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騙與道德

　　“利他主義”的對立面其實還不是利己主義，而是“損人利己”，即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別人的幸福與這些人的幸福“負相關”的情況。經濟學最初只是假定人們是利己的，後來一方面有人論證出利己者也可以利他，另一方面有人則論證人們會“更壞”，不僅利己，而且一有機會還要坑蒙拐騙、損人利己，稱為經濟學意義上的“機會主義”。這應該說也是一種客觀存在。天下“君子”再多都不成問題，有一個“小人”就能攪混一鍋湯。所以，真正的問題還是在於怎麼來防範“小人”。

　　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年月，騙子似乎越來越多了。搭個野班子，刻上幾個“籌備中心”的圖章，上上下下全國各地能卷走幾十萬；把頭梳得溜光，一副金絲眼鏡，一只密碼提包，操上幾句“廣普話”，做港商狀，便能弄到上百萬的訂單貨款，然後逃之夭夭。小“託”小騙拖欠賴賬之類已多到報刊都不願再作報道的地步；假冒僞劣之多，以至要成立“打假辦公室”，還要來個“質量萬里行”；甚至連政府機構內部都是“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無怪乎那麼多人驚呼世風日下，有的甚至責怪搞市場經濟搞得人們道德淪喪。

　　其實如果我們承認人非聖賢，承認總會有些人要利用各種可能的機會和制度上的漏洞，用各種可能的辦法為自己謀取一份利益，就應該承認在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騙子”多了一些是十分自然、十分正常以至是十分可喜的現象。如果說“亂世出豪傑”的話，那我們可以說“改革出騙子”。原因並不複雜：改革是一種破舊立新的過程，舊的一套體制、規章以至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範、行為準則正在解體、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場經濟的規則與規範還沒有完全形成，還不完善，人們還不知道怎樣在新的體制下保護自己的利益、謹防坑蒙拐騙，經濟生活當中就難免出現一些“制度真空”，可供“小人”們鑽的空子也就會多起來。騙子多了，說明我們的改革正在深入進行，遍地鋪開。騙子的個數衡量著改革的深度與廣度。

　　信用、信譽、誠實、“保質保量”這些東西，不能僅當做一種“美德”來看，也得當做一種制度的“產品”來看待。經濟學可以完全不承認、不依賴什麼“為消費者負責”、“為他人著想”的美德，而只承認斤斤計較的利害得失。我們可以不去管古代的誠實與信用是怎麼形成的，在現代商品經濟中，信用不是因為其美好才被人們信奉，而只是因為它有用、有利，才被人們遵守。其基本邏輯無非是：你想騙我，我也想騙你；你想騙我時我便想方設法防你的騙，我想騙你時便要琢磨著如何讓防騙的你防不著我的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騙到最後大家一方面被騙得越來越聪明，另一方面也騙得累了，才發現其實誰都不是傻子，天生被騙而不會騙人；大家費了那麼多心思你騙我我騙你還不如誰都不騙更省事、更合算、更經濟一些（節省“交易成本”），於是大家偃旗息鼓，制定下一些共同防騙的規章制度以利於好好合作，人也顯得誠實、講信用、講道德了起來。

　　事物發展的這一邏輯，一方面表明在新型的商業道德確立之前，總難免有一個騙子泛濫的過程，另一方面也說明，有利於大家誠實合作的制度，往往正是在大家你騙我、我騙你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有騙人的，就有人要防騙，那防騙的過程，其實正是制度的形成過程。比如“合同”或“契約”就是為了防騙而產生的。最初大家可能都是君子口頭協議，後來有人事後不認賬，才發現得有“合同”這樣一種事前用文字寫下的制度。怎麼訂合同，也是騙出來的學問，一筆買賣里可供鑽的空子會有很多，一開始誰都不可能想得很全面，受了騙，吃一塹長一智，下次再訂合同就會完善一些，於是乎合同的文本也就越來越長，條款越來越多，越來越細。光有合同還不行，還得保證執行，不執行合同的人要是不受懲罰，合同不過是一紙空文，於是先是有了私人間的“械鬥”或“私設公堂”，然後有了“要債公司”（黑幫團伙有時也起這種作用），後來發現還是大家交點稅，搞些社會的、公共的機構比較便宜，也容易較為公正，於是“攢”出了政府、法庭、警察之類的玩意兒，私人合同中的一些條款，也變成了大家共有的法律中的一些內容，免得每次都要重寫一遍。仔細分析一下就不難發現，大大小小的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防騙而建立的。

　　我們的傳統體制，是靠垂直的管理與監督來維持的，與之相適應的，大家都形成了對上負責、對上級誠實就是對人民誠實的道德準則。體制改革，引入市場機制後，經濟主體多了，橫向的經濟往來多了，怎麼向“別人”誠實的問題便突出了起來。舊的規則和舊的道德已不再適用，新的還有待建立，於是出現了騙子增多、“三角債”難清，“欠賬的是爺爺，要賬的是孫子”之類的事情。所以問題不在於“道德淪喪”，而在於如何在新條件下重建“防騙體系”。在這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其首要職能要由原來的“發號施令”，轉變為“保護產權”，法律的設定和執法機構的加強，也要與此相適應。市場經濟搞起來了，政府的職能與之不相適應，出現“政府缺位”，其他一些東西就會來“補位”，像“要債公司”、“家族勢力”、“黑幫團伙”之類也會趁火打劫。“保護產權”一事不由政府當做“公共物品”來加以提供，就會有人來當做“私人物品”來加以提供，同時就難免產生出許多副產品。我們已經有了政府機器，最好還是靠轉變職能過渡到新體制，而不要再走一個漫長的重組過程。與此同時，各種民間的“防騙工事”，也需逐步建立、完善起來，像法律顧問、法律事務所、商業合同、“消費者協會”之類的機制，也起著防騙的重要作用。在我們的改革過程中，隨著騙子的增多，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民間機構的建設也在進行。我之所以對騙子增多這件事持樂觀態度，根本上還是因為相信防騙的新規則、新體制以及新型的商業道德，必將在大小騙局之中誕生。雖然有國外一些現成的規則可供參考借鑒，但有中國特色的騙子總得我們自己對付，所以新體制有賴於我們自己在與各色騙子的週旋中逐步形成、掌握和應用。我們誰都不是先知先覺，不受騙還不知防騙之重要，不受騙也就難以學會防騙，所以在一開始不可能把規則都搞得很完善、很精細，總要有一個過程。騙子一多，大家都引起重視，新規則才能普遍地形成；騙術越高明，規則才會定得越嚴密。你仔細觀察一下，現在的騙子們其實騙術還很簡單、原始，得手還太容易（體制的漏洞還太大、人們還太“傻”），所以從體制改革的全過程來說，我們還和騙子們一樣，都只是處在“初級階段”。

　　作為一個人，我相信人與人之間存在著許多美好的東西，有真切的愛心、善良的願望、溫暖的友情、誠實的信譽、“利他主義”，好人是多的，人間是暖的。但作為經濟學家，我寧可把人先假定為是“惡的”、“醜的”，無時無刻不想騙人的。我想這可能反倒有利於經濟制度的完善，經濟問題的解決。天下的事不怕多往壞處想，只怕只往好處想，一相情願地上當受騙。這種思維方式不是沒有壞處，因為為防小人所設的制度，有時會約束到了君子頭上，浪費了君子的時間，比如簽合同之類的事就是如此。但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是為了保障君子的利益。沒有有效的制度防小人，小人就會泛濫起來，直到最後不再有人去當君子。道德的淪喪，根本的原因不在於“教育”不夠，而在於制度不靈。也正因如此，我寧可相信制度，而不相信“人性中的美德”。

本文摘自《經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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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中，作者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以最淺顯的經濟學理論提供了對許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讀，比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金錢與權力，怎樣看待能力與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與供給”的經濟學理論分析競爭與創新，在諸事不可兼得的“邊際條件”下，人們應該如何做出選擇。作者以經濟學中的“外部效應”解釋了我們所處的“競爭性社會”的規律；從“收益與成本”理論出發，論證了人，特別是年輕人，應該懷有對“成就”的偏好，不能過於“閑在”。通過閱讀本書，讀者會領悟到，我們在人生中可能面臨的種種選擇，都可以得到經濟學的分析和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