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實力的角色變化

　　20 世紀科學技術的發展給實力資源帶來了新的擴展範圍。隨著核時代的到來，美國和蘇聯不僅擁有強大的工業力量，而且還擁有核武器和洲際導彈，由此開啟了超級大國時代。20 世紀末，美國在信息革命中佔據領先地位，並掀起了軍事領域的革命。美國利用信息技術制造精密武器、收集實時情報、拓寬偵查區域戰場。指揮和控制能力的提升，使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軍事超級大國。

　　但在20 世紀，科技進步也對軍事力量產生過負面影響。一方面，它使美國憑借難以匹敵的軍事實力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同時，它也提高了武力徵服的政治和社會成本。核武器作為一種威懾力量雖能被人們所接受，但它畢竟太可怕、太具破壞力，以至於它最終竟成了一個徒有一身肌肉卻沒有戰鬥能力的“花瓶肌肉男”。由於會造成巨大損失，核武器無法實際應用在戰爭中。從理論上說，人們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會動用核武器。27 因此，沒有核力量的越南戰勝了擁有核武器的美國；英國的核威懾沒能吓住無核的阿根廷，後者義無反顧地襲擊了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稱福克蘭群島）。

　　另外，現代化通信技術助長了民族主義的滋生和蔓延，在社交上獲得新生的人們變得越來越難以統治。19 世紀，英國人以僅占世界一小部分的人口統治著全球1/4 的領土。但隨著各地民族主義的高漲，殖民統治的代價日益高昂，大英帝國最終被拖垮。19 世紀和20 世紀，歐洲一些帝國對於殖民地人民實行的是直接統治，這種方式到了21 世紀就未免代價過高了點兒。

　　除了核技術和通信技術，大型民主國家內部的社會變化也推高了軍事打擊的成本。後工業時代的民主國家看重的是福祉，而非榮譽，更不喜歡高傷亡率。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不會動用武力。有時，即使明知打仗會造成傷亡，他們也會照打不誤——1991 年美國、英國、法國參與海灣戰爭，2003 年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例證。現代民主國家不崇尚武士道精神，這意味著動用武力前它們需要煞費苦心地從道義上找個理由以取得民意支援，除非這個國家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對於發達民主國家而言，雖然仍存在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但較之一個或半個世紀之前，這種可能性已經大大降低。28 最強大的幾個國家幾乎已經喪失了徵服的欲望。29

　　羅伯特·卡根曾經有句妙語：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水星。雖然這句話將美歐間的區別說得有點兒過於簡單，但卡根卻犀利地指出，在上述社會變化方面，歐洲比美國走得更超前。30 然而，無論是1999 年的科索沃戰爭，還是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歐洲人在其中都有份，由此看來歐洲人中確實有一部分是從火星來的，有些美國人則更鍾情於水星。但畢竟，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歐洲國家扛住了法德之間的三場戰火，最終成功地在這片土地上創造了一個和平的環境。正因如此，歐洲人更傾向於採用和平的手段解決爭端。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就連美國也不得不考慮動用武力會對經濟目標產生傷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幫日本重新構建了經濟。但即便如此，美國如今也無法通過武力威脅，迫使日本開放市場或者改變日圓價值。當然，美國更不會動用武力解決和加拿大、歐洲之間的爭議。與以前不同的是，武力不再是處理國家間關係的選項，和平之島已成為大多數現代自由民主國家間關係的寫照，而不僅僅為歐洲所特有。和平之島的說法證明，軟實力正變得日益重要，相似的民主國家間存在著平衡可接受行為的共同價值觀。這些民主國家在處理彼此間關係的時候，從其表現來看它們似乎都是來自水星的。

　　如今，即使那些很少受流行道德觀約束的非民主國家，也不得不考慮動武對經濟目標的影響。戰爭可能會使那些在全球化經濟中掌握大量資本的投資者們望而卻步。31 一個世紀前，用武力奪取他國領土相對容易，而與他國“發展複雜的經貿關係，謀求商業交換中的利益”則要困難得多。32 從當今的角度來看，很難想象日本竟然試圖憑借武力實現對鄰國的殖民統治，而且還成功了。正如蘭德公司的兩位分析人員所言，“在信息時代，‘合作’的優勢日益凸顯。一個社會在增強同伙伴、盟友的合作能力時，也會同時獲得直指對手的競爭優勢。”33

　　上述論證並不意味著，軍事力量在當前的國際政治中毫無作用。相反，信息革命尚未改變大部分世界，許多國家仍不受民主社會力量的制約。昔日的帝國垮台後留在身後的是失敗的國家和權力真空，那些地方至今內戰頻仍。更重要的是，技術民主化正導致戰爭的私人化。技術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對民主國家而言，技術進步和社會變化提高了戰爭成本；但同時，技術也把新的毀滅手段送到了極端組織和個人的手中。

本文摘自《軟實力》

---

　　在談到亞洲軟實力時，奈認為，亞洲國家的悠久的歷史、傳統文化對其他國家來說形成了強大的軟實力，但從近代來看，亞洲國家明顯落後於西方國家，其軟實力也大大削弱。但亞洲的軟實力正在急劇上升，作者預計到2025年亞洲的軟實力就可以達到歷史的最好水平。