朋友商量利用這個機會的可能性。我只有小學畢業的文化程度，雖然“文革”這些年沒少讀雜書，但從未學過數理化，考上大學的希望應該說比別人小得多，但有了這麼一個新的選擇機會，畢竟多了一種改變現狀的可能性。

本文摘自《經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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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中，作者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以最淺顯的經濟學理論提供了對許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讀，比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金錢與權力，怎樣看待能力與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與供給”的經濟學理論分析競爭與創新，在諸事不可兼得的“邊際條件”下，人們應該如何做出選擇。作者以經濟學中的“外部效應”解釋了我們所處的“競爭性社會”的規律；從“收益與成本”理論出發，論證了人，特別是年輕人，應該懷有對“成就”的偏好，不能過於“閑在”。通過閱讀本書，讀者會領悟到，我們在人生中可能面臨的種種選擇，都可以得到經濟學的分析和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